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前驻科威特记者李士兴

　　上个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盛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后来的海湾战争。世纪更替，十几年过去了，这一事件留下的后患，至今仍困扰着世界。作为当时新华社驻科威特记者，我亲身经历了这段难忘的历史，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枪声响起，汽车挡风玻璃被打了三个洞

　　1990年8月2日清晨5点钟左右，清脆的枪声把记者从睡梦中惊醒，紧接着机枪扫射，继而大炮轰鸣，把窗户震得阵阵作响。站在阳台上，看到一墙之隔的达曼斯王宫腾起阵阵硝烟，栖息在王宫树丛中的海鸟被惊得扑愣愣到处乱飞。

　　发生了什么事？分社最先起床的两位同志跑到楼顶阳台朝海湾大道张望，立即引来一阵乱枪扫射，他们只得匍匐着退回办公室。阿文记者吴毅宏想开车出去探听情况，还没出胡同就遭到扫射，汽车的挡风玻璃被打了三个洞，右侧玻璃被完全打碎，幸好没伤着人。据我们分析，分社所在的达曼斯王宫一带显然已经被严密封锁。

　　是发生内部政变还是遭到外部入侵？根据士兵穿的迷彩服，我们很难判断对方的身份。我们向科威特新闻部和科通社打电话核实情况，但根本没人接电话。直到5点45分，记者从电台听到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伊拉克军队在凌晨2点越过边界入侵科威特。根据这一权威的官方消息，记者迅速发出了第一条伊军入侵科威特的英文稿。

　　王宫陷落，法赫德亲王倒在王宫楼梯旁

　　自从7月15日伊拉克向阿盟递交一项备忘录指责科威特偷采伊拉克石油以来，两国关系骤然紧张。

　　经过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从中斡旋，7月31日，科威特王储兼首相萨阿德同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欣在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举行直接会谈。但是，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双方代表团在8月1日上午离开沙特回国。

　　尽管会谈前景不容乐观，但谁也没有想到伊拉克会向科威特动武，因为萨达姆总统在7月24日还信誓旦旦地向前往巴格达调解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作出不使用武力的保证。

　　入侵是在8月2日凌晨2点开始的，由350辆重型坦克开道，伊拉克14个师10万大军在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越过边界长驱直入，到5点就攻入科威特城，包围了达曼斯王宫、国防部、机场、电台等要害部门和重要设施。

　　王宫卫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同伊军对峙了好几个小时。在战前我曾多次采访过的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亲王同王宫卫队并肩战斗，但寡不敌众，到中午11点多王宫终于陷落。法赫德亲王最后倒在王宫的楼梯旁，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分社当时还用电传机发稿，必须先用凿孔机打出纸条，中文稿还得先译成电报码，非常费事。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用毛毯挡住办公室窗户，冒着窗外震耳欲聋的炮火坚持发稿，及时报道伊军入侵科威特的最新动态。随任的家属，除了密切注视王宫的激战情况，还协助记者同分布在各地的我驻科人员联络，了解各地战况，为记者写稿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一天，分社共向北京总社和开罗中东总分社发出十几条中文、英文和阿文稿。

　　兵荒马乱，冒险向世界发出独家报道

　　8月3日，占领军切断了科威特所有的国际通信线路，我们已经不能通过国际电话线发稿，而且也没有别的通信手段，困守在分社已无任何意义。通过我驻科使馆同占领军司令部交涉，我们安全地撤到中国大使馆，在那里通过特殊渠道继续发稿，但发稿时间和发稿数量都受到限制。

　　伊拉克军队占领科威特后，大肆掠夺财富，骚扰百姓，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政府部门全部瘫痪，社会服务机构停止运转，商店、银行几乎全都遭到抢劫，昔日繁华的闹市不复存在。街头没有交通警，红绿灯无人管理。垃圾堆积如山，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城市里不管白天黑夜，都能听到断断续续的枪炮声，到处都可以看到毁坏的汽车以及军车爆炸后燃起的浓烟。在这兵慌马乱的时期，记者开车出去，经常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心里未免有些毛骨悚然。每次出门，只要到了有电话的地方，都要向分社通报自己的行踪，一方面是为了让家属放心，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防范措施，万一出了事知道到什么地方找人。

　　记者采取的唯一安全措施，是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用胶条粘上一面中国国旗，但起不起作用就不得而知了。在采访途中，记者见到过科威特军队同伊军激战过的战场，见到过扔在路旁无人过问的枪枝弹药，见到过被伊军士兵打死的无辜民众，也见到过被绑在电线杆上活活晒死(当时室外温度达到摄氏50度)的抵抗运动成员，并有多次遭到持枪士兵的拦截查问。有一次，在记者采访返回的路上，科威特抵抗运动跟伊拉克占领军隔着马路突然交上了火，危急之中，记者只好加大油门冲了过去。

　　记者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客观报道科威特被占领后的最新事态发展，其中包括外国侨民和中国劳务工人艰难的生存条件、几次有组织的民众示威抗议活动以及科威特抵抗运动向占领军发起的零星战斗。

