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驻巴黎记者/杨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中心亚太处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时打断记者和景峰的交谈。景峰是该处的项目专家，曾任16届和1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副主席，也是参与世界遗产委员会工作较多的中国人之一。对于我国几个地方申报世界遗产获得成功，景峰的感觉是既高兴，又忧虑……

　　《环球》：国内许多地方对申报世界遗产热情高涨，您如何看待这种热情？

　　答：中国是世界第三遗产大国，位居意大利、西班牙之后。文物和文化事业的兴起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对国际形象，对于中国最终成为第一旅游大国和加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有非常大的好处。因此，各地在申报之前热情都非常高，各方面工作也很到位。比如7月份的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会宣传品展示处几乎摆满了介绍中国3处申报项目的各种资料，都是中国代表团带去的风景区画册、当地特色纪念品、历史介绍等等。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宣传资料就显得单薄多了。可见，准备充分的中国代表团是抱定了打宣传战的策略，从效果来看也很成功。

　　但申报是个过程，包括申报前和申报后。国内有的遗产项目在申报成功后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要么对文物现状听之任之，放任不管，造成事故；要么一些地方领导或者某些部门只看到眼前利益，对遗产景点过度开发，甚至画蛇添足，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改进。

　　《环球》：您认为保护世界遗产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必须要有一个长期或至少十年以上的大规划。缺乏规划的害处是很大的，当周围开发新项目时往往会引发争议。从苏州拓宽河边大道到目前都江堰上游要建立水坝，有关文物保护的争议一再发生，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缺乏规划还会产生极大的资源浪费和遗产破坏。比如一些地方投入上亿元资金进行开发建设，可过两年，遗产保护委员会认为这种建设不合理，那么新的建设项目是拆还是不拆？拆，投入的资金打了水漂；不拆，又有可能造成遗产的永久性破坏。这里我们都有过切肤之痛。都江堰要修大坝，不久前为此申报了2.5亿元贷款搞整治环境和拆迁等，新建大坝意味着2200年历史的水利工程有可能荒废。

　　当然，城市发展只要不破坏周围的环境就可以。世界遗产公约的第五条A款也规定，遗产的保护应该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一定作用，就是说发展也是必要的，关键是怎样做有利于文物的保护。然而没有规划，不少项目很可能以发展为名上马，并有破坏文物遗产的潜在可能，这就影响了我们今后申报的效果，以及专家对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评估，从而影响我们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

　　因此长期规划是非常必要的。与其要搞新项目，不如提前有个规划，提出5到10年间，我们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列入遗产后怎样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对于建设部门也好，文物部门和文化部门也好，应该从中央到地方协调关系，共同参与这个规划。不要简单认为这就是文物部门的事，因为有些事是文物部门无能为力的。

　　《环球》：在这一方面，国外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答：在文物保护做得好的西方国家，有争议的事情都要征求当地民众以及专家的意见，并有跨部门的协调委员会进行协调。日本的协调委员会涉及外务省、文部省、环境厅，主要在中央一级上协调文化遗产周围大型工程的建设，比如高速路和宾馆饭店等。法国也是以外交部牵头，文化传播部、装备部、农业部和环境部成立跨部门的委员会，几家共同协商，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是国家行为，而不是某个部门或地方一家说了算。此外，法国还有专门负责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官员，负责对于遗产地保护工作的监督，并直接向政府报告。这些都有利于对文物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工作的开展。

　　《环球》：我国在遗产保护的立法上还存在什么问题？

　　答：我们文化保护法和城市规划法都有，但实施细则不足，这使法律难以执行。有关部门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加紧制定细则。比如最近教科文与北京市政府协调规划，出台了涉及南池子等一些四合院地区的拆迁规划，还从旧城132个危改片中选出的首批200处四合院实行了挂牌保护。

　　我们知道，故宫保护不光是故宫本身，还要有它周边的环境做依托才行。因此北京市政府出台了皇城保护的规定，要求停止对皇城内拆旧改“新”的行为，不能鼓励营造新景观的计划，必须使北京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特色和古都风貌保留并延续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氛围的保护，通俗地说就是要保护遗产地周围的这些原汁原味的“人气”。北京市确实办了一件大好事。

　　《环球》：对于保护世界遗产，您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答：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过去，我们申办完世界遗产后，与外界的沟通就不多了，其实这时候我们更应该多走出去，了解国外的一些做法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学习人家的优点，吸取人家的经验教训。它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有助于防止“一拍脑瓜上项目”的现象；二是我们光有文物保护意识不行，还要有保护技术水平。我们与亚太地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以相互学习，促进规划措施和技术水平的提高。2000年我们组织了国内十几个市的副市长到外面去参观学习，对于提高认识很有好处。再比如，对于西藏文化遗产的保护，由于涉及到木结构，可以组织有关管理部门的人到世界其他地方有类似木结构的遗产地参观学习，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保护水平，这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

　　宁波、杭州西湖、江南水乡正在申请世界遗产，这里就需要学习外面的经验。比如法国某些遗产地搞乡镇联合，乡镇的领导经常交流和学习遗产地保护开发方法。我们一些地方也可以与其他地方进行联合，实现资源共享。我们的周庄与同里等几个江南古镇，联合组成江南水乡这个品牌，共同探讨保护与开发的大计就是对外界很好的学习，效果非常好。

　　交流重要性的另一种体现是，如果我们不去沟通，外界对我们的工作就不了解。有时一些合理的建设项目也可能会遭到外界的质疑，甚至被国外媒体恶意炒作。因此事先多与外界的专家、组织和媒体沟通，解释自己的规划和看法非常重要，不仅有助于外界的理解，也为自身获取经验打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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