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色场所：纵欲的地方？
新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新的性革命。所有性的资源都围绕四个字配置：自我，快乐。透过这次性革命，人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女性观念的更新。最后，性仅仅成为性
本刊记者/黄小伟
无可逃遁。
一夜情、婚外恋、色情业、同居、避孕、堕胎……性话题现在时刻包围着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中人。
“中国人没有把性自由作为个性解放的口号提出来，但是在行为上广泛的模仿。”李银河说。
模仿的范本是西方性革命。“不用20年，我们就能赶上西方。”李银河断言。现在，相对于西方的性革命，中国缺少的就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我们革命，所以我们做爱”。
三次革命
“我们都认为，身体的出轨不算什么，心灵的出轨才是真正的出轨——并且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朋友，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很尊重对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不过是我们表达友情的另一种方式，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肮脏想法，我们觉得那很自然。”这是一位性放纵群体成员的自白。
把性作为放纵对象的群体正在中国膨胀，散布在各大城市的不同角落，比如北京通州著名的KEY-CLUB：只要你想，就可以在这里和刚刚认识的人上床，几个都可以。
“原始社会是有了性才有了婚姻和爱情，传统社会是爱情和性成为婚姻的附属物，现代社会是爱情至上，有爱情才有婚姻和性。但是现在出现情况是，性与爱情、婚姻是分离的。”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木盾说。
中国从1949年后就进入了无性时代，而且这个阶段持续了30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性观念极端保守，严格建立在婚姻基础之上，任何非生育性行为被认为是可耻的。
但是“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反思，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对人性、爱情包括对性的追求，随之而来就是人们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变化。调查表明，人们对非婚姻内性行为表现出非常的宽容。
“8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朱琪研究员从道德角度分析说：“前30年，越轨性行为受到社会道德的非常严格的约束。改革开放后，这种道德被摧毁。”
在1978年后的20年里，中国人的原有的性观念被来自西方的性观念所改变。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清晰地描述了中国人的性观念变化的轨迹：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铺天盖地般地宣称：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
“那么为了什么呢？”潘说：“官方从来没有回答过，但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除了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怎么可能还有别的目标？”
于是，渐渐地，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夫妻之间寻求那些更能够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性知识、性科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急切的需求；几乎一切性方面的传统观念都被质疑了。
第二个分水岭出现在90年代末，“中国人的性行为越来越像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李银河说，“就是强调性是自己的权利。”
中国第三次性革命的特点是人们对性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观。表现在女性身上，就是她们对于失身、处女膜不再注重。而性生活、性体验不再是夫妻的专利，对性与爱情、性与婚姻，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有关系，也可以视为没关系；可以同与自己相爱和准备结婚但还没有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也可以同自己不爱也不准备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
浙江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62%的学生同意只要是和相爱的人，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85%的学生认为，已经发生性行为的男女不一定非得结婚。对于同性恋，约有60%受访同学抱持宽容态度，他们认为同性恋应该被允许。而62%的则认为，珍视贞操是对人性的压抑。
“性是人的基本权利，就像吃了一个馒头肚子不饱，又接着再吃一个一样，难道有什么不正常的吗？”这是性革命者的基本立场。
革命理由
毫无疑问，这场正在发生的中国第三次性革命是80年代以来开始的第二次性革命的延续。
在李银河眼里，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大改变一个主要社会原因就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没有人饿着肚子还去想性的欢乐”。其次就是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于越轨的性行为不再有严厉的惩罚措施。
李银河举案说法：以前法律中有一条“流氓罪”，现在的性放纵被称作“聚众淫乱”。李说，性放纵实际上是一种无受害者的性活动，而且没有商业性，只不过是一些个人违反社会道德的私下行为，但在80年代会以流氓罪论处。
李银河提供了一个其研究个案，当年的叙事方式在今天看来已经让人忍俊不禁：被告人邹X等(2女3男)于1986年10月20日晚上到胡X住室玩扑克牌，事先规定输者让赢者亲嘴。当晚5人同睡一床，互相玩弄，群奸群宿一夜。另一晚，邹等4人(2男2女)又在一起玩扑克牌，为了助兴，4被告人竟先后各自脱光衣服，一男对一女，赤身裸体玩扑克牌一夜。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
“而这种判决在现在感觉是荒唐的，”李银河说。
性法律和性文化研究专家李木盾认为，中国人对性犯罪的认定，在法理上有很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对于性犯罪的制裁是维护社会风化，所以对于强奸和通奸的处罚是一样的。而现代，对于性犯罪的处罚是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在1979年的刑法修改稿中，通奸是被作为犯罪处理的，但是争论非常大，焦点是通奸有没有侵犯人的权利，所以后来这条在法律中被取消了，表明从法律上也承认了性是人的一种权利。
