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玉歆研究员说：“现在每申报一项，都要拆除价值数千万至上亿元的破坏性建筑，才有可能列入名录。可惜的是，有的本应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景观，早已面目全非，无法恢复，成为永远的遗憾！这不能不是教训。”

　　令人忧虑的是，一些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如今又开始刮起“变相出让风景名胜”的热潮，纷纷将景区经营权交由开发商经营，一时间豪宅别墅也“逼”近了风景区。一位世界遗产专家来华检查后气愤地说，要是这样商业化，是绝不会被收入名录的。

　　■ 《环球》杂志记者/陈芳

　　7月3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传来喜讯，中国新添3处《世界遗产名录》。

　　事实上，在江南古镇周庄、同里、浙江余杭、桂林漓江等地，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当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申报世界遗产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有近百个，有49处申请项目已被列入“预备清单”。

　　就在人们还沉浸在“申遗”成功的喜事时，近日关于“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将再建新坝”的不幸消息又传来。面对日趋严重的遗产隐患，不少专家忧心忡忡：当一些地方争抢申报世界遗产时，是否还记得“申遗”的真正目的？

　　申报热潮“涌”中国

　　继“申奥热”“申博热”后，一股“申遗热”正在中国各地不断升温。让人类共有的财富得到全世界关注和保护，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初衷。

　　上世纪末，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古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随之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知晓，原来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好比拿到了国际通行证，可以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俱乐部”，并享受国际援助、技术支持、免受战争或人为破坏等一系列的优惠待遇。

　　这是一组常常被专家提及的数据：山西平遥在“申遗”之前的1996年，国内游客每年只有10万人次，门票收入104万元，旅游综合收入1250万元。登录为世界遗产后的2000年，这几项收入则分别猛增为63万人次、780万元、7800万元，分别是1996年的6.3倍、7.5倍和6.2倍。

　　正因为“世界遗产”有如此巨大的旅游品牌效应，近年来，各地掀起了一股申报遗产热。截至目前，全国已有百余个单位申报预备清单。仅安徽古村落的申报成功就引来上百个镇、村群起而效之；云南每年由政府投入数百万元开展申报工作；陕西全民动员矢志成为西部遗产大省。“申报工作竞争异常激烈”，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如是说。

　　为保证申报顺利进行，申请单位往往要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以充分的论据显示申报项目具有“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最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为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申报者“拆今护古”，斥巨资改善环境等举措都是必经过程。在已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颐和园、泰山、武夷山等景点景区，都曾经痛下决心拆掉了大批与世界遗产要求不符的建筑。与此同时，申报过程也是城市凸显个性，强化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当地居民综合素质的过程。

　　世界遗产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凝高对“申遗热”表示要积极支持和引导。按他的想法，我国的世界遗产资源很丰富，29个入选太少，按照遗产标准还有很多符合。他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自然景观丰富多样，我国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名胜古迹数量堪称世界第一。世界遗产既是古代文明史的见证，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现代文明的标志。我们不应限制申报，但要明白一点，申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还是为了赚钱？”

　　遗产难以承受之重

　　“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如何有效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严峻考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博士说，在一些人看来，世界遗产就是块“金字招牌”，有了它就有了吸引世界目光的资本。但谈起他考察过的某些遗产地的境遇时，他沉默了会儿，说，“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被硬逼着，乔妆打扮地赚钱。”

　　一位美国朋友，慕名来到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泰山。川流不息的索道缆车，店铺林立的岱顶闹市，使他根本不觉东岳之雄伟壮观。他遗憾地说：“泰山没有风景，只有商业。”

　　比起自然的风吹雨打，“人满为患”对遗产的破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敦煌壁画因参观人数过多正在失去往日容颜；故宫在游人日复一日的“眷顾”下也逐渐“香消玉殒”，不得不面临大修；张家界、九寨沟在经历了游人如织的焦虑后，开始限制参观的人数，由于缺乏专业的保护人才，一些地方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

　　“人们常把每平方公里的游人量比做国家公园的使用强度。黄山跟5500多平方公里的美国黄石公园相比，1993年就多16.2倍。时隔10年，黄山的游人又是数倍增加，两者的利用强度之比不知又拉大了多少。”世界遗产专家谢凝高教授惋惜道。

　　世界遗产组织认为，世界遗产所面临的主要威胁除了自然灾害，人为因素中最普遍的影响就是失控的旅游开发，特别是“屋满为患”。中国风景区80%左右都有上千年的开发历史，按现代生态文明时代对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原则，不少名胜风景区早已“超标”。许多超载开发的名山风景区、世界遗产地，大兴土木，开山伐木，乱建索道、宾馆、商店、娱乐园，甚至把低级趣味、封建迷信的“鬼文化”、“神文化”也搬进来。

　　从2001年10月到2002年5月，张家界耗资2亿元，对景区15万多平方米的建筑物进行了大拆迁。“大拆迁”使张家界逐步恢复原始风貌。而在此之前，张家界旅游业的繁荣是以牺牲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的环境资源为代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玉歆研究员说：“现在每申报一项，都要拆除价值数千万至上亿元的破坏性建筑，才有可能列入名录。可惜的是，有的本应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景观，早已面目全非，无法恢复，成为永远的遗憾！这不能不是教训。”

