一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强化了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作用。据布热津斯基说，“9·11”之后各国领袖鱼贯进白宫见布什的情景，简直像“觐见教皇”，因为所有国家都是恐怖攻击的潜在目标，都想找个依托，而“美国是唯一有实力采取全球行动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的反恐战略又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法国《解放报》8月21日社论指出，如果可以借反恐的名义为所欲为，那将是“国际秩序的倒退”，等于给“各种新殖民主义行为打开方便之门”，后果不堪设想。西欧与美国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大西洋从未像今天这样宽”

　　去年“9·11”事件的第二天，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发表了社长亲笔撰写的社论，它套用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边演讲中那句“我是一个柏林人”的名言，标题为《我们都是美国人》。一时间，“我们都是美国人”成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舆论的主调。然而今天，在美国舆论眼中，这家在欧洲颇有影响的报纸又成了“反美主义”的代言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一年来，美国同其传统盟友西欧之间的龌龊事明显增多，钢铁贸易战、农产品补贴纠纷、围绕《京都议定书》的分歧以及在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和死刑存废问题上的争吵等等。欧洲舆论忿忿地说，好像超级大国就可以不守规矩。不过，经贸争执是市场经济下竞争的正常现象，在美欧之间更是司空见惯，一般会在法治范围内达成妥协。问题是，如今双方在反恐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关系到战略问题，搞不好要伤害政治关系。事情正像法国报纸所形容的那样，“大西洋从未像今天这样宽”。

　　西欧和美国都反对恐怖主义，分歧在于策略的选择，目前集中反映在要不要攻打伊拉克。据认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有三：摧毁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障石油供应安全，保护以色列的生存。美国认为，伊拉克至少对其中两个目标构成了威胁，因此认定它是“邪恶轴心”国之一，推翻其现政权的决心已定，问题只是何时动手。而在西欧看来，攻打伊拉克缺乏充分理由，即使要打也必须取得联合国的授权，德国甚至说，即使有联合国授权，它也不会参战。英国首相布莱尔忧虑地指出，美国有些人根本不把欧洲放在眼里，而欧洲有些人则已经快要陷入反美主义了。目前西欧舆论的反对声浪极为高涨，以至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赖斯抱怨说，欧洲有些人似乎认为美国比那几个“邪恶轴心”国还叫人不安。

　　争吵还涉及到国际政治理念的层面。西欧批评美国划定三个“邪恶轴心”国是犯了“简单主义”的错误，以非此即彼的标准要别人在反恐斗争中站队是搞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它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解决国际纠纷应通过和平协商，“实力政策”是另一个时代的做法。美国有的学者则反唇相讥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搞的不就是“实力政策”吗？如今反对起“实力政策”来，恰恰是力量虚弱的反映，他甚至说欧洲又出现了“绥靖”思潮。关于“单边主义”，赖斯回敬道，美国一直跟盟国一道工作，卓有成效地促成了盟国和俄罗斯关系的改善，领导着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恐联盟，对于就任不足两年的布什总统来说，这是个不坏的成绩。

　　可是平心而论，如果从根本上就拒绝别人的主张，搞多边协商只是为了贯彻单边的意图、达到单边的目的，那就仍然是“单边主义”。美国一向为自己国内政治中有最好的“制衡机制”而骄傲，却在国际政治中我行我素，而且在最需要盟友的时候听不进盟友的意见，实为不智。

　　从根本上讲，欧美之间的争吵是双方利益不同的反映。另外，双方对恐怖主义的感受也不尽相同。“9·11”确实改变了美国，却还没有真的改变欧洲。美国一年来处于“战争状态”，而欧洲似乎还未感到有多么特别的威胁。策略上的分歧也确实反映了欧美实力的不同，强者本能地倾向于武力选择，弱者本能地倾向于政治解决，规律使然。目前，这场争吵尚无缓和的迹象。美国一再说，这场“反恐战争”不会随着阿富汗战事的结束而停止，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要持续多年。由此看来，现在的争吵大概还仅仅是开始。

　　不过，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之间哪一天不吵架？美欧之间的恩恩怨怨为全世界的传媒提供着取之不尽的鲜活材料。然而不应忘记，欧美同属一种文明，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早已形成“命运共同体”，这是基本的一面。但即使是盟国，国家利益不同也会产生矛盾。美欧历来各怀戒心。例如，美国口口声声说支持欧洲共同防务建设，可一旦欧洲真的做点事，美国马上就会指责欧洲有人“反美”；欧洲最担心美国的孤立主义抬头，而美国要是来点“世界主义”，欧洲立马又会百般挑剔。俄罗斯一位评论家的说法很有意思：“欧洲只是生气，嘟囔，表示不满。但美国人对这种嘟囔根本不屑一顾。”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争论有助于他们的决策趋向合理，少做蠢事，而且客观上形成的这种“黑脸红脸”又可以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多一些选择。强调和维护自身利益是民主制度的正常现象，也是各国国内政治的要求，争论的过程就是晓示民众、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过程。吵而不散正是美欧关系成熟的标志之一。

