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媒体的言论自由已大打折扣，而美国的大学，历史上是维护言论自由的重镇。比如代表巴勒斯坦人声音的萨伊德，谈起美国的社会和媒体每每愤愤不平，但谈起美国的大学，则赞不绝口，认为美国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然而，因“9·11”这一重击，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言论自由要站稳脚跟已颇为吃力。

　　就总体而论，在名牌大学，特别是私立的名牌大学，言论自由依旧巍然不动。“9·11”后不久，耶鲁的几位大牌教授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约翰·盖迪斯(John Gaddis)等就主持了公开的讨论会(teach-in)，对“9·11”进行反省，主流的基调是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一讨论在校刊上迅速引起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多那德·奎根(Donald Kagan)的反击，他谴责他的同事在大难之后反而指责受害者。不过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大家求同存异，照样过着过去的日子。MIT的左翼健将、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公开把“9·11”与当年美国导弹袭击苏丹加以对比，认为两者无质的不同，只是美国那次杀人更多而已。对于这样一位国际名人的激烈言论，右派们似乎也奈何不得。

　　北卡罗莱那大学风波

　　俗话说，吃柿子找软的捏，右派们在寻求打击目标时，先拿公立大学的不甚知名的教授开刀。“9·11”之后，四位左翼教授在北卡罗莱那大学主持讨论会，公开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北卡罗莱那州是著名的右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的老家。此公是过去30年中除了里根之外最重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他反对种族平权、反同性恋、反人工流产、反联合国，同时维护烟草公司的利益、支持保守的基督教运动，并且几乎是拉美所有右翼独裁者的朋友。不久前，当“美国之音”抗命播放采访塔利班领袖的录音后，他坚决要求严办。一句话，保守主义在北卡的根基不浅。果不出所料，一位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知名校友、右翼杂志《头版》(Front Page)的副主编斯考特·鲁布什(Scott Rubush)在全国公共广播网(National Public Radio)发难，号召人们向在一个州立大学里容许反美集会的北卡罗莱那大学施加压力。结果，校方一下子收到几百个愤怒的电邮，并在北卡的州议会中受到严厉谴责。但是，该校校长发表强烈声明，捍卫教授的言论自由。从这一事例看，在当今的美国，言论自由比起一战时几个大学解雇反战教授的时期，已有了显而易见的进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像北卡罗莱那大学那样。南佛罗里达大学最近将一位巴勒斯坦裔的终身教授除名。这位教授名叫Sami al-Arian，在1990年代初期，他曾邀请了几位激进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到美国开会。他还雇用了一位巴勒斯坦学者，并帮他办了签证。但这个学者回去后，成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Islamic Jihad)的核心领袖。多年来，Sami al-Arian声称他做这些事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知识分子和美国学者的对话，并且事先不知道这些人有任何恐怖主义背景。

　　美国政府一直想对他采取措施，但就是找不到证据。“9·11”后，电视里公布了他的这些记录，进而使学校一度因收到死亡威胁而被迫关闭计算机系。由于学校不断受到抗议电邮、电话的骚扰，以及校友、议员、未来的学生的威胁和压力，终于决定解雇这位教授。在美国，终身教授就是个铁饭碗，只要他不犯罪、按时上课，校方就无解雇之权。这也是言论自由的制度基础。而对Sami al-Arian目前还找不出任何犯罪的证据。这次破例解雇自然是对大学长期维护的学术自由的侵犯。该校校长无奈地说：“我们尊重学术自由，但我们必须考虑学校能忍受多少对正常教学的干扰。”但Sami al-Arian坚持说：“人们有权利听到那些非主流派的意见，我也有义务表达这些意见，因为我热爱真理，也热爱这个国家。”

　　谁在限制言论自由？

　　另外几起案例，结果并不像上述两例那样黑白分明，却十分引人深思。新墨西哥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博斯欧德(Richard Berthold)在“9·11”后开始讲他的古罗马史课时，开了一句不得体的玩笑：“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在新墨西哥的州议会和当地的广播网中，对博斯欧德的攻击持续了几个星期，博斯欧德本人可能因此面临被停职停薪一学期的惩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斯欧德本人是个保守主义者。他事后坦率承认，他的玩笑开得愚蠢，活该挨骂。但他又说：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包括那些邪恶的言论。学校加给他的罪名包括“使用侮辱性语言”。这使他得出结论：“当今美国的校园正以社会正义的名义领导着不宽容的潮流。”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图书馆的助理在9月12日接到他同事送给大家的一个伤感的说教式电邮，题为“美国：好的邻居”，他随手回了一电：“我们美国的纳税人资助和武装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以色列；我们还在轰炸伊拉克。到底谁是恐怖主义者？”结果，两天后，他被停职停薪一周，罪名是他的言论“对那些在种族、宗教、和家庭上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同事造成了威胁”。然而，他的电邮中未提任何同事的名字，他只是觉得那个发给他的电邮是邀请他参加讨论。最后，通过工会的努力，他把丢掉的工资都要了回来，结局还算不坏。

