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徐滔(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记者)

　　孙凯(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

　　魏躯虎(《焦点访谈》记者)

　　主持：原杰

　　责编：高岩

　　主持人原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原杰。今天是11月8号，中国记者节，在这里首先祝全国的新闻同行节日快乐。

　　像护士节、教师节一样，记者节是我们国家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记者节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其实我想即便是规定放假，恐怕相当多的新闻工作者也不能休息，从某种意义来说记者是没有节假日的职业，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演播室来的三位嘉宾，他们都工作在新闻工作的第一线，下面我就把这三位嘉宾一一为您介绍。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女士，她叫徐滔。

　　徐：大家好，我是徐滔，今天是我的节日，我想也是听众的节日，因为记者是跟老百姓在一块儿的，所以祝你们也节日快乐。

　　(音板：徐滔，1991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电视台，成为一名法制记者，作品曾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中国电视奖，并连续四年被评为北京优秀新闻工作者，1997年获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称号，1999年12月，徐滔参与创办了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节目，并任主编、主持人。她曾经套上白大褂混进大案现场采访；假扮病人给传单诊所曝光；头戴钢盔，身着防弹衣，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大案、要案的侦破现场；多次经历危险异常的枪战，紧张激烈的逮捕行动。在徐滔的性格中，最令人钦佩的就是那种赴汤蹈火、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原：坐在徐滔边上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部的主任孙凯，孙主任你好。

　　孙：你好，非常荣幸能够通过《午间一小时》这个节目在记者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向全国同行问好。

　　(音板：孙凯，1981年从西安电力学校毕业分配到青海省西宁供电局，1985年调入兰州青年报社，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1988年调入甘肃省政协办公厅，1992年调入中国青年报甘肃记者站，1995年当选为甘肃省十大杰出青年，1999年10月份出任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近年来，孙凯在中国环境报的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他曾两次担任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副团长，他主持起草的“关于黄河几个重大问题的建议”和“关于西部开发几个重大生态问题的建议”都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1999年，孙凯获得环境领域的最高大奖，地球奖。)

　　原：坐在孙主任旁边的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魏：我是《焦点访谈》的一名记者，叫魏躯虎，名字可能是《焦点访谈》里比较怪的，虽然名字很厉害，但是人还是很温和的。

　　原：看得出来。

　　(音板：魏躯虎，1991年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在劳动报任记者，后调入北京电视台，1996年进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制作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节目，如《失血的油田》、《帕米尔的儿子》、《稽查特派员》、《飞去乌纱又飞回》、《里应外合闹考场》等。)

　　原：今天我们把这三位同行请来是想和听众朋友谈谈这样的话题，就是记者的责任，我想问问你们三位，你们平时的工作是怎样的状态，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说说，让大伙儿了解一下？先谈谈你的《法制进行时》吧。这个节目我们看着都觉得特别真实，是实地去拍还是后面要做些什么？

　　徐：的确是实地拍摄。在我记忆中，北京治安应该说非常不错，它毕竟是全国的首善之区，但是枪林弹雨也有好几次，人们都说政法记者是“和平年代的战地记者”，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我们都知道一有枪战或者一打枪的时候你肯定得趴下，第一反应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第一次经历枪战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抓获一个贩毒的犯罪嫌疑人，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贩毒的犯罪嫌疑人能够带枪，当时民警冲上去扮成跟他交易的人，跟他交易的过程他突然就把枪拨出来，民警马上就大喊了一声“他有枪”，就跟他厮打在一起，在慌乱之中，犯罪分子开了好几枪，现场的侦察员都一边往上冲一边找隐蔽体。

