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彼此未来的猜忌与恐惧，使中美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盲目互动”当中。中美两国只有通过高层接触等各种有效形式，真正增进了解和互信，并加强各个领域的实际合作，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两国交恶乃至走向军事冲突的凶险。得州农场的双方元首会晤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本刊记者/胡奎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布什轻松地把克劳福德牧场塑造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之地：人们似乎看到，从这里开始，中美两个大国在经历1989年以来十多年的碰撞摩擦期后，有望迎来一个“蜜月式”的接触高潮。

　　2002年里，中美两国的高层接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在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先后走访华盛顿后，北京依次迎来了美国助理国务卿罗德曼、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副国务卿博尔顿、助理国务卿凯利等一批华府要员；中美两国外长则在东盟地区论坛、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多次会谈。

　　而中美两国元首一年来的第三次会晤，则被国际舆论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两年来的最高潮。在共同享用得州烤肉、泛舟湖上密谈和亲自驾车带领江泽民夫妇游览牧场的美丽景致后，布什在记者会上愉快地宣称接受再次访华的邀请，并宣布副总统切尼将于明年春末访问中国。在同意恢复军事交流的同时，中美两国元首还宣布将建立副部长级磋商机制。这使人们看到，中美两国高层的密切互动有望得到积极的延续。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倪乐雄指出，在1989年以后，这种互动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盲目状态”。

　　中美关系是一种工作关系？

　　中美关系到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布什在此次会晤中告诉江泽民：两国应当建立起“建设性、合作和坦诚的关系”。自2001年7月鲍威尔访问北京以来，有关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提法，曾被双方高层多次提及。

　　所谓“建设性合作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工作关系’，一种不投入感情的工作关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开门见山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打了个比方说：“国际社会就像一个大舞池，中美两国要共同在这个舞池里跳舞，但双方不一定要是朋友，不一定要是同来的伙伴，也不一定要穿同样的衣服。”但既然身处同一个舞池，利益关系自然就越来越密，就需要合作，强调“建设性”的一面，而不是分歧与摩擦。

　　在日益狭小的地球村里，中美两国的利益交叉日益复杂和深刻。据悉，在会谈涉及到的反恐、伊拉克、台湾、经贸、恢复军事交流、人权、宗教等广泛话题中，刚刚浮出水面的朝鲜核危机是第一个。

　　还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吗？

　　从两年前将中国明确称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到如今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自己的私宅，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的态度转变可谓大矣。

　　但一个令中国观察家们关注的事实是：布什政府上台两年来，已经把克林顿与江泽民在1997年10月会晤时达成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打入了“冷宫”，基本上不再提及。

　　王逸舟认为，这是因为美方对“战略”的理解不同。英文里的“战略”一词同安全、军事相关，而中美之间最不确定的因素恰恰是军事与安全领域。即便在一些亲华人士中，也有不少人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为当然的挑战。“这种冷战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力政治和极端现实主义的思维，不可能完全消失。”

　　“美国国内各个党派和很多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崛起的现实和趋势，至今仍无充分的思想准备，便本能地采取‘杞人忧天’式的担忧，摩擦、矛盾当然就断不了。”王逸舟说。

　　即便在高层接触异常活跃的2002年，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不友好动作。9月20日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包含了对中国崛起的警告与防范动机。而国防部4月份披露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甚至将中国列入核打击名单。在中国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美国更一再给中国制造麻烦。

　　在朱锋看来，尽管此次江布会晤有可能是重大转折的开始，但中美关系至少在短时间里可能很难回到“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定位了。因为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布什政府两年来的中国政策基调，一直是如何减少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的机会，防范中国发挥负面作用，并比较消极地看待中国未来走向。这一基调是否会在峰会后完全转变，需要进一步观察。

　　朱锋分析说，尽管布什首次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但他同时强调了要“和平解决”，并称美国会注意和其它国家一起来“施加影响”，这无疑是给中国的“一个脸色”。

　　他认为，布什政府两年来明确地提升美台军事关系，是将之作为对台湾“发展民主”的奖赏与鼓励，同时也作为牵制和防范中国未来军事动向的手段。今后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动作到底有多大，值得观察。

　　症结在于双方对未来的猜忌？

　　在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乐雄教授看来，台湾问题只是中美冲突表面的聚焦点之一，不是中美关系的根本症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困扰中美两国最大的实质性问题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将来要干什么。

　　倪乐雄近年来曾受邀赴美访问，在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西点军校、哈佛、普林斯顿、麻省、太平洋战区总部等的官员与学者的广泛交流中，他被追问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现在的困难在于：中国将来如何对待美国，要根据美国将来如何对待中国来确定；而美国将来如何对待中国，又需根据中国将来如何对待美国来确定。”倪乐雄说，正是双方的这种不确定性，使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在本质上处于盲目状态。

　　“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并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就真的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把中国视为伙伴或朋友，并朝伙伴或朋友的方向发展，中国至少有50%的机会成为美国的伙伴或朋友。”2001年上半年，哈佛大学的一位观察家曾如是向布什政府提出警告。

　　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困惑甚至恐惧，使美国在两种担心中摇摆：一种是未来中国可能威胁自己，由于现在没有加以遏制，最后美国被动地卷入冲突；另一种是本来中国不会同自己发生冲突，但因美国错误地判断中国而采取强硬措施，最终“弄假成真”，导致了将来与中国的冲突。倪乐雄认为，这种恐惧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长期在“鸽派”与“鹰派”之间盲目摇摆。

　　倪乐雄分析说，中国2000多年的政权更迭历史里有这样一个逻辑：一个国家强大了并不一定要称霸。但在西方文明固有的逻辑里，强大了就必然会称霸，于是中国未来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成为许多美国人眼里注定的事，所以理所当然要对中国进行遏制。台湾问题只是经常用到的一张牌而已。

　　对人类战争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倪乐雄认为，如果双方的疑虑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和消除，中美之间难免在将来发生军事冲突。但这是中美双方都将极力避免的结果。所以现在双方打交道时，都小心翼翼。

　　有外星人才会真正合作？

　　在短暂的首脑会晤结束后，国际舆论评论说，中国在对美策略上更加温和，而美国对华态度则变得稳定。

　　“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江泽民用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待人之道，表达了他对于中美关系的期望。他并引用了《论语》中的“和而不同”这句话，强调了中国同美国协调但不妥协的基本态度。

　　与这种和解语调相一致的是，江泽民在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选择权，相反一再申明统一应当是“和平的”。与过去中国一直指责华盛顿不遵守它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不同的是，江泽民强调了“中国统一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人的沟通方式和他们的公关意识加强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说。

　　而布什则首次在江泽民面前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坦率谈及伊拉克和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同时，布什优先强调了他与江泽民之间的“牢固的人际关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中关系通过反恐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存在分歧，但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能以建设性方式对待这个大国。”

　　但令倪乐雄担心的是美国人固有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他分析说，如果人类遭遇外星人入侵，相信中美两国一定会精心合作。现在，本·拉登暂时扮演了“共同敌人”的角色，伊拉克、朝鲜问题，也使中国在美国人面前身价倍增。“但要是没有本·拉登,美国人的脸色又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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