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开始厌烦美国？

　　去年9月，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几天后，有人无意中听到一位法国女人在巴黎一个阳台上评论：“这是难以置信的袭击，但真是准得很啊，'touché！”'touché是一个法语单词，指在剑术运动中击中了目标。

　　话虽不多，却很传神。可以说，这是法国普通百姓对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遭遇敌对势力挑战时的表态。

　　事实上，在美国呼吁西方盟国支持并忠于美国的号召时，法国往往是“作壁上观”。法国公众对“9·11”事件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不会轻易苟同一般的议论。

　　“9·11”事件，无疑在欧洲也引起了震动，但其含义与效果与美国有所不同。比方说，这次袭击唤醒了美国人——超级大国的军事、经济与种种辉煌的成就，居然是意想不到的脆弱。时至今日，美国除了在国外穷兵黩武，在国内也颇有草木皆兵之感，动不动就惊呼：“他们可能就在这儿！”某种意义上，这正中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下怀，他们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人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真的是“'touché”了。

　　毫无疑问，大多数欧洲人对这种残忍的、针对无辜百姓的袭击是深感厌恶的。为什么这些恐怖分子不惜以自杀方式来谋取狂热的集体屠杀呢？显然，对于处在教派狂热与“杀身成仁”心理状态下的民众，只要略加鼓励便能诱发起广泛的恐怖活动。尽管手段令人不齿，但无可否认，这种恐怖活动已成功影响了目前的美国政治生态。

　　“9·11”袭击以来的一年，欧洲公众的反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欧洲国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来，对美国自私自利的对外政策越来越感到厌烦。老布什却仍在喋喋不休地描述海湾战争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战胜邪恶的典范”。小布什如果聪明的话，最好不要再重复这些陈词滥调，要欧洲人再来效忠布什家族呼吁的战争是越来越困难了。

　　目前的美国政府声色俱厉地对欧洲政府施加压力，要各国支持布什的“反恐战争”。虽然德国总理施罗德当初曾机敏地在口头上支持布什的战争声明，但其他的左翼领袖均对此持保留态度。大家一致同意的是，基地组织歇斯底里地讨伐异教徒的仇恨，不仅是针对美国、西方和以色列，也会蔓延向其它“爱好和平的国家”。不光是西方被当作一个整体的目标，也包括中东那些政府不稳定的国家，尤其是本·拉丹的故国沙特阿拉伯。

　　原教旨主义难以对付

　　极端分子和宗教狂热分子不限于基地组织，只要年轻一代的穆斯林处于狂热的宗教教育煽动中，一个组织铲除了，又会出现新的组织。

　　至少，欧洲人对误入歧途的青少年所造成的危害记忆犹新，例如德国的“红军旅”，意大利的“红色旅”等都曾给欧洲带来恐怖。这些年轻人放置炸弹，进行绑架或处决“资本主义的头面人物”，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来自受压迫与缺乏教育的劳苦家庭，而是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前途灿烂。相比之下，在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帜下，基地组织的成员更多地倾向于宗教，而欧洲的恐怖分子更多地倾向于政党政治。

　　欧洲的恐怖分子有更多的政治目标，而美国现在所遭遇的似乎只是带有宗教狂热的自杀性质的恐怖活动，其中包括邪教。例如，在英属圭亚那的殖民地和美国得克萨斯州，教主们要信徒集体自杀来对抗联邦调查局的围剿。众多邪教活动的参与者里，甚至包括有好莱坞的明星。人们发现，美国的政治性恐怖活动，也喜欢使用邪教作为号召，这与欧洲的情况大相径庭。

　　欧洲的恐怖分子明白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似乎这样更能理直气壮地开展活动。例如从恐怖分子摇身一变而为政客这种现象在欧洲并非稀奇。例如爱尔兰新芬党的领袖亚当斯，德国的“绿党”外交部长费舍尔都曾是左翼的极端主义分子，早期经常从事袭击警察的勾当。

