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垄断利器的“分拆”已经在过去的一年里变为现实，但伴随着电力、电信、民航三大垄断行业的分拆重组，多位曾经为分拆“鼓与呼”的专家们却开始戏剧性地“倒戈”

　　本刊记者/王晨波

　　2002年的最后一周，分拆的命运终于降临到了电力行业，11家独立的电力公司挂牌成立，此举被喻为中国反垄断的里程碑。

　　从民航、电信到电力，2002年被誉为中国的“分拆年”。

　　在人们对反垄断充满期待的时候，一些专家开始对由反垄断引发的“分拆热”进行反思。

　　“在反垄断过程中，我们过多地强调了分拆。‘一拆就灵’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副研究员余晖评价说。

　　“我们习惯于用分拆来引入竞争，却产生了对不同的病用同一帖药的做法。”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在梳理2002年的行业分拆之后得出这个结论。

　　“分拆年”后的质疑

　　中央电视台对“分拆年”的描述是，“在100多天里，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大行业——电信、电力、民航，一万多亿元资产、上百万人员的重新排列组合，在入世后的头一年、平平静静地完成了。”

　　难道这还不能让这些经济学家们满足吗？是他们太苛刻还是他们已经改变了看法？

　　这些经济学家们都曾为去年目不暇接的反垄断分拆秉书直言，有些意见相左的甚至还展开论战，至今硝烟未散。“正是他们让中国公众开始了解，垄断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垄断可以通过引入竞争来减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副所长张文魁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说。

　　但是，如今他们却开始不懂分拆了。这个时候，他们似乎跟当时谏言反垄断时判若两人。这些药方是他们开的吗？“建议常常被断章取义，结果出来后往往事与愿违。”余晖有些失落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无独有偶，当时开药方的人，最后看到的药已经面目全非。“电信是分拆了，但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教授说。

　　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分拆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分拆的过程必须给予充分的透明度，让各方的利益主体充分地博弈，进而产生合理的分拆方案。”他认为，规模如此庞大、关系利益群体如此广泛的分拆热，应该给予公众充分讨论与知情的权利，“作为公共决策，至少每一步都要让老百姓知道。”

　　“分拆年”刚刚过去，新的分拆又要到来，关于邮政和铁路的“反垄断”问题又将在今年提上新一届政府的议事日程。此时，众多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纷纷表示，上一轮以反垄断为目的的“分拆与重组”，在行政划分的基础上虽然产生了形式上的竞争格局，但是真正的竞争远没有到来，与此同时，隐患却不断地被提出来。

　　一拆就灵？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行业都应该分拆，都应该引入竞争；而且，反垄断也并非只有分拆这一招。”没有做到对症下药，被茅于轼归结为“经验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高德步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说：“分拆是讲究行业特性的，石油石化、煤炭、邮政等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他们还是不宜于过度分拆的。另外一些行业如民航、电信这样可以完全竞争的行业，在拆除了行政性垄断后，就可以充分发挥市场中民营资本和外资的作用，取消行业准入门槛才是关键。”

　　经济学家薛兆丰则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从1998年开始，他就留意到经济学者盛洪和茅于轼等一直主张中国制定反垄断法、主张分拆，“我的几篇关于反垄断立场的文章，都是写给他们看的。”他并不相信分拆可以解决垄断的问题，“分拆与管制往往适得其反”。他认为，人为准入障碍才是垄断问题的惟一症结，其他都是似是而非的。

　　在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股份制专家刘纪鹏看来，“滥用分拆”已经出现，一些自然垄断行业中的网络资源被横向地分拆了，“比如电力中输电网络的分割，比如电信中基础网络的横向分拆，以及可能出现的邮政横向分拆。”

　　“意味深长的是，中国的垄断行业大都是一夜之间依靠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而现在政府又似乎想在一夜之间把它们变成分散的市场主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院教授韩德强对于去年的分拆热感慨颇多。

