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9·11’就烦？正常！”居然有人敢这么说？“总是被迫重温‘9·11’，真是受够了！”

　　唐娜·诺贝尔斯是一名小学助教。“9·11”事件发生时，她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感到恐惧，她也很理解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需要举行纪念活动。但她认为，时时刻刻的痛心疾首正是在向敌人示弱。她说，是时候停止了。“够了就是够了”，47岁的诺贝尔斯说，“我们得明白，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对死抓“9·11”不放而感到厌烦的人，远远不止诺贝尔斯一人，很多人与她有同感。

　　在有些地方，这种不满甚至发展成了强烈的憎恨：或许人们已经看够了商人们用T恤衫、帽子等东西赚钱；或许人们已经听烦了死难者家属抱怨还没拿到抚恤金，或是抚恤金还远远不够，而他们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捐钱。又或许这只是重创后的余痛，扑面而来的痛苦和悲伤实在已是不堪负荷了。

　　尽管听起来这些感慨有点儿不近人情，但精神专家们却说，“9·11厌烦症”和世贸大厦、五角大楼遭恐怖分子袭击后涌起的深切悲哀、爱国主义热潮一样，是一种正常反应。在纽约和旧金山均设有办公室的心理学家德布拉说：“生活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之中的美国人民度日艰难，盼望事情有一个结束。我们得赶快确定。但在这件事上，却没什么解决方法。”

　　所谓“结束”恰恰是这样的———当人们问起28岁的风笛手布雷恩对袭击的看法时，他抱怨道：“闭嘴，别再谈它了。”为了强调，他还用手指堵住了耳朵。袭击发生时，布雷恩和任何其他美国人同样感到万分震惊，也像他的家人和朋友们一样，如同被粘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

　　“一开始，我觉得世界末日到了。”他说，“而现在，所有这些伤痛都在起反作用。过去不知道的事情现在知道了，听着倒也不烦。但我实在是受够了无休止的哀泣和‘救救孩子’式的思维。”他说：“我们得让这事告一段落。对于我们能做的、能关心的事，好吧，我们谈谈。但对于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停止吧。事情已经发生，我们改变不了什么。”

　　不过有人认为，为了避免自以为是的情绪，继续悼念还是必要的。39岁的布雷吉特说：“生活在俄亥俄首府哥伦布，你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被保护得很安全，这种感觉不好，因为事实上我们并没被保护起来。”她仍然会花时间读《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死难者情况介绍。布雷吉特还说：“作为美国人，我们的记忆力太短暂了。我担心人们将会重新陷入一种安逸的状态，而这就将成为我们再次遭受打击的时刻。”

　　也有人觉得，美国人有个很糟糕的习惯，对一些事情做得过火，另一些事则做得根本不够。在伊文思维尔公司印度支部工作的莱斯莉指出，对“9·11”死难者及其家属给与的关注和抚恤金是不尽公平的。“在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中的死难者该怎么说？在非洲大使馆爆炸案中的死难者又该怎么说？”65岁的莱斯莉说，“至于那些牺牲的军人，他们的家属只得到了军队提供的人寿保险。凡事总得有个底线。”

　　有些人不敢流露出这种不满，担心要是他们提起并非所有的消防员和警察都是英雄，或是说出他们已经厌倦了那些对哭哭啼啼的寡妇们进行的访谈，人们会怎么看呢？佛罗里达大学卫生科学中心副教授萨姆说，这些人也许正在感受着一种所谓的“怜悯厌烦症”。

　　他说：“过分的怜悯和感同身受的痛楚很难维持太长时间，像恐怖袭击这样的事件，使人们心中充满了痛苦和对自身安全的恐惧，增强了人们怜悯他人的能力。但是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确实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老实讲，像‘9·11’这么重大的事件，激起了这么多感同身受的痛苦和怜悯，人们也真是很难感到自在。”

　　弗吉尼亚州理士满大学教授、神经学学家克雷格说，由于人们经常会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人脑就渐渐培养起了一种抵御能力———在事情造成不可愈合的精神甚或肉体创伤之前，就将其分解思考或干脆不假思索。他说：“作为人类，我们有一种‘反刍思考’的能力，不管事情有多糟糕，我们会对它左思右想，直到大脑能接受为止。因此，对‘9·11’稍加悼念就像是在即将熄灭的火焰上喷一小口汽油。”

　　眼看就是“9·11”一周年纪念，美国人民对举行纪念活动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不知这些人的声音算不算主流。黄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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