　　“地震般的历史性的变化”

　　在观察“9·11”以来的美欧关系时，还需注意到影响它的一个新因素，这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改善。

　　美俄关系迅速升温无疑是“9·11”事件以来大国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人们知道，“9·11”事件当天，第一个向布什总统打去电话的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新观察家》杂志后来进一步披露，事发当天，备感孤独和脆弱的布什接到普京的问候电话，普京在电话中特别说到，他已获悉美国军队刚刚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为避免出现任何紧张局势，他已命令俄罗斯军队保持低姿态。布什后来回忆说：“此时此刻，这对我清楚地意味着：冷战确实已经结束。”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说，“普京手里并无好牌，但他出手快，会打”，而其它许多国家则还在“战战兢兢地试探水温而不敢下水”。随后，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俄美关系中一系列在过去难以想像的大事发生了：俄罗斯有力地支持美军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如向美国飞机开放领空，让美军使用中亚的军事设施)，双方就削减战略核武器达成协议，平静地中止了“反导条约”，俄不再反对北约东扩，双方宣布建立“新型战略关系”，美军将常驻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成立等等。据认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一向不善抒情，但他就此使用的修饰语是“地震般的历史性的变化”。当然，就俄罗斯方面而言，上述举措完全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根据实力审时度势采取的，并不是为了讨好美国，这是另一个话题。《纽约时报》认为，普京向西方开放、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魄力为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所仅见。

　　布什就任总统之初，一度轻视了俄罗斯的分量。“9·11”事件之后，他才开始悟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道理。俄罗斯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自然资源丰富，核武库仍然庞大，同前苏联各共和国联系紧密，其潜在国力不容低估。还有消息推测说，俄罗斯日后还有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今年5月，布什访欧期间，在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在法德则招来示威抗议，西欧报刊称之为“东热西冷”。如今欧洲各国都成了美国的盟国或准盟国，在巴黎出版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预言说，欧盟随着日后的扩大有可能分裂为“对美国亲善的东欧”和“对美国疑虑的西欧”。

　　当然，美俄关系的水平还远不能跟传统的美欧关系相比，但将深刻影响美欧关系和北约的走向。在冷战时代，西欧既害怕美苏关系太坏，又害怕它太好。曾听法国一位战略问题专家就此引用过一句西方谚语：“两只大象打架，草地遭殃”；两只大象做爱，草地同样遭殃。在冷战成为记忆的今后，西欧会不会仍然或多或少夹杂着这种情结去看待美俄关系呢？直到今年年初法国还不时在车臣问题上说三道四，而在布什5月访俄后，法国总统希拉克7月到莫斯科就变了调，公开承认俄在车臣的行动是反恐的一部分。这种转向耐人寻味。

　　美俄不再是权宜的伙伴，而“已经成为国际反恐战斗中的盟友”(美俄《新型战略关系》声明)，而随着“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成立，俄罗斯事实上又成了北约的准成员。半个世纪前北约成立之初，它的首任秘书长洛德·伊斯梅对北约做过这样的形象解说：把美国拉进里面，把苏联挡在外面，把德国压在下面。而今，北约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变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动摇了，北约将何去何从？

　　“最好的防御是进攻”?

　　在西方看来，世界安全形势在“9·11”事件后出现了崭新情况。在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角色是民族国家，地缘政治地图清晰，敌友分明；今天，威胁和平的恐怖主义是由不同民族的个人组成的团体，藏匿于许多国家，凭借非常规手段制造灾难。在一个贫富悬殊、缺乏公正的环境中，这极具传染性。据报道，美国现在最担心的已不是“人肉炸弹”，而是“人肉核弹”、“人肉生化弹”。人们所习惯的有序世界正在无序化，国际安全面临着“不对称战争”的威胁。赖斯说，发生在纽约的恐怖袭击完全可能发生在巴黎或伦敦。这虽然令欧洲人不寒而栗，却并非耸人听闻。为应付新的形势，必须找寻新的战略。

