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冷战后推动的商业文化在全球的扩散，以及资本在全球的节节猛进，竟没有为世界带来和平。好莱坞的预演与真实影像在现实中接轨—距今一周年的“9·11”事件无疑成为本世纪迄今为止最惨烈的媒介景观。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美国三大电视台报道与宣传的恐怖主义活动(事件)总共超过2000起，超出对贫穷、失业、种族不平等与犯罪报道的总和。一方面，恐怖组织维持生存的战略是制造恐怖事件并渲染其血腥残酷；另一方面，西方传媒机构已成为恐怖活动的人质，扮演恐怖主义活动的孪生兄弟。

　　借助今天最快捷的大众传媒的社会覆盖优势，唯利是图的媒介经营是以市场为现实作模子，从现实社会潮流的趋向性当中按照市场交换的方式制造新闻热点，制造公众感觉。信息与消费相混淆，人们在信息洪流面前越来越不由自主。这显现出亨廷顿早在1975年就断言的“西方大民主的不可管理性”在信息传播层面上的征兆，这包括下面几个现象：

　　第一，饱和的新闻时空。西方新闻传播的效率非常高，从清晨连续两小时以上的电台新闻播报到晚上黄金时间的电视新闻联播，人被牢牢地罩上一个“媒介化时间”的框架。不管你需不需要，大众传媒总会以最快节奏提醒你，因为媒介服从于自身全天候运转的生产逻辑，对公众强加信息，使公众永不满足已经知道的事情。媒介时间不一定是人们认识知道事情的时间，而是一个媒介自己每天要包装自己的时间，新闻叙事一定要有连续性、悬念性，可以衍生和放大，从中引出无穷意义。因此，往往事情真相还没有完全披露，评论就已铺天盖地。这样，事件成为事件的节点，细节渲染成为叙事的动力，从整体上看往往是上文多于或重于下文，新闻事件的线索和发展指向呈开放性，这就为政治干预留下足够空间。

　　第二，谣言猎杀信息。这看起来很矛盾，也似乎很难令人相信，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各类媒介机构都在进行第一发布时间的竞争，对很多新闻线索，来不及充分核实或证实报道内容，特别是把不可靠的文字和不可靠的图像放在一起，试图产生权威，而小媒体们则争相模仿和转载。有关“9·11”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真实过程，尽管已经有成千上万个版面，但至今在美国传媒上都没有真正详实和真正权威的报道。

　　第三，“直接”抒发的混乱。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闻时间的全球化，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在第一时间被新闻媒介(主要是视听传媒和互联网)扩散到全世界。这在表面上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实际上这种视听的“直接”报道等于取消了时间，放弃了思考。直接抒发压倒了知性理解，热情投入多于理性判断，“虚拟参与”替代了有距离的思考，从而匆忙地给公众提供一个杂乱的世界图景，如用文明冲突来模糊南北矛盾。

　　第四，模仿模拟事物。在流行全球化话语的今天，后现代的传播特征是把整个世界压缩为一个屏幕化的平面现实，人们每天都可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视听影像可以邀请观众持久地去拥有世界，这种诱惑实际上是一个陷阱。不光影像如此，连表达方式也是废话连篇，滔滔不绝的人连他要说的对象都没搞清楚。媒介与现实，记者与当事人，都不约而同地进入模仿状态。最终，在这个模仿世界中，“大众”或“沉湎的大多数”为没有信息、没有意义的传媒所淹没。

　　第五，意识形态选择。媒介事实上是对所介绍的现实进行一种主观的再分割，一篇精心策划的发言假装中立，节目主持人的中性用词往往是在模糊暧昧的观点中加进谎言，这反映出道德、伦理和政治上的困境。

　　显然，“9·11”事件后，美国不仅通过审查和鼓励媒介自我审查来强化对世界传播系统的控制，还竭力强化自己的对外传播，甚至准备建立直接从事信息传播心理战的专门机构战略影响办公室。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对传播的重新管制，即政府对传播系统的控制和直接参与操作的程度在强化，意在通过“公共外交”直接在全球推广其政策。

　　李普曼在很多年前就指出：“我们已经知道，这就叫做宣传。一帮能够阻止人们独立观察事变的人，在按照自己的目的编排新闻。”

　　(陈卫星 北京 作者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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