　　这些报道播出后引起国际谋体普遍关注，并被西方报纸电台广泛采用。当时，英国广播公司几乎每天都转播记者的署名文章，它在8月15日的国际广播节目中发表评论，说记者“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成功地发出了实实在在的世界性独家新闻”，“提高了新华社作为一家真正新闻社的信誉”。

　　坚守岗位，与怀孕妻子小魏生离死别

　　在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下，社会秩序混乱，物资供应也日趋紧张，各国侨民纷纷逃离科威特。根据国内指示，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组织中国各驻科机构人员和劳务工人尽快撤离。

　　8月16日，分社接到总社指示，要求我和阿文记者吴毅宏留下继续报道科威特局势，随行家属随使馆人员撤离。当时，我爱人小魏已经怀孕4个月，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们原准备10月份回国休假生孩子。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一个孕妇在高温炎热的大沙漠中长途跋涉，没人照顾是很危险的。使馆的同志都劝我跟她一起走，一方面可以照顾她，另一方面也可以早一点脱离险境。但考虑到我是唯一的英文记者，而且前段时间发出的那些独家新闻已经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促使我决定留下。

　　8月19日，我送小魏到商务处集合，随第一批人员一起撤离。临别的时候，小魏泣不成声，她担心我的人身安危，我则担心她一路上的安全，互相叮咛着已经说了不知多少遍的话，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一阵心酸。

　　从科威特城到巴格达这点路程在和平时期只要走四五个小时，车队8点多钟出发，按理下午无论如何都应该到达巴格达了。但是，一直到天黑，我都没有接到小魏到达的消息。我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猜测着路上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那种紧张不安的心情，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20日凌晨五点多钟，电话终于响了，小魏在电话线那头告诉我平安到达的消息，迟到的原因是道路拥挤车子走得慢。其实，她是历尽了艰难和危险才到达巴格达的，只是怕我担心，才在电话里说得那么轻松。不管怎么说，第一关总算闯过去了，余下到约旦的路程，危险性要小得多。

　　作为记者，每批撤离人员启程的时候我都去送行，一方面是向这些历经磨难的战友和同胞告别，另一方面也是工作需要，因为我要发消息。根据我的统计，这次从科威特撤出的中国各类人员(包括台湾、香港同胞和华侨)共4922人，前后历时10天。中国民航共出动波音747客机18架次，接运从科威特撤离到约旦首都安曼的中国公民，最后一批人员是8月28日下午离开安曼回国的。

　　出门被抓，差点成为伊拉克“人体盾牌”

　　8月23日晚，最后一批劳务工人撤离科威特，各单位留下的人员共12人全部集中居住在大使馆。

　　8月24日是伊拉克占领军要求各国驻科外交人员撤离的最后期限，伊军切断了对中国使馆的电力供应。早饭后，全体留守人员都集中在使馆主楼，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不测。上午9点多钟，一伙伊拉克士兵闯入我使馆北楼抢东西，我和吴毅宏住的房间被洗劫一空。秦鸿国代办立即打电话同伊拉克方面交涉，伊方一名少将亲自带人察看现场，并明确表示要追查肇事士兵并赔偿一切损失。

　　8月25日早晨，记者和大使馆二秘刘卫民开车出去了解其他各国大使馆动向，出去不到半小时就被伊军抓捕。一名中尉军官告诉我们，他们接到上面发下的25国名单，其中包括中国，列入名单的各国侨民都是抓捕对象，如何处置要请示上级。我们只得在兵营耐心等待，并在获准后向使馆电话报告我们被抓的消息。

　　在被扣的半天多时间里，我看到士兵拿着大包小包回到兵营，有个士兵抱了一台彩电到连部调试，估计都是从老百姓家抢来的。有个士兵告诉记者，他们已有8个月没有发军饷了。

　　刘鸿国代办亲自来兵营交涉，结果他和司机也一起被扣了。伊军士兵把我们逐级上送，最后被押到警察总部，出来一名准将军官，经交涉同意释放我们并给我们发了通行证。这位军官明确告诉我们，通行证只在当天有效，如果我们今天不离开科威特，以后再发生什么事情一切后果自负。

　　据事后了解，伊军在25日抓了很多外国侨民，先是集中在一家旅馆里，后来都被关押在伊拉克军事基地、炼油厂等战略要地充当人盾。

　　最后时刻，带着五星红旗和弹片撤离

　　回到使馆已是下午2点半了，大使馆已经停电停水，我们点起蜡烛吃了点东西，秦鸿国代办向大家宣读了国内命令我们撤离的电报并安排大家做好一切善后处理。4点45分，我们带着几分钟前刚刚降下来的五星红旗和一块落在使馆大院里的炮弹片，在伊军的押送下踏上了撤退之路。

　　8月26日早晨5点半，我们终于赶到巴格达，原计划休息一下，吃过午饭后动身去约旦。没想到伊方竟把我们12人扣为人质，要挟中国政府承认它对科威特的占领。

　　后经多方交涉，最后才获得出境签证离开巴格达。当我们跨出伊拉克国境，见到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我驻约旦使馆的同志，心情说不出的激动。那一天，我紧张的神经彻底放松，一觉睡了26个小时才醒过来。这是我一生中睡得时间最长的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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