　　在中东、以色列，很多政客可以列入“前恐怖分子”的名单，阿拉法特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9·11”事件，欧洲人的看法相当不同于美国人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评论员和政客经常试图在恐怖袭击之后，找出其原因和后果。一开始，这种反应只是在国会与情报部门的小范围内进行。各国领袖对恐怖分子表示厌恶，对无辜牺牲者挥洒同情，进而支持美国的战争行动，都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德国和西班牙最为坚定。而英国本国就有恐怖分子在持续活动，因而感同身受地支持美国的反恐政策并进一步成为美国最可靠的反恐盟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欧洲的政治生态往往是深不可测的，尤其对安全、军事方面的行动相当敏感。今年夏天，当布什宣布打击伊拉克的日程后，德国绿党外交部长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均持异议，其它各国也都各打各的算盘，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

　　无可否认，在欧洲城市里，穆斯林中的狂热原教旨主义者正变得难于对付。各国政府稍有处理不慎，激怒了他们，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即使一些有时代意识的年轻穆斯林妇女，也越来越觉得穿着传统的长袍面纱更能显示出她们的庄严与高傲。

　　奇怪的是，美国的黑人穆斯林使团也出现在北非的年轻人中间，那些年轻人被认为将出现在某些欧洲城市，有时候，搞不懂为什么美国文化鼓舞而不是削弱了宗教极端主义。也许戳痛欧洲最敏感伤口的问题，正是从街道和学校的穆斯林年轻人那里听到的反犹主义。这样的不安已经让人们紧张了许多年。

　　种族不睦与右翼崛起

　　欧洲的传统观点是：伊斯兰是反对和仇恨基督教世界的。从中世纪的十字军残杀穆斯林直至最近，西欧的历史教科书里还对此津津乐道。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19世纪的殖民国家，对他们的中东偏见讳莫如深。阿拉伯魔鬼与恶徒充斥欧洲儿童读物，欧洲人说：你看，穆斯林的书本里把基督徒称为基督狗。而塔利班和本·拉丹的基地组织对这些偏见毫无疑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欧洲人本身缺乏对穆斯林文化的宽容与尊重，那么从穆斯林地区拥入的移民对此也没能起到改进作用。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北非与土耳其的贫穷移民洪水般进入欧洲城市。文化的相交本应促进文化的相知，偏见的消融。但事与愿违。自从60年代以后，在整个欧洲泛滥的种族主义与种族仇恨，与伊斯兰宗教本身无关，乃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社会中常常出现的社会现象。在欧洲，少数民族一般成为这一现象的受害者。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就不存在着误解与偏见。

　　在无产阶级阶层，欧洲不同的民族团体共处得并不融洽，这一矛盾最容易被民主国家中的政客所利用，几乎在每个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极右的政治活动。60年代，大量的移民从英国的前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和加勒比海迁居英国，结果在英国出现了极右的政治运动。现今在欧洲，极为奇怪的是，那些极右政党的领袖多为带神经质的单身汉。

　　如今，右翼势力利用穷苦大众反移民的政策，终于在欧洲各国的政坛上获得一席之地。

　　在过去的四年里，社会党在很多欧洲国家执政。在这些国家里右翼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反对外来移民的诉求。尤其是意大利，右翼因为反对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进入意大利，居然还组织了政府；丹麦，荷兰都有类似的情况。

　　以上种种都是发生在“9·11”事件之前。

　　很多公众对“9·11”悲剧的反应是可以预计的。布什的计划与手段也是可以预计的。在欧洲，很多政府同样忠实地重复“反恐战争”这些字眼。在美国，警察和安全部门被授予空前的权力，国会顺利地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反恐法案，“右派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时光”。西方世界一片备战声。

