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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开展新一轮村级换届选举。它面对着乡村剩下的老人、少年、妇女和为数不多的青年这样四种人，因此，如何留住精英、保持村委会生命力，是一个大问题；同时，乡镇直选还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
本刊记者/孙亚菲
喧天的锣鼓。劲舞的雄狮。涌动的人群。表情各异的面孔。
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于6月23日召开第7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时闪现几张令村民们感到陌生的面孔。他们是从北京和一些地方省市专程赶来观摩选举的新闻记者和专家学者。
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合寨村的村委会选举更能吸引媒体和专家们的视线了。22年前，一块写有“村民委员会”字样的木牌，赫然出现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至此，“合寨村”这个名字，在中国民主政治史上，有了与安徽凤阳小岗村同等重大的意义。
中国村民自治的帷幕，由贫穷落后的合寨村揭开。
如今，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四年来的新一轮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也从这个小村子开始传出弦音。
8月中旬，一份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从中央正式下发至各省市。
据悉，这是近年来第一份全面规范村委会选举的中央文件。
草根民主
日前，民政部有关人士透露，全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已经开始在黑龙江、陕西、河北、浙江、安徽、湖北等16个省、市、自治区展开。
其他一些省市的换届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
“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村委会普遍完成了四次以上的换届选举工作，基本实现了数百万村委会干部由上级指派、任命，到由村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平稳过渡”。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詹成付，在总结10多年来的乡村直选工作时评价：农民干部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显著增强，村委会选举对农民和农村社会生活已经并正在产生着令人瞩目的积极影响。
尽管合寨村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村民自治的尝试，但是，中国乡村民主选举的序幕，应该从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出台开始算起。
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几乎吸引了当时所有西方知名媒体的关注。他们惊呼：“这是中国封闭制度下民主潮流的涌动。”
到1998年6月中央正式颁布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不少国内外学者、民间人士以及基金会，纷纷积极参与这场民主的试验。
资料显示，自举行直选以来，中国乡村干部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东省有2704名大学生村干部，其中硕士以上学历的占5.3%；在广东，大学生村干部有5883人；辽宁省的村委会，91.37%的成员为初高中文化程度，大专以上文化的，从以前的空白提高到5.71%。
最近，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芬兰政府资助的一项村民自治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对村委会自治形式认同感较高。
在被访上千名农民中，有68.7%认为：村委会为村民做的事情很多或较多，认为村委会为村民办事“较少”或“很少”的，比例只为4.6%。
当问及“村里在决定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重大事情时，谁的意见最重要”时，66.3%的人回答是“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22.2%认为是“村党支部”或“村支书”。
在村委会产生采取何种形式问题上，有76.5%的农民认为应该采取“直接选举”形式，选择“由上一届村委会确定”、“由村党支部确定”和“乡镇政府、党委任命”的，比例不到1%。
“老百姓知道对自己村落的事务是有表决权的，这是一个最大的进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樊平说。
去年9月，美国前总统卡特来到江苏省昆山市全旺村村委会选举现场。当他看到村民们竞相投票的热烈场景时，不由发出感叹：“农民也许不关心省长、市长是谁，但他们一定关心村长是谁；中国领导人支持村委会选举，最主要的是村民喜欢民主选举，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精英流失
四川岳池县红庙乡农民陈茂华把填好的选票，郑重放进投票箱里。第二天，他背上行囊，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在上海的一个建筑工地上，陈茂华谋到一份翻砂的工作，每个月可以挣800多元，相当于在农村一个季度所得。
他所在的乡，青壮男子以及没结婚的年轻女孩，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家中只留下老人、中年妇女和孩子。
“有本事的，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安徽合肥地区农村的一个农民说。在当地不少地区，50%的农村壮劳力常年在外，土地抛荒率高达10-20%。
村落公共权力研究是樊平的主要研究课题。为此，他曾到湖南、陕西等多处农村进行调研。
“暴露出的问题很多。”他说，“村民委员会选举是农村的一件大事，能够解决农村的一些基本问题，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和调查，村民委员会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还有一些问题比它更根本。”
樊平认为，村民自治有一个前提：村民愿意呆在村里头。如果没有固定的居民，制度再好，也形同虚设。
“在农村，农产品通过剪刀差被弄走了，资金流失了，农村的劳动力不在了，搞经营的也跑了，土地被弄走了，甚至连年轻漂亮的姑娘都跑了。你看看，当我们把农村定义为社区时，从物质到精英等所有要素都流失的话，这个社区基础实际上已经被解构了。”樊平分析说，目前农村就剩下四种人：挪不动的老年人，不懂事的少年，体弱无力的妇女和恍恍惚惚的青年。
“这就带出一系列问题：青年找不到配偶，引发治安问题；精英大量流失，选举成了‘矬子里面拔将军’；选民的素质和结构也都存在严重问题。”
樊平的观点是：讲民主，不能只讲形式而不顾及内容和机制。
“它不是一种表决形态，而是一种成员资格形态。人们只有在安居乐业的情况下，才追求民主权利的。”他说。
通过调查，樊平得出一个结论：往往在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郊，乡村直选以及自治搞得较好；而那些贫困地区的农村，由于精英的流失，乡村选举和管理都存在很多问题，贿选、宗族势力干涉民选等事件时有发生。
“如何保证农村精英在不断流失的前提下，能够得到不断必要的补充和更新，这是一个村委会有生命力的基础。”樊平说，“选举可以发现精英，但是选举不能造就精英。国家应该在城乡宏观政策上、劳动力政策上、社会流动政策上，给予农村以扶持，才能真正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不是学学法律，读读政策，村民开完会就完了的。”
难于向上
2001年12月31日，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选举乡长，上届乡长谭晓秋以52%的选票胜出。
三年前，谭晓秋也是以过半的票数，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通过全面直选产生的乡长。尽管这次他获得连任，但方式已经改变：由于法律上不认可，步云乡乡长换届选举变通为“由全体之直接选举乡长候选人，再交由人大等额选举”的方式。
当直选村委会在中国取得更多经验时，有否可能向上发展，再次突破选举政府最低一级官员的这种瓶颈呢？
樊平表示：虽然已经有不少地方进行了直选乡长的尝试，但要全面推行，短期内还不大可能。
“村委会毕竟是村民自治组织，而乡已经是政府的一级机构，存在很多法律上和程序上的问题。”樊平说。
“村民素质也是一个问题。他们怎么认识和了解乡长，怎么考核做一名乡长所应具备的能力，这些都值得商榷。”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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