　　原：这时候你们在干嘛？

　　徐：我们在那儿拍啊，摄像在很远很高的地方吊着拍。

　　原：听说他有枪你们是不是就趴下了？

　　徐：第一反应是那样，您在那儿也得先趴下，我的第一反应是张着大嘴站在原地，我还想“他真有枪啊”，张着大嘴还站在原。，当时是一个侦察员上来给我一脚，“嘭”就把我踢在地上了，还有一个侦察员踩着我的背过去就把这个犯罪嫌疑人扑倒了。后来这个侦察员问我，枪响了你应该知道卧倒，你怎么不趴下？我说“这怎么跟我看的电影电视剧看的东西都那么像啊？”当时不知道自己在那种地方应该怎么做，现在《法制进行时》也开播了两周年了，经历的事情多了，起码打枪的时候知道自己应该藏哪儿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找掩体，知道怎么把自己藏起来。跑政法好多时候也有不平静的时候，比如那年侦破北京市抢劫银行运钞车系列案，就是鹿宪洲那个案子，那个案子我们全是随警作战，在一线一直跟着摸爬滚打，那个案子侦破了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是北京最热的时候，到了40度。我那一个月没有洗回一个澡，没有地方洗澡，侦察员连饭都顾不上吃，每天出去调查线索，再抓人，再审问，再调查，有一次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真得找个地方洗澡，有个侦察员特别好心，他女朋友好像是飞机上的服务员，他说“这是我的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的，这是淋浴露，这是搽脸的东西”，我说“行”，我也没看上面的英文，他一说我也信了，结果我洗澡的时候把搽脸的当成淋浴露了，搽得满身都是，洗完之后还说呢，这淋浴露怎么没沫。洗完澡又把淋浴露当成搽脸油抹得满脸都是。就在抓鹿宪洲的女朋友的时候，把她摁倒在地的时候我发觉鹿宪洲的女朋友老抬头看我，侦察员老在一块儿，他根本顾不上看你，我就问你看我干嘛呀，她说你怎么了？我赶紧找个镜子，在犯罪嫌疑人家里找了块镜子，脸上全是肿的，红的，眼睛就剩下一条缝，他那个淋浴露碱性肯定特别大，又晒，就剩了一条缝，那几天还戴着墨镜跟着他们抓人。

　　(音板：19世纪初，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中国记者开始萌牙，那时候他们被称为访员，直到1905年创办了30多年的《申报》在改革之后向国外报纸学习，才把记者这个名词搬到自己的报纸上，而记者真正在社会上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则得利于一批优秀的新闻从业人员追求真理、仗义执言、坚忍不拔的努力，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记者不仅成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更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今天的话题是《记者的责任》。)

　　原：《焦点访谈》像你们这样要做节目能像他们那么危险吗？

　　魏：不像他们那种枪林弹雨吧，如果说他们是明枪，我们就是暗箭，比如地方上给你设置一些障碍，这些的事情比较多一些，当然也不排除比如在拍摄小煤矿这些时候会有很多危险。

　　原：这恐怕更难，他如果有真刀真枪警察还可以保护，这是暗箭难防啊。

　　魏：我们去的时候隐蔽行动的特点就比较强，如果说有时候节目是针对地方政府的，往往有的地方政府有经验了，它的官员，你一旦出现，他们就知道“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很多工作前期都不为人所知，一旦知道难度就非常大了，比如后面一天到晚有车跟着你，最多的一天，我是在某省吧，一天换了两辆摩托，换了五辆轿车跟着你，这把我们包的出租车司机都吓坏了，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样的情况更多一些。

　　原：《焦点访谈》的记者出去跟其它单位的有些跑会议的不一样，一些会议记者出去他可以住饭店，有人接待，你们好像往往是拒绝被人接待。

　　魏：我们拒绝这种接待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而且是我们这个部门台里领导对我们的要求，像总理跟我们座谈的时候也提过，那时候是杨台长，他就跟杨台长说《焦点访谈》要发一些补助，一些开玩笑的话，就是说他们去了没人接待，总理都知道这件事情。

　　原：批评谁谁都不高兴了。

　　魏：确实没有人接待，即使他要接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一顿饭都不敢吃，有时候为了拒绝一顿饭跟地方上的同志发生肢体语言的接触也非常多，但是这个饭确实不能吃，吃了就说不清楚。

　　原：他们非让你吃，你是非不吃。

　　魏：他一定要把我摁到瓮里去，我就一定要挣脱着脖子不能进去。

　　原：主要是考虑报道的公正问题。

　　徐：对。

　　原：尤其是搞批评性报道，要替老百姓说话，往往你屁股坐歪了可能出来的话就要变味儿。

　　魏：没错。

　　原：咱们听听孙主任的，中青报在全国的报纸里面还是算有棱角的报纸，您手下又管着那么多记者。

　　孙：我们这一支记者队伍在新闻界反映还是比较好，中青报记者所以说他素质比较高比较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像您刚才说的责任感很有关，我觉得现在媒体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大量都市报，我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可以简单分一下，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就是蓝领记者和白领记者。

