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日关系上，中国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有时民间外交可以解决的，政府不必出面；有时在政府出面的同时，辅以民间外交，双管齐下，会事半功倍

　　对日关系应善用民间力量

　　本报驻东京记者何德功

　　有人说，中日两国关系“紧密”而不“亲密”。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两国之间横亘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如果能够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就会在新形势下促使中日关系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民间外交不可小视

　　台湾问题虽然现在还不是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但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冒出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这一攸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任何时候都应该强硬，不然日本的亲台势力会得寸进尺地制造事端，“台独”分子会备受鼓舞，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除了政府外交强硬之外，民间外交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去年李登辉访日之所以被拒，是因为他到庆应大学演讲的理由不成立；而撤消李登辉演讲的庆应大学，正是在中国一位大学副校长传达如果李登辉成行会影响中日关系后做出决定的。再比如，给李登辉访日提供协助的“台独”分子金美铃预定于去年12月1日在东京都立川市发表“台独”演说，在18位华人市民到当地政府机关抗议后，演讲也被取消。由此可见，民间外交的作用不可小看。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有时民间外交可以解决的，政府不必出面，杀鸡不用宰牛刀；有时在政府出面的同时辅以民间外交，双管齐下，效果事半功倍。

　　民间回击日本右翼

　　在历史问题上，一些人有种糊涂认识，主张中国从此不再提历史问题，这样历史问题在中日两国之间就不复存在了，其实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驼鸟行为”。近十几年来，历史问题遗留主要是日方的责任，如果我们放弃历史的原则立场，就意味着日本右翼分子今后可以混淆黑白，而历史上的受害者都没有说话的权利。中国放弃历史问题无异于放弃外交主动权。而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能打的牌实在不多，放弃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动权将导致全面被动。

　　但历史问题不应成为中日之间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我们可以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采取灵活策略。一位日本在野党议员曾把石原慎太郎比作周期性发病的狂犬，他发病时需要得到某种反应，越不理他，他叫得越凶。日本右翼就是如此，有时他们就想把事情闹大，我们可以采取对等的形式，通过民间团体做出反应，不必动用全部力量还击，从而使右翼分子扩大事态的企图落空。

　　让日本媒体不困惑

　　对中日关系影响甚大的一支力量是日本媒体。民意调查表明，80%以上的日本人立场都受媒体左右。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日本媒体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爆炒日本沈阳领事馆事件、农药残留问题、减肥食品问题和在日中国人犯罪问题，也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日本进行交流时我们发现，除了少数报纸对中国完全充满敌意外，大多数媒体都是为了追求“视听率”。日本媒体非常注重追求轰动效应，没有视听率，广告拉不来，媒体就无法生存。他们对自己的做法也感到困惑，因为在追求视听率的同时，对中国造成了伤害。但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可以全面介绍中国，在另外的专题节目里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让日本国民对中国有一个全面了解。

　　因此，同日本媒体还要多交流，使他们在取材时立场会有所变化，多一些客观性和全面性，少一些主观性和片面性。

　　我们当然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那些由于感情冲动一味追求对立之举都不可取。但不忘国耻，并以之为振兴中华的动力，的确是一种真正的爱国行动，必须弘扬和保护。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了，国防强大了，任何国家不敢轻举妄动；国家繁荣了，人民富裕了，任何国家和个人都要跟你做生意，国际地位就会日益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外交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民间外交”正是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何谓“民间外交”

　　民间外交思想渊源久远。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出使法国期间，曾利用私人关系，同法国的狄德罗、伏尔泰等许多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进行交往，通过他们对法国政府施加影响，为美洲人民争取法国援助，达到了明显的外交效果。这被后人概括为“民间外交(public diplomacy)”。在新中国，周恩来以“积累渐进，以民促官”的思想，确立了民间外交方针。如今中国外交更为立体，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民间等多个领域。而社会公众在民间外交中的积极作用正在对外商贸、国际旅游、文化交流、民间传播等领域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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