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间的不合作制约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专家认为，互补才能共同发展

　　以1%的土地面积、6.2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0%的GDP，“长三角热”持续升温不无理由。一份由20位市长共同签署的《市长论坛纪要》认为，长三角地区是全国发展速度最快、投资环境最佳、经济内在素质最好、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但长三角远非到了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步。正如很多专家所指出的，目前长三角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自为政。

　　“长江三角洲地区互补才能共同发展”。曾任宁波副市长、现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刘福垣，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亲身的体会。

　　“藏富于民”

　　新闻周刊：长三角地区9万平方公里土地，7000万人口，产值却占国家GDP的20%，被誉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又一个亮点，对长三角地区你怎么看？

　　刘福垣：长三角地区的历史积累是比较好的，如江浙的民营企业现在的实力非常强大，像宁波1400亿的GDP，有1000亿是民营企业创造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比较开明、经商的历史基础比较好。地少，造就了经商的历史环境：耕地缺乏，即使勤劳也不一定能产出足够维持生计的粮食，所以很早就出现了走街串巷的货郎，如义乌地区。

　　这种地理原因造就了这个地区人民的勤劳和经商优势。这种不能复制的独特历史环境，是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历史形成的经商底蕴，使当地的政府也能很开明地“藏富于民”，两者相互促进，形成了长三角目前的繁荣局面。

　　区域合作欠缺

　　新闻周刊：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领头羊，是不是意味着长三角在上海的带动下，会出现新的发展机遇？

　　刘福垣：机遇当然是存在的，但问题也在随着长三角地区全局的形成而逐渐显现出来。

　　新闻周刊：你所说的问题是指什么？

　　刘福垣：此地区的民营经济相互不合作，或者说合作关系的不协调。民营经济是此地区的坚实基础，但也正是因为民营经济的强大，导致此地区的合作意识非常弱——单打独斗都是高手，合作起来就很麻烦。我在宁波的时候曾经主持过一个大桥项目，有四家企业参与，但谁都想当董事长，谈了半年也没谈出结果。此地区的民营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家族化的管理非常普遍，缺乏全局的合作眼光。再如宁波地区与台商展开的合作，台商来了一年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不你收购我，要不我收购你，合作很难维持下去。

　　从城市角度讲，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宁波和杭州不合作，和上海也无法展开合作。宁波的北仑港和上海现在正在建设的大小洋山港，就是两城市无法展开合作的例子。北仑港原本就是为上海准备的，但现在上海却又要自己再建一个大港，这就脱不了重复建设的嫌疑了。这是地区相互不合作最大的一个例证。

　　新闻周刊：上海在大小洋山建设新港，你认为是不经济的？

　　刘福垣：这个项目投资非常大，而且十年后才能投入使用。暂且不提这个新港在功能上与北仑港的重叠，就发展趋势来看，前景也不乐观。当时上海的计委主任来找我，我说这个项目是不行的，因为集装箱货运量不是永远涨的，十年后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那时候我们出口的东西就不见得仍然会以集装箱运输为主了。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是香港、新加坡。为什么大的集装箱港全在亚洲？是因为亚洲在世界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单箱的产值却不一定高。我预计，十年后，江浙地区会出现研发为主的局面，因为外资也会把其研发机构迁到这个地区，产业结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技术集成度高的产品出现，必然会改变目前这种以量为主的产品结构。

　　上海现在又要修一个1000万箱量级的集装箱港，是不现实的，总不可能把香港的、新加坡的运输量全抢过来吧？而且如果独联体那边的关系理顺后，通过陆路向欧洲地区的集装箱运输，比从海上到美国再到欧洲要省一个月的时间，这些都说明上海修港的前景并不好。

　　就我的观点，一开始就应该用北仑港，这么好的港不用，非要自己搞，代价太大。

　　新闻周刊：这种地区间的重复项目上马，是不是会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产生制约？

　　刘福垣：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雷同，及这种不合作的现状，容易出现重复建设。此地区的产业结构雷同是最大的问题，你上什么我上什么。长三角如果想大发展，必须解决地区的产业格局问题，这点非常重要，但现在还没有人太多关注。

　　现在浙江地区的产品，70%是消化在长三角地区，剩下30%中的70%是出口东南亚，而且产品多为地摊产品低价位的，这种产品销售地区的单一依托性及产业结构的低级构成，是发展中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否则在这种脆弱的产业结构下，在此地区发展过程中还停留在低级产业的建设及相关“竞争”上，发展趋势很难看好。但该地区现在别说全球化意识，连全国化的意识还没实现。如果任由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延续下去，将会成为非常大的隐患。

　　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并不相左

　　新闻周刊：你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福垣：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的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是相互矛盾的，有非常尖锐的问题，行政区划定下的官员在执行经济区划的功能，完全割裂。现在中国的行政体制，有15个行政级别，一个人在仕途上要有成就，那只能在每个级别上待两年左右，这就导致其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成绩，多搞形象工程，搞短平快项目，很难稳定心思从长远角度进行地区规划——长期项目的短期效应不好，政治成绩就没有了，这导致在客观上没有鼓励地方官员进行长远规划的动力。譬如现在把城市搞得比较漂亮，公路也修了，但有时候这种项目的延伸实用性不大。

　　现在是两个三角洲，再加上西部大开发，三边一起，万一重复建设屡屡出现，那成本就太高了。中国政府应该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重视区域的宏观规划，借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把这种宏观调控的政府意志明显地体现出来。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地区间谁也不服谁，必须中央政府出面来协调，否则，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新闻周刊：此地区是在相对比较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如果由中央进行宏观规划，会不会出现倒退？

　　刘福垣：目前看有两个方式，一个以市场的方式自己解决，一个是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此地区本身就是靠市场形成的，形成了这种情况，说明只靠市场根本就不行。

　　这并不和市场经济相左，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其实也是混合经济，就是因为重视了政府的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譬如美国一直强调其是混合经济，美国就不在东边搞重工业。拉美国家搞的是完全市场化，这两年导致经济危机，就是因为太相信市场了。而日本就是因为政府的主导性很强，可以形成中心城市群落，譬如以东京为核心的经济大区域。

　　凡是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家，都是政府主导性比较强的国家，恢复完全靠政府的力量。从世界的经验来看，必要的政府宏观规划是非常必要的。

　　新闻周刊：那按照中国已有的经验来看，就三角洲的建设，能不能找到支持这种宏观规划的实例？

　　刘福垣：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的，调控起来非常简单，导致珠江三角洲区域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也说明了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这一点和长三角地区涉及两个省和一个直辖市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需要长三角地区的领导要有大眼光，要有大区域意识。江浙地区就要拜上海为大哥，上海的这种龙头地位是不能取代的，所以这些地区不能和上海同类竞争，我曾撰文表示：互补才能共同发展。

　　现在要占领世界市场，可自己先斗了起来，损失是非常巨大的。(马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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