　　魏：我们应该是蓝领记者。

　　孙：不不不。另一种分法可以是大记者和小记者。

　　原：涵义是什么？

　　孙：涵义就是你可以把记者这个职业可以当成纯粹的职业，它可以是一种熟练工种，也不需要有多高的素质，反正简单的弄点回来，你完全可以作为熟练工种完成，但是另一类记者就是要有思想，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很强的责任感。

　　原：哪种是白领哪种是蓝领？

　　孙：当然没有责任感的，纯粹就把这个职业当成熟练工种来做的是蓝领，《焦点访谈》记者怎么能说是蓝领？

　　魏：我以为蓝领是摸爬滚打像徐滔一样几天洗不上澡，这领子也蓝了。

　　原：一般讲的白领是高收入层是吧？

　　徐：对对。

　　孙：平时大家开玩笑这么一种分法，其实蓝领的实际收入不见得低。

　　徐：这种比法我觉得挺新颖的。刚才他一说蓝领白领我的直觉我应该属于蓝领，因为我最喜欢穿蓝衣服的，所以我应该归到这个行道。

　　原：这个新颖可以理解，因为他出自中青报，出版青年之口。

　　徐：这就算中青报的冰点报道了。

　　(音板：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的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列入了“记者节”。这个办法公布后，各地新闻工作者纷纷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询问有关情况，希望确定这一节日的具体日期，并提出了不少建议，中国记协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记者节的具体日期定在11月8日比较适宜，因为11月8日是中国记协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成立日。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倡导支持下，范长江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2000年8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同意将11月8日确定为记者节。)

　　徐：我觉得一个职业要做好首先要热爱它，只有热爱了才能做好。

　　原：你是先热爱了才干上记者的？

　　徐：您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真是这样，我妈妈老埋怨我爸爸给我名字起得不太好，我这个滔比较特别，不是波涛的涛，是滔滔不绝的滔，我妈说你看你给她起这么一个滔，她肯定得干上一个跟嘴皮子打交道的行当，干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这个行当不光是用嘴皮子跟人打交道。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心血跟每一个被采访者打交道，只有从心里热爱这个行业，把记者这个行业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才能做好它。

　　原：你真是从小就特喜欢吗？

　　徐：差不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对记者的热爱程度有一件事对我转变特别大，我有一阵儿干烦了，特别累，而且心里真是很不平衡，或者用一个更恰当的词来形容，在上一个案子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西单这一块儿坐着民警的车跟着民警一起蹲守，那时候是盛夏季节，北京街头的女孩儿特别多，又挺漂亮，每个女孩儿都有很飘逸的长发，穿着美丽的连衣裙，婀娜的身姿不仅别人看，我也看，其实我也完全能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本人虽然长得不是貌美如花，但应该还是说“偏于豪放不失婉约”。