政府行政控制能力的弱化也为中国人性行为越轨提供条件，李木盾说。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主要表现管理能力削弱，管理范围缩小，还有管理程序更加规范化。
“在新《婚姻法》修改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应该对于第三者问题应该警察介入。这种说法一提出，舆论大哗，首先公安部门说他们没有能力更没有权利管，现在政府部门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了。”李木盾说。
“其次，就是文化的断裂，”李木盾说，“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建国后历次运动就受到了破坏，1979年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大，对中国旧有的文化并不认同。”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会长高德伟教授认为，中国人性观念的改变是由于西方强势经济带来的强势文化，“西方消极的性文化的进入是性观念改变的原因。”高说。
“1978年后中国性观念变革的主流是先富起来的商人、官员以及主张性自由的学者，”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朱琪研究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而中国第三次性革命的主流恰恰是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强烈认同的年轻一代。这代人的明显特点就是受过高等文化教育，对传统性文化表现出极强烈的叛逆性。
“中国人当前性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技术原因就是生育与性的分离，”李银河教授说。而这一说法得到了李木盾教授的支持，“避孕技术包括避孕套的普遍使用，加上堕胎技术的完善，性行为后的负效应被消除到最小程度，这是性行为增多的技术原因。”
西方学者在总结六七十年代西方性革命原因时，非常明确地表示：试想，在一个安定团结、和和气气的社会里，哪一种现代文明能容忍旧道德被轻易地否定？一群穷光蛋，甚至连一个合适的场所都没有，怎能轻易地和陌生人性交？没有另一方的配合，总不能都搞同性恋吧？如果连最“饥饿”的青年都能恪守长辈的教诲，那么还有什么力量能影响一个社会的运行呢？还有，如果一次性交换来的是私生子或者梅毒淋病，那么任何社会的任何成员都是不会对这种性交给予任何同情的。
现在，这些问题，中国人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中国女性性观念的改变对这场性革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不容忽视。李银河说，虽然没有数据证明女性性观念改变在中国人性观念转变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其作用很重要的。
统计资料显示，过去，中国男女在很多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性伴侣的数量、性交开始的年龄以及频率等都有很大的不同。较早前婚外恋男性数量达到60%，而女性数量只有26%，现在这种距离明显缩小，上海女性的婚前性行为达到59%。
对女大学生的调查也显示出这样的变化：过去的女大学生认为只有在相爱的两人之间才可能发生性关系；此前几年，一些女大学生虽然仍然认为两人如果相爱才会发生性关系，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会和他结婚。现在，女大学生们认为，即使两人不相爱，只要不是互相利用，也可以发生性关系。
风雷隐隐
“将军们，上马吧。”当巴黎发生革命的时候，法王路易十四说。
“我们的政府还没有意识到性革命的到来。”李银河说。
敏感的学者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第三次性革命的隐隐风雷声，并做出预警。
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朱琪研究员对美国性革命造成的社会问题做如下描述：性乱促使性病艾滋病流行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每年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18岁以下少女生育带来的社会问题仅1996年就花去纳税人70亿美元；性自由使离婚率激增，结婚率下降，在婚成年人仅约50%；家庭大量解体造成家庭的教育职能丧失，随之而来青少年和成年人犯罪率上升。
相比之下，出现性自由前的50年代社会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性道德，人们的生活纯洁，家庭稳定，青少年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犯罪率低，社会安定。
“性革命会造成社会的多元的文化，但是道德不能多元，这如同车子一样，文化多元就是车子可以有不同颜色和造型，道德单一就是必须要有轮胎、方向盘和刹车。那么政府在其中必须起到主导作用，性教育必须是性道德的教育。”朱琪说。
但，“中国的性教育是苍白无力的，”北京性教育健康研究会会长高德伟说。
对性革命的正面评价声音也很高。
李木盾教授认为，性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就是造成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种价值观，但是性越轨行为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社会的主流文化仍然是传统的性道德文化。“在美国，性放纵和性革命也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马晓年也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中国的性革命并不会像西方一样走得那么远。
而李银河的观点更鲜明：“我感觉性革命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体现社会的多元化，造成宽松的社会气氛。现在同性恋自杀率教以前相比低了许多。性革命对社会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都有好处。”
李银河同时认为，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性革命的到来，“政府和教育应该提前做更有效的性教育，而现在的性教育更多从医学的角度来谈，与性病、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好像性和病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性是很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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