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90多个秘书下岗,其意义不仅在于改善领导形象,更在于触动了一个身份敏感、角色模糊且备受争议的群体,并且阻断了一条潜在的仕途直通车
本刊记者/唐建光
“我们这里以后就没有秘书这个职务了。”9月17日下午,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委办公 室副主任祝闰明说。涪城区委和区政府现有的7个秘书都将另改他职,有的会下到乡镇,有的回到办公室。
根据绵阳市委8月13日的文件,县级及以下的干部不能配备秘书,这样,全市有90多个秘书将在9月底下岗。
这份文件说:“各县(市、区)党政领导一律不得配秘书,党政一把手可由办公室指定一个同志主要负责为其做好服务工作。”并且要求“各县(市、区)委同志要站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改进党政班子作风建设、树立党政领导干部良好形象的高度,认真抓好落实,对已配备的秘书人员安排适合的工作,属于借用、聘用的秘书人员要及时清退。”
据记者查询的资料,在此之前,青海省也于年初发出通知,要求凡厅州级及厅州级以下领导干部均不得配备专、兼职秘书。
绵阳市委办公室事前组织的调查显示,“各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配备秘书的现象非常普遍”,而参与此次调研的绵阳市委办公室干部说,实际上全国都一样,正副书记和正副县长大多数都配有秘书。
绵阳市拿“秘书现象”开刀,被普遍与近年议论较多的“秘书腐败”问题联系起来。但绵阳市委副秘书长杨文泉否认了这种猜测:近年来绵阳没有一个秘书涉嫌违纪违法。或许可以说,绵阳此举之所以引起关注和议论,在于其终于直接触及了一个敏感的群体。
秘书群体,于规无据?
涪城区委有4名正副书记、7名正副区长,共有7名秘书。而游仙区原来有4名正副书记、5名正副区长,基本都配有秘书。
绵阳市委办公室谭敏副处长说,他们专门向组织部门查证关于领导干部秘书配备的规定,“好像原来中央有规定,只有地厅级以上才能配专职秘书”。虽然“查得很艰苦”,但他们没有查到任何具体的文件规定。
“可以说,这些秘书并没有存在的依据。”另一个市的组织部长说,“但现在似乎已约定俗成,县级党政干部一般都配有秘书”。
为出台此次规定,绵阳市委要求市委办搞了一次调研。据参加者说,其间还专门请一些老同志回忆了一下,他们说,秘书普及化大约也是最近十多年的事,近几年此风渐长。那位组织部长说,固然有工作需要的成分,但大多还是攀比心理作祟,出访时见到人家领导配秘书,回来就自己配一个。某副县长配了,自然所有副县长都得配齐。上一届配,下一届自然不能少。某市一位女副市长告诉记者,她刚任职时即提出不配专车和秘书,但秘书长上门来说,别的领导都有秘书唯独你不配,让别人很难办。最后这位副市长只好从命。
“我要秘书干什么?”