　　原：自己还有定位！可惜我们是广播，听众看不见。

　　徐：没关系，一会儿我明媚一笑大家就看见了。

　　孙：我们表示认同，大家相信吧。

　　徐：可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有时候，尤其是大要案的时候，一个月两个月是家常便饭，我特别不平衡，你看跟我同年龄的女孩儿，人家生活得多灿烂，人家多幸福，人家在阳光下日子过得多美好，人的一生就只有这么多分分秒秒组成的，在这个年龄她们享受到了这个年龄该享受到的东西，我没有。心里不好受，什么事给我的改变特别大？有一次咱们刑侦支队接到一个老太太的报案，这个老太太是在北京收废品的，生活非常贫困，但是这个老太太有颗善良的心，她在这种情况下收废品她捡到了一个男婴一个女婴，她把这两个孩子全靠收废品养大了，而且从来没有人报道她这种光辉的事迹，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太太的女儿要结婚了，老太太用自己收废品的钱给这个养女买了两床缎面面料，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可是有一天这些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可有一天这些最值钱的东西都被小偷给偷走了，老太太就拉着自己的小男孩到刑侦支队报案，说我们家丢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还丢了两床缎面的被子，说实话，开始侦查员觉得这个案子太小了，按金额来算它都不到几千块钱，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这个小孩儿说，小孩儿就哭，说我要看电视，我们班同学都有电视，说你要看电视吗？你就跟警察叔叔跪下，小男孩儿咚的就给警察叔叔跪下了，那一刻民警心里受到极大的震撼，后来那个民警说那一时刻我知道警察是干什么的，后来公安局的民警费了很大力气，因为小偷是流窜作案，把小偷给抓获了，发现小偷还用那个缎面给自己做了两床被子，小偷还正盖着呢，然后民警把那缎面拿回来拆洗得特别干净，就把这两个崭新的缎子面的面料还给老太太，还有那台14寸的电视，过两天老太太又来了，拿了一箱苹果，没有一个人吃，又把苹果给她送回去了，再过两天老太太又来了，自己买了两斤蛋糕，跟侦察员说我看着你们把这些蛋糕吃下去，她看着上这个案子的侦察员一连吃了两块蛋糕老太太走了，这件事给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不亚于民警的触动，如果说民警从那一刻心里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是干什么的，我也从这件事上明白了一个记者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可以说百姓把荧屏交给你就是对你的认同和信任，你从电视节目里奉献给大家什么样的节目，这是你的职责，而且再干这个事的过程中不要老想自己受过什么委屈，什么苦，认了，当你想到人民群众对你节目的欢迎，对你节目的认同和看你这种期盼的眼神，你觉得付出什么都值了。

　　原：当了这么多年记者，搞了这么多年报道，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难忘的事情。

　　魏：刚才说到观众的期盼，每次出去之前，访谈记者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经常是要在瞬间做出很多判断，一天到晚连续不断就要做出决策“你怎么办，你为达到事实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你第二步应该做什么，第三步应该做什么”，然后把最需要做的拿到前面做，如果你第一和第二的顺序搞反了，那完蛋了，有可能什么都弄不到了，弄不到是个事实或者事实的偏差，这样对节目的公正性都会有影响，我想是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舆论监督为主的节目来讲，那就保证客观公正，达到第一手的事实，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原：我觉得听众比较想听你们是怎么把那些抓住人心，那么能够让老百姓看了信服的片子拍回来？

　　魏：国之利器不可轻视于人啊，我们访谈的看家本领也不能……因为我们的观众里面我想绝大多数都是我的同仁或者都是很善良很正直的人，但也有一些人恐怕千方百计想收集到，比如有人现在写一本如何对待焦点访谈的小册子，我估计这本小册子会很畅销。

　　孙：我们记者老跟我提意见，说应该给他们配一些，据说焦点访谈有些很尖端的调配，希望给他们配备一些，因为我们记者遇到名誉权关系很多，我们现在同时打的有四五起，因为我们的记者确实不可能随便写。但是没有一些很确切的东西到法庭很多东西是要很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记者老提。

　　原：这样吧，我们下面交流，他现在还是讲一些确切的故事。

　　魏：您说到的设备我觉得真是在采访设备包括采访手段跟我们业内的同仁包括文字媒体和电子媒体来讲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设备上还是基本差不多的，不排除你说的特殊设置，据我所知这些特殊设备至少在电视行业上跟别的地方都一样，比如有一套设备，原来我在北京台还干过一段时间，那会儿在北京使的就是那个，到了《焦点访谈》怎么还使那个？