　　令人忧虑的是，一些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如今又开始刮起“变相出让风景名胜”的热潮，纷纷将景区经营权交由开发商经营，一时间豪宅别墅也“逼”近了风景区。一位世界遗产专家来华检查后气愤地说，要是这样商业化，是绝不会被收入名录的。

　　按照《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当遗产受到损害时，将其列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录》，如不能按期恢复，就要在《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现在，我国已有“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等14处世界遗产受联合国监测，有的已处于“病危”境地。

　　谁是遗产保护的负责人？

　　都江堰的遗产保护工作，一直以来是令世界遗产专家谢凝高教授引以为豪的。政府几年前拿出1.4亿元大力整治拆除周围现代建筑，迁出居民。自申报遗产成功后，这里一直都在走合理保护与利用的路子，去年城市还在不停地整改，“功能分区”得到有效强化。然而，一个不幸的消息最近还是传来了，“要在都江堰上游，遗产核心区几百米处搞个水库，有关部门都批准了。荒唐之极，这可是2258年的水利生态工程，是‘国宝’啊！”

　　令专家寝食难安的事情还不仅限于此。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吸客石”，收入年年看涨，至去年门票收入已达2000余万元，在重庆所有景区收入中名列第二。然而，由于大足县经济不发达，每年得从大足石刻的门票中提取部分作为财政收入，门票收入中提取的比例又从往年的35%提高到45%。

　　类似的事，听起来颇让人痛心。说到底，还是因为目前我国既无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又无一个权威的、全国统一的遗产管理部门，导致政出多门，管理混乱。

　　据调查，中国现在有1268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几百个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大部分世界遗产就散落其中。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都是国家立法、国家直接管理。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文物单位由国家文物局管辖，国家风景名胜区由建设部管辖，国家森林公园属林业局管，而国家自然保护区又分属环保总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地矿局等，实际上具体管理权却在地方部门。

　　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李迪华说：“就是在遗产地内，也存在因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而出现矛盾的情况。”以武陵源为例，其头戴桂冠就有：建设部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林业部的国家森林公园、国土资源部的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旅游局的4A级景点等。“大而统的风景名胜资源所有权与实际支配权的纷争，使得各部门在行使管理权时形不成合力，国家所有权实际被弱化。”

　　大量的事实表明，许多地方至今仍在套用国家建设部1987年下发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实施办法》，或者干脆用开发区的相关法规来管理和保护世界遗产。无法可依和权力下放，加重了管理的随意性及长官意志。一些地方管理部门，擅自改变遗产地管理体制，将遗产地划归旅游部门，捆绑上市或租赁经营，致使遗产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

　　一位建设部风景名胜专家顾问直言不讳：“‘国宝’就得国家管！但是现实中，各级政府、各级部门都在参与遗产的管理。就拿恢复原始风貌来说，有的只治百姓的小商、小摊、建筑，而不治部门宾馆、饭店、培训中心。泰山中天门索道、张家界核心景区的观光电梯等，尽管反对声频频，依然未见有何动作。保护性的法律滞后，代表国家管理的角色不明，定是后患无穷。”

　　保护与开发：“两权”博弈

　　面对世界遗产，始终演绎着保护和开发的“两权”博弈。

　　统计表明，丽江古城去年游客人数达到330多万人次，旅游业外汇收入达到4186万美元。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地政府每年用于古城保护的投入却不足千万元，其中从旅游收益中返还的不到100万元。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旅游越发展，古城越衰败”。

　　不只是丽江，中国社科院一些专家在调研中发现，虽然一些地方从世界遗产上获益不浅，但遗产地的保护管理基金却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在遗产保护与开发旷日持久的对峙中，一些地方政府似乎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旅游压力和日趋严重的遗产破坏，但往往是“遗产保护”最终成了“遗产开发”。

　　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即使在那些出了问题的地方，官员们谈起大道理也是慷慨激昂。然而，破坏悲剧为何不断上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杜先生认为，一些地方仅仅想把世界遗产当做标签，以做别的文章，没有更多地意识到保护遗产的义务。其实，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以保护为前提，遵循的原则就是“保护才是硬道理”。

　　“令行才能禁止”，全国人大代表丽江地区行署专员和自兴代表认为，遗产地的管理与保护，始终贯穿着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当务之急是制定世界遗产保护法规，成立直接管理世界遗产的权力机构，设立国家遗产基金，依法严格管理世界遗产。

　　正确处理风景区、遗产地和旅游业的关系，必须实行功能分区原则，即严格保护风景区内自然文化遗产的品位与价值及其精神文化功能，积极开发风景区外的旅游经济功能。如泰山历来实行的“山上游，山下住”，黄龙、九寨沟规划的“沟内游，沟外住”，以及国际上国家公园的“园内游，园外住”的基本原则。

　　据悉，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所在地的安徽黄山市已经出台了遗产保护实施办法，建立保护基金，还要成立专门的保护委员会，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云南大理也出台了对苍山、洱海加强保护的条例，成立了两个保护机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连房屋的色调、高度都有明确的规定，以期维护当地“青瓦、白墙、水墨画”的独特景观。

　　曾经有过那么多令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教训，原因就在于对“保护第一”方针始终存在片面理解和错误认识。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的“理论”与“实践”，再不要对中国的世界遗产构成威胁了。否则，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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