　　一夜之间，对穆斯林移民带有敌意的耐心消失殆尽。是时候了，是那些来自被压迫与落后地区的移民们发出对自由的激赏之声和要求更高生活标准的时候了。“政治正确”成了过时的话题。即便是某些左翼政客，在对待异教徒问题上也敢一改过去出言谨慎的态度。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向来谨慎，这次居然也公开声称伊斯兰是“落后的宗教”，不知道他是否以意大利的天主教主义为棋高一招。很明显的是，他似乎并没有更深入地研究探讨这一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对穆斯林和移民的敌意已经公开化。正相反，这种敌意是在礼貌、体面的层面下潜滋暗长。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右翼开始抬头。

　　今年5月，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一个回合里，出现了令全欧洲震惊的事件：社会党人变弱，而极右翼的勒庞入围角逐总统。看来有些荒唐，但却是事实。社会党人中不少开明的穆斯林无能为力，两害之中取其轻，只能要求同胞们把选票投给社会党人的对头希拉克，借以避免让极右翼上台。

　　接着荷兰也发生了极右翼政党仇视穆斯林、要求反对移民的呼声。这个政党本来在荷兰没有什么影响力，忽然间，有一批大商人和传媒巨子加盟，势力一下子大了起来，他们的主张与奥地利的极右政党排斥移民，仇视有色人种相似。经查实，荷兰的政治选举与美国大使ClifordSobel的幕后活动有关。大使本人就是新泽西州的一个有相当成就的商人，他来荷兰之前曾在美国国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发言，当时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在出驻荷兰大使的任内，他要将荷兰“数字三角洲”的IT产业与美国的硅谷联合起来。当然，他首先需要一个能够与他紧密合作的政府。在他所代表的美国政府的施压下，荷兰被迫同意加入价值8亿美元的一项昂贵的联合项目中。而正是这位大使，曾亲自拜访了这位荷兰极右分子在鹿特丹的居处。

　　老百姓喜欢赢家

　　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美国人的干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欧洲人认为，这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彼此在军事与政治事务上的副作用而已，不必太认真。非欧洲人有时不太理解，是什么东西使欧洲人如此忠心耿耿地膜拜美国呢？

　　美国文化在全球的独霸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军事上的统治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技术与商业上的“美国主义”成为大势所趋，这吸引了全世界野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们。更重要的也许是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生活方式：整个的电视网络，已经被老掉牙和成本便宜的美国肥皂剧和画面光鲜的电影淹没了几十年。

　　欧洲人对美国人的自由民主事业的忠诚，比对大多数肤浅、陈腐之物的信仰要深厚。

　　有不少的国家，似乎培育了一种先天的感激之情来看待美国的军力，因为美军曾经将他们从可怕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尤其是欧洲，是美军将他们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救出来。荷兰将这个时刻作为节日来纪念已经有50年历史。有无数美国与加拿大士兵在1944年牺牲在诺曼底的海滩上，这让不少欧洲人感到欠下一份情。

　　这就是欧洲人为什么在美国面临的武装冲突中始终忠实美国的一大原因。

　　但右翼的美国行政当局，之所以制订出偏执的外交政策，也许是冀望人们对他们的信任能够天长地久地存在下去，而这种信任正是40年代的美国男儿用热血所换来的。

　　现在，美国宣布，反恐怖战争将得到欧洲的支持，即北约的支持。但是外交政策的过分施压已经涉及到了经济条约及其执行的细节，如此下去，将会透支欧洲人对美国的好感与忠心。

　　不妨举一个痛苦的事例，布什总统鲁莽地反对在海牙的I.C.C.(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权限，并扬言，如果海牙法庭胆敢拘留美军，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不惜看到整个欧洲出现充满外交暴行的恐怖场面。

　　欧洲对此侮辱的反应所以如此的微弱，说明欧洲经济共同体缺乏必要的团结。如果欧洲要在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成为美国与其它势力范围的成熟伙伴，就必须提升自身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加强欧洲的团结，在北约内部谋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独立地位。那样的话，美国失去的只是惟命是从的喽罗，而获得的将是更可靠的伙伴。

　 □本刊特约记者　鲍尔德·克拉克(Paul de Klerk)发自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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