　　徐：我觉得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关键是用心程度有多大。

　　原：你拍的片子哪些对你印象最深或者难度最大？

　　魏：难度最大可能就是最近拍的一个《里应外和闹考场》和《飞去乌纱又飞回》这样的难度比较大。

　　徐：《里应外合闹考场》反响真是很大。

　　魏：最近拍考场就涉及到拿到关键的证据这种问题，设备确实没有什么先进的设备，唯一的可能作为记者最起码就是眼勤嘴勤腿勤，做到这些最基本的。

　　原：想取到一个证据实际是特别特别难的，可能比公安机关还难。

　　徐：某种程度差不多。

　　魏：像我们为了拍摄考场，它里面可能出现一些舞弊的行为，你必须得拍到，这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你离得太近或者没有角度都是不行的，太近容易被发现，太远又拍不到，必须在合适的位置，有那么一个合适的地点，又在不被暴露的情况下拍摄，这就很难，这样我们在考场附近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居民楼，这个楼层是最好的拍摄位置，这个楼是八层，为了找这个机位，在一天之内，我们爬了八次这个八层楼，第二天早上考试都要开始了，我爬了一趟，那是第八次，才找到男主人，出示证件说我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希望打扰他一下，还有些别的条件吧，把拍摄的机位拿到了，这是很关键的，没有这个楼顶高处远处的机位，这个节目的证据都拿不到，所以说算了什么的这个节目就不够客观真实，不够有说服力，也就是没有尽到新闻报道应尽的责任，如果你要接触这样的舞弊行为你就要必须有充足的证据，你就必须找到这样的机位，还是辛苦，就跟您那蹲守可能差不多。

　　原：好像看起来讲起来比较简单，实际就是跑了几层楼，找了几个人，想了一些办法，现在来讲就是一些招，这些招还挺管用，但实际上真是，后来总有一种东西在支配你，如果没有这种想法支配你说我应该把它搞到，应该把它报道出来，恐怕看到这点难处咱就打道回府，是不是可以采取点别的办法，说说就完了，但恐怕听众或者观众或者读者看到的东西就要大打折扣。

　　徐：我觉得职责不是一句空话，是贯彻在点点滴滴的。

　　原：而且只有你有了这种职责感了你干出的事情就不一样了，蓝领和白领就分出来了。

　　魏：您说的蓝领和白领我能不能在您这儿插一句？我觉得白领能不能这么分？我记得看过普利册里面，它的扉页上就是一句话，国家是一艘船，记者应该是桅顶上的辽望手，看到前面可能出现的暗礁这些东西，我觉得辽望手是不是说白领比较合适？或者说再有一些记者在底层的水手，比如看看船缝哪儿漏没漏，这是不是蓝领干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是不是终极的目的是辽望手这样的思考是不是也是终极的责任感，比如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考虑。

　　(音板：有资料统计，在非军事职业中，记者是仅次于矿工的第二个危险从业人群，建国前，共有邵飘萍、羊枣、钱毅等12位记者被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外国侵略者残酷杀害；邓拓、浦熙修等9位记者曾遭反动政权关押；范长江、戈扬、彭子冈等8位记者被敌人列入追捕、暗杀。80年代，《今晚报》一位记者采访“长江第一漂”时遇难。1997年，锦州电视台记者杨晔在采访抗洪抢险中牺牲。1999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朱颖夫妇殉职。仅新华通讯社近70年的历史中，就有150多名记者在岗位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原：孙主任，您好像驻过站？

　　孙：在甘肃。

　　原：其实我挺羡慕在边远地区干的记者，因为我有一种想法，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出东西，跟那些豪华的大城市比，跟在宾馆里开个会，发个消息，我觉得恐怕住在偏远记者站里应该更有干头。

　　孙：对，各种条件不一样，后来我们去条件比较好的省开玩笑说我们在西部呆的时间长了感觉就跟旅游一样，但真正你在西北采访一些东西，有时候写很小的东西稍微一动就几百公里，那算平常的。

　　原：我还知道您是中华环保世纪行团的团长，搞环保好像也不太好搞，因为这好像牵涉到很多地方保护主义。

　　孙：对，其实现在环境保护好多破坏环境的个案实际就是一些得到利益的把公众利益贱卖了，比如老百姓本来生活在这块儿地方有山有水挺好，有人在这儿建一个小造纸厂，他一年赚十万块钱，但是它破坏了整个河水，老百姓没办法生存了，要想把这个地方恢复到没有破坏以前的情况可能几千万都做不到，所以它是把公共利益贱卖了，但是这种背后相关的总有很多很具体的既得利益者来维护这种东西，有一年去浙江亚洲最大的一个板块，产生非常严重的污染，一去当地听说有记者来，一大片老百姓哗哗的跪在那儿，弄得你扶也扶不过来，各种材料一搭一搭递到你手里。

　　原：对记者期望特别高。

　　孙：所以后来我们也比较认真的采访，直接把老百姓晚上偷着约到别的地方再出来另外见另外谈，因为当地已经把关闭，或者在路边已经把它炸掉，你去路边看也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被炸掉了，但你私下了解，有很多还在。