　　这两个事例引发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谁在限制言论自由？是如今当道的右派？还是过去活跃异常的左派？什么叫“侮辱性语言”、“威胁性语言”？右翼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斯坦利·科特茨(Stanley Kurtz)声称，当今的言论控制完全是左翼的遗产。正是那些左翼，在当年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等抗议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政治正确”的言论尺度。你要说黑人笨，对黑人而言就是“侮辱性语言”，你要说某某文化具有侵犯性，那么对于从那一文化中来的人，就是一种“威胁性语言”。于是，讲话不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或什么别的歧视；于是，要立法限制“政治不正确言论”，造成了国家有权管老百姓说什么话的局面。如今右派正是基于这一遗产，利用左派创建的游戏规则，以不得侮辱别人的感情为借口，打压“不同政见”。

　　当然，以左压右的事也不是没有。在加州的另一所大学，Orange Coast College，政治学教授肯·赫尔森(Ken Hearlson)遭到带薪停职的处罚，原因是在9月中旬的一堂课上，他与穆斯林学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学生告他对穆斯林学生有偏见、无端指控这些学生支持恐怖主义。赫尔森辩称他不过是想激发课堂讨论，让大家澄清那些一方面谴责“9·11”，一方面又支持哈马斯的中东政府是不是采用了双重标准。后来赫尔森虽被证明无辜，但学校在未经任何调查程序就把他送回家，成为“极左”政策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一例。

　　游戏规则出现危机

　　不过，纽约城市大学的芭芭拉·波文(Barbara Bowen)教授坚决反对所谓左派制造不宽容的言论尺度的指责。她所在的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就“9·11”举行了几次讨论会，会上反省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结果引来外界激烈的批评。《纽约邮报》刊登大标题—《一向是令人骄傲的校园如今成了培养白痴的沃土》。波文教授指出：“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同一地区的学校都举办了这样的讨论会，并未招致这样恶毒的攻击。其中的奥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源于劳工阶级、移民、有色人种。我们的社会上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像精英大学里的学生一样接触广泛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种族歧视、阶级歧视。这种歧视就应时刻受到批判。”

　　事实上，美国社会有一种类似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只是未曾明言而已。在中国，什么级别的人可以看《大参考》，规定得清清楚楚。美国没有明文规定，却有社会的潜意识。我的一位社会学教授曾提醒我：不要总觉得美国文化就是鼓励个性、鼓励不同观点。那是常青藤盟校的象牙塔。一般的美国社会，给人的压力就是要与别人一样，不要标新立异。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有以与众不同为骄傲的特权。

　　不管左右派谁应为目前的局面负责，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美国人不能纳税养活一批人在公立大学里攻击我们”这样的理论，已成为反言论自由的最有力的口号。一个醉汉，不久前闯进博斯欧德的办公室，企图对他进行人身伤害。北卡的几位教授，陆续接到死亡的恐吓。媒体的煽情和暴民的恐怖主义，正在使美国退回到过去的“反智主义传统”中去。11月13日，由副总统的夫人琳·切尼(Lynne Cheney)一手创办的保守主义组织“美国受托人与校友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发表了一篇报告，题为《捍卫文明：我们的大学是怎样背叛了美国，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列举了“9·11”以来教师和学生的117条“自由化”言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右派指责左派时惯用的帽子“liberal”，最好的中译大概就是“自由化”)，其中有些“言论”，纯属于陈述事实的句子，根本不构成观点。如一位纽约大学教传播的教授说“现在人们对政府走向战争的政策有许多怀疑”，也被保守派视为有政治问题。

　　美国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又是美国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言论自由也不是不需要游戏规则。伊利诺斯大学教授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写过一本《没有言论自由这回事，而这本身也是件好事》的书，称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一种“行会式的协议”(a guild arrangement)，以让教授们在不受政治、宗教权威的干涉而自由教学：外部世界不要管我们的事，而我们为此也得自律。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说“谁炸掉五角大楼就赢得我一票”的话，别人是否也有权说“谁炸掉一个清真寺就赢得我一票”呢？美国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关头，言论自由的游戏规则都会出现危机，并进行调整。如今左右派又得想想如何制定一个对彼此都公平的游戏规则了。

　　右派在打压反战言论时，不得不调整自己一贯主张的“个人可以信口开河、国家无权干预”的信条；而左派在捍卫自己谴责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自省一下自己对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或“黑人学生能力低下”的“侮辱性语言”的人，是否也应该容忍。(薛涌 美国纽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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