　　西欧的安全历来靠北约，即使游离在北约军事一体化之外的法国，也是在美国的“核保护大伞”下面撑着自己的“核保护小伞”。法国学者说，“没有美国，北约就等于零”，北约内部从来不投票，其政治领导由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来保证，处理事端非常有效。冷战结束后，西欧“对北约的崇拜仍然十分强烈”，认为北约比议论中的英法德“小三角”要有效得多。欧洲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有意改变“经济巨人、军事侏儒”的形象，不想老坐在美国战车的“拖斗”里，决心建设共同防务。否则，危机时刻就还得请美国介入，而美国一来就砸罐子砸碗的，留个烂摊子给欧洲收拾。科索沃就是新的例证。另一方面，美国对西欧的依赖性也很不耐烦，舆论讥讽它是“美国安全政策的寄生虫”。前几年，美国最终消除了对欧洲防务建设的疑虑，转而支持它，希望在北约内部出现一个不反美的“欧洲支柱”，以便单独应付些事端。这样，美国在最后一刻就可以多一种选择。事事亲自出马不仅是巨大的经济负担，有时还得冒政治风险，对美国很不利。1999年6月，听英国国防大臣在巴黎一个公开场合说过，美国国防部长曾对他说，科索沃战争是美国最后一次介入欧洲战事，以后再也不会管欧洲的事了。话说得如此绝情，显然是想逼迫欧洲在防务上有所作为。以英法德为主角的欧洲防务前几年得以重振，这是两个基本背景。关于欧洲防务，笔者曾当面问过希拉克总统的首席外交顾问，是针对北约的还是对北约的补充？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是补充。”

　　然而，“9·11”事件之后，英国好像要回归“英美特殊关系”，这是欧洲防务建设的一个新麻烦。尤其重要的是，美国的安全战略又在酝酿新的重大变化。据报道，美国在“9·11”之后就开始制订“新安全战略”，不久就要公布。研制和部署反导系统无疑将是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它内容尚不得而知，只是露出些端倪。基本思想是要把冷战时代的“威慑战略”转变为“预防行动”，即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布什在5月出访欧洲前接受欧洲几家报刊采访时明确指出：“当我说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另外，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这样放风说，今后将是“使命创建联盟”，换句话说，美国将根据形势变化组建不同的联盟。实际上，美国的这种考虑在阿富汗战事中已露苗头。“9·11”之后，北约迅速启动了公约最核心的条款：“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即视为对其它成员国的攻击。”然而，战争之初，美国搞的却是独脚戏，把英国以外的盟国全都晾在了一边，“不给派活”。后来，几个西欧盟国均是以各自国家的身份参战的，所起作用十分有限。严格地说，北约并未参加阿富汗战事。美国的这种做法颇令欧洲人费解。本来，欧洲尤其是大陆欧洲各国一直担心被边缘化，拉姆斯菲尔德的上述说法和阿富汗战事的实践加重了这种疑虑。欧洲一旦有事，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呢？这个冷战时期的老问题又浮现于欧洲人的脑际。

　　欧洲防务建设变得更为紧迫，必须根据反恐斗争的新形势特别是美国的“新安全战略”来调整建设方向。英法一向很倚重自己的核武器，而如今，核武器一方面受到反导技术发展的威胁，另一方面，它在反恐斗争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防务建设是件花费极大的事情。欧盟15国的经济总量同美国相当，但军费远远不及美国的一半。英法是西欧的两个军事大国，可它们的军费加起来，仅相当于美军两个月的预算。有人批评说，欧洲国家总舍不得丢掉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势：“以最少的军费来最大限度地保卫福利国家。”美国一再强调说，如果欧洲固执地拒绝增加军费，致使美欧之间的军备差距越拉越大，日后就很难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可是，在经济形势欠佳、失业严重的今天，大规模增加军费谈何容易。欧洲安全至少在中期之内仍然离不开美国。

　　所以，对美欧之间围绕反恐的争吵不宜看得过于严重，这实际上正是它们寻找新的共同安全战略的过程。半个世纪的冷战史证明，每当东西方关系趋向紧张的时候，西欧总是站在美国一边。在西欧，向美国闹独立性最厉害的莫过于法国及其总统戴高乐将军。然而，即使是戴高乐，无论是在1960年美苏关系因U-2飞机事件而骤然紧张之际，还是在1962年因古巴导弹危机而面临核战争危险之时，他都是第一个坚定地站到了美国一边。在上世纪80年代欧洲中导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密特朗冒着干涉内政之嫌，到德国议会公开为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辩护。由此看来，尽管眼下美欧的争吵很激烈，但到了关键时刻，欧洲各国还是会跟进的。这是美欧同盟关系所决定的，也是欧洲的根本利益所系。□马为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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