　　原：表面文章都做足了。

　　孙：对，我们报发了一篇很长的世界钒都，活着还是死去？

　　原：你现在已经是记者部主任了，管着手下很多记者，记者经常会根据到他接触到的事情写出一些很有冲击力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有时候恐怕在刊发或者怎样的过程中，作为一个记者部主任我觉得会受到一些压力，来自方方面面的，你能说一下吗？

　　孙：这就不太好说了，这要有比较具体的压力就好办，比如具体提哪一个企业或者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通过关系找到你说跟记者打个招呼不要介入这件事，不要做这件事，这个好顶，找一些借口，因为我们中国青年报是拒绝排斥这些东西的，所以找一些理由比较好拒绝，但是现在有一些不好说的东西，这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所以也是处于两难的境地，有时候我们要求记者一定要出现当地有重大事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第一现场，记者往往也按照要求第一时间赶到第一现场发回了稿子，有时候确实不能用，所以有时候也是两难的。

　　魏：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就像踢足球，无效无球的时候老白跑，老是冲剌，也是费了很大的体力很大的付出，但是还是得跑，不跑不行。

　　徐：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话，并不能因为你以前白跑了现在就不跑了，这是不行的。

　　原：还是一个职责问题。

　　(音板：著名记者范长江曾经说：“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如何维护记者的形象，履行记者的职责，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一小时》——《记者的责任》。)

　　原：刚才我听孙凯讲当地老百姓一跪一大片，我在日常工作中经常能感受到百姓对新闻媒体的期望，恐怕你们那儿也有观众来信。

　　魏：跪到屋里，跪到门口去了。

　　原：你们那儿恐怕也有，告状，好像大伙儿对记者的期望还是很高很高，但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很恨记者，骂记者，觉得记者老坏事，除去揭他们伤疤的咱们不说，有时候确实在我们媒体上会出现一些失实的报道，所以我觉得咱们在谈自己辛苦，谈自己高尚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正视这样的问题？

　　魏：我觉得说到职责，就是保证客观，不要失实这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最基本的一种要求，如果职责一定要做划分，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条，一定不要失实。

　　原：今天上午说要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办公室的同志说一下，我说你们谁记得今年报道失实都有哪些？随便大伙儿一说就有七八个，像今年北大考古生，有人觉得北大考古生找工作不好找，结果有人就杜撰了一条新闻说博士生应聘到哪个小学当老师，人家校长不要，原因是他普通话不好，由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在博士生没人要，反过来一查假的，还有前两天我们新闻就报道了一个，黑龙江有一个地方，说有个叫助兴酒店，说他自己带了酒水在里面喝，结果走的时候酒店要罚他款，罚他200元，原因是说你自带酒水，再返过去一查还是假的，消息已经登出来了，在当地甚至已经展开讨论了，我想听听三位有什么看法，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你们对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

　　徐：如果其它新闻出一些错都可以纠正或者扫除这种影响，有时候在法制节目的报道中如果出现失实，好多时候后果是不可挽回的，前段时间北京的一个大厦发生了抢劫案件，那个案件公安局破得非常漂亮，而且这个大厦的保安系统非常健全，罪犯嫌疑人在电梯口抢了送款员手里提的提包之后他到一层想逃跑的时候，一层大厦整个楼都被封闭起来了，于是犯罪嫌疑人就上了楼顶了，他只能在楼顶上藏着，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没事又下到一层了，这时候咱们公安民警，北京110民警是这样，群众打110之后五分钟之内民间必须到现场，必须出警，如果不到现场就被视为这次出警是不完整的，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理，好像在案发后几个小时，犯罪嫌疑人从楼上下来到一层就被公安民警抓获了，这个案件应该说是破得很成功，是保安员，民警，巡警，社会治安各种机制结合在一起，真的形成了一种打防控长效机制搞好社会治安的一次有效尝试，当时咱们有两个报社的记者到现场，因为当时现场都警戒起来了，因为犯罪嫌疑人坐在楼里，带了什么东西都不清楚，那种情况很危险，还是不允许记者入内的，记者就没进去，记者就在门口问群众，怎么回事，几个人抢？群众告诉他有两个犯罪嫌疑人，一男的一女的，实际是那男的抢了那女的的提款箱，但群众不知道在门口围着在那儿说，那记者也没跟有关方面核实就把这个登在报纸上了，就说抢劫某大厦一共两名犯罪嫌疑人，男的已经被警方抓获，女的正在全力稽查中，这条信息报道出去我们都可以想像它的社会效果有多差，这本来是增强人们安全感的一个案件的侦破，但它的结果却削弱了人们的安全感。