　　与韩德强持有相同看法的是北方交通大学教授王之泰。中国目前从大垄断变为小垄断的分拆令他感到疑惑。“我们急于分拆了很多全国大的系统，而没有为以后基于市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大企业而做准备。比如中国当时的物资系统如今已经分崩离析了，连网络都没有了；比如当时高度集中的商业系统，为什么没有体制创新成为中国的‘沃尔玛’？”他反问道。

　　此分拆非彼分拆

　　分拆能带来什么？能带来竞争，竞争则能让老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人们惯性的思路。这样的看法也反映了公众对上一年分拆热的态度。但是这种看法也许是想当然的结果。

　　“目前这一阶段的分拆更多的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高德步评价说，“因此，或许不会有什么实效。”

　　以最近的电力改革为例，是否伴随着众多电力公司的成立，老百姓可以享受到“竞价上网”带来的好处？“我看很难！”刘纪鹏说，既然是竞价上网就要有竞争并需要竞争平台，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竞争的平台尚未形成，全国众多的输电网并没有有效连接起来，“在这一轮简单分拆之后形成了各地区的平衡，电网之间缺乏连接的冲动。”刘纪鹏担心：没有竞争平台，何来竞争和实惠？

　　钟伟对于电力改革也有很多疑惑，他担心电价不降反升，因为输电网的价值一直以来因为电网合一而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网、电分离之后，网的价值必然会被重新评估并体现在电价里。”另一方面，两年之内，电力的紧缺局面还会继续加剧，“供不应求的东西怎么会降价？”刘纪鹏说。

　　那么，在已经开始了的电信竞争中，中国网通与中国电信的互相叫板并在对方的“地盘”铺设网络又做何解释呢？钟伟将市场中的两个竞争主体比做赌博中的两个赌徒，当赌本用尽的时候就是赌徒退出之时；与之相同，两个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的竞争是有边界的，因为资产有限性的硬约束和退出机制的存在，这些竞争将会在较为合理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健康与理性的竞争目前还很难看到，因为他们基本不用承担竞争费用。”余晖对此直言不讳。分拆之后的企业依然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同时分拆并没有伴随着产权的明晰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分拆后的几个垄断性企业之间，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跟进式’竞争，如规模扩张战，价格战。这种恶性竞争在短期内对老百姓有利，但是随着这些垄断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最终也是要老百姓来买单的，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国有资产。”

　　事实上，中国2002年的这一轮分拆热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行为，众多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目前“只能说是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制造出形式上的竞争局面”。

　　一个被专家学者普遍认可的比喻是：中国垄断企业的脚已经向市场迈进了一步，但是他们的脑袋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分拆只是第一步

　　“我们别无选择，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的分拆只能如此；至于下一步，只能寄希望于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国务院体改办宏观体制司司长孔泾源博士说。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种中央和地方分别行使出资人职能的国有资产管理格局已经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

　　“这一步棋走出后，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连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刘纪鹏感慨万分，“行政性的拼凑和分拆都是一样不好的效果。”翻开中国的经济史，上个世纪80年代搞行政性企业集团，90年代又搞了捆绑上市，中国经济改革经历了一系列艰难的实验。

　　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是，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建立符合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企业集团？“是完全打散了从头再来，经历一个重新竞争的过程；还是说我们要走一条捷径，在改革主导方式明确的条件下，不再重复西方国家百年竞争史？”刘纪鹏的疑惑代表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心声。

　　没有答案却依然存有希望。毕竟，反垄断的分拆已经在死水中掀起波澜；这个时候，如果不引入活水就不会有活力。

　　那么活水从哪里来？“就是外资与民间资本，就是必须从产权模糊的竞争变为真正的有产权边界的市场主体的竞争。”钟伟说。

　　同时，中国的市场信仰者们认为，分拆是第一步，产权改革应是第二步。“如果在分拆后我们不能进行产权改革，那么只能导致恶性竞争或者是企业两败俱伤，没有多赢，只有多输。”钟伟说。而伴随着国有资产管理格局的深刻变革，来自产权层面的改革呼声已经迫在眉睫。

　　“面对已经过去的一轮分拆，我们仍然看不清未来的走向。人为地制造出竞争，绝非市场化竞争的全部内容，这只是第一步且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余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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