　　原：有疑犯在逃。

　　徐：大厦里的员工天天都说那女的犯罪嫌疑人怎么还没有抓到？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或者法宣处的领导看了这个新闻哭笑不得，说得好听一点或者能够理解一点这个记者不是出于恶意，他不是存心这么写，我就说为什么这种失实新闻，出来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是记者确实深入基层深入得不够，道听途说，责任感差造成了这种失实新闻的发生，第二种就是这个记者太急于求成，故弄玄虚，造成了失实的行为，我觉得这两种比起来，后者记者我觉得更值得自省，这是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那怎么防止失实新闻的发生，我觉得也是两点，第一点，记者一定要自律，每个人都是记者，当拿到记协发给你的记者证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沉甸甸的小本意味着什么，自己应该怎么对别人和对社会负责任。

　　原：我觉得这里面还不光是一句言责自负可以解决得了的。

　　徐：绝对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公众行业，你记者比如发表一篇文章的时候，别人没有人说中青报谁谁谁写的这篇文章，人家不这么说，人家说报纸上是怎么登的，在老百姓心中无论是报纸也好，电视也好，它是一种公众的传媒，它代表的应该是公众的立场，或者某种意义来讲是党和政府想跟我们说什么，通过这个窗口来告诉我们，第二点就是管理机构要健全，这种层层的制度应该健全，还有对一旦出现这种失实的报道和假的行为我觉得应该严惩。

　　魏：如果是有心的，有些行业那样，哪怕他终生不能从事这样的行业了。

　　徐：我们打假冒伪劣产品可以看出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决心和力度有多大，有关部门的执法力度有多么严，从严绝对不从轻，对新闻产品中的假冒伪劣——

　　原：因为有时候我感觉我们记者报道的东西牵涉到政策，所以记者真是不能太随意了，嘴一口，口子一开笔一落恐怕就要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自己首先要想到。咱们管理记者的，孙主任？

　　孙：这确实是，比如单纯为了自己的稿件能够轰动一点，能够被人夸得多一点，这可能比较常见，纯粹造假还是少，在里面移花接木，怎么把这件事说得严重一点这是比较普遍的事，我们报在这方面一直要求比较严，我们社长总编辑每次会一再强调说记者不到现场绝对不能发稿。

　　原：我们这儿也有这种要求。

　　魏：你们这儿更是了。

　　徐：电视不要求就已经这样了。

　　孙：但是报纸，尤其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尤其像我们首都媒体驻站的记者，因为他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对一个省他不可能很多新闻都抓到，怎么办呢？有时候有可能想走捷径，从网上当地媒体发的东西弄过来，这我们确实发现过，我们处理得也比较严肃，这个记者也被开掉了。

　　魏：记者确实应该这样，如果是道听途说，没有经过核实乃至是恶意炮制，这确实不应该在这个队伍里从业。

　　徐：这跟造假没什么区别。

　　魏：比一般的造假危害性还大。

　　原：所以在新的记者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听众，广大的记者，广大的观众也监督我们，我们也欢迎这样的监督机制的建立，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新闻工作做得更好，我想谈着谈着，我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我落个俗套，每个人就我们今天谈的有关记者责任的话题再简明扼要的谈谈自己的看法。

　　徐：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记者都特别幸运，因为记者的价值从某种意义来说不是通过自己来实现的，是遇到很多和记者一样有责任心的群体去实现的，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所以记者也应该加倍的努力，扎扎实实的为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魏：还是我刚才说的辽望手的观点，我觉得确实记者应该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当成航海中的船，把自己当成桅杆上的辽望手，自己要睁大自己的眼睛，做好自己的工作，为自己这艘船负责，为自己的国家人民来负责。

　　孙：记者这个责任之所以受人尊重，做一个好记者想得到人们的尊重，责任感是必须的。

　　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原杰代表责任编辑高岩还有我们的录音师小林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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