“秘书的职责就是智力参谋、统筹处理信息、参与调研、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绵阳市委副秘书长杨文泉一言以蔽之。
有人讲述地方领导配备秘书的来历:早些年南下干部们都是军人出身,文化水平低,一个文理通顺、记忆力好且逻辑严密的秘书确实能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此外,对于年龄偏大的干部,秘书也有生活服务之责,“下乡时吆吆狗,上坡时扶一把”。
事实上,多数被采访人承认,现在基层秘书的作用正在弱化,相应生活服务功能加重,开车门、倒茶水、打雨伞、拿手机更多成为外界对秘书作用的印象。前述那位副市长说,官场中似乎约定俗成,给下级打电话一般由秘书打,而给上级或同级则一定要亲自打。
杨文泉说,市委出台这一规定的初衷大背景是因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能自己写稿、脱稿讲话,不需要秘书做一般文字工作。尤其是在区县一级,由于在工作手段、思维境界和眼界上和领导存在全面差距,许多秘书已不能在工作中充当助手角色。
“我们下去调研时有两种声音,一种意见模棱两可,配也行不配也行。有一些人也找了些理由,如领导开会时不能接听电话,秘书拿着手机可以保证重要电话不漏;领导批示的一些机要文书或者敏感材料,交给秘书专办保密性更强。”谭敏告诉记者。由市委办组织的这次调研走访了四个县区。
但是另一种声音占据了主流:不配也罢。县(市、区)领导下乡调研,除了秘书,身边还有司机和一个相对固定的办公室副主任。三个人围着一个人转,还有乡镇上的官儿陪同,“那声势实在影响不好”。有人算了笔细账:一到午饭时间,县乡干部成一席、司机成一席、办公室副主任成一席,秘书还得成一席,这多出来的餐费还真是个问题;领导出差,司机可以不去,秘书却非去不可,这一年下来的经费也不是个小数目……
安县县委副书记李作虎也直言不讳地说:“如果疏于管理,个别秘书甚至会颐指气使,大打官腔,引起群众反感。结果,受伤害的是领导形象。”李作虎就曾发现,某秘书给局长打电话“口气很大,说话大个大个的”。
于是,“据调查,绵阳市各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配备秘书的情况比较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领导干部工作成本,对各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一定影响”就写进了《通知》的导语。
“我要秘书干什么?”年轻的李作虎成为全市第一个主动表示“不要秘书”的“七品官”。调研报告递到绵阳市委书记杨海清手上,杨阅后说:看来取消秘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秘书:官场直通车?
作为26岁的年轻人,许驰算是比较幸运的。他去年开始担任安县县委副书记李作虎的秘书,主要从事资料搜集、领导讲话整理、陪同下乡视察调研等纯事务性工作。他向记者展示了厚厚一本剪报,几乎都是李作虎对安县经济、社会、治安乃至党务工作的论述。在市委调研组来安县前,许驰就知道《通知》精神已经形成。这似乎也说明秘书这个特殊位置的信息渠道有多么畅通。
现在,由于“县委常委会已经开了”,许驰对安县的贯彻意见也就并不关心,“听候组织安排吧”。许驰一再强调,他同时兼着县委办秘书科的职务,“秘书卸任后,我的工资不会有丝毫变化”。据说,他每个月额定工资有640元,扣除养老、医疗保险及水电气费后,他上个月只拿到598元。即使加上年终奖,一年的收入也不会超过1万元。这种收入水平对交游广阔的年轻人,显然比较少。但许却毫不掩饰对秘书工作的留恋,理由不仅是“喜欢为领导写发言稿”,还为了“能开阔眼界、锻炼能力、学会思考”等等。作为李作虎的第三任秘书,许驰对前程本来是充满希冀的。他告诉记者关于两个前任的去向后,很直率地承认,一条他本该继承的仕途快速通道现在已经堵死了。
但“下岗”并不是带给所有秘书都是怅然。涪城区委办公室副主任祝闰明说,秘书主要从事事务性工作,完全跟着领导转,磨灭了自己的个性,自我发展空间很小;现在脱离了领导的圈子可能更利于自我发挥。
而在去年年中,游仙区就率先对秘书动了刀,“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半秘书”。在精简之后,书记县长们有哪方面的工作,只需找办公室负责相关口的人员,再不会有专人整天围着他转。“当然开始还是有些乱,但慢慢都习惯了。”
事实上,谭敏说,绵阳市委在通知拟发之前就已经下了决心,调研只不过是征求一下意见。而关于该市对秘书制度动手术的动因,则有多种说法。
一个流传最广的故事是,去年绵阳市在35岁以下干部中公开选拔县局级干部,有多名秘书参考,且成绩突出。赴任后,一位老领导很看不惯:昨天这些年轻人还是替别人拎包,今天屁股后又跟着个人替他拎包。遂致书市委,引起关注。
而另一种版本稍有不同,这些秘书们考试过关之后,人选报到市委常委会讨论,市委主要领导提出异议,认为这么多县上的重要位置都由秘书们占了,会让下面说闲话,影响不好,遂一刀切:都不去。
而较为正式的一个说法是,秘书们报考之事的确有之,其中有两名市领导秘书和两名县领导秘书考得较好。但最后在市委常委会表决任命时,只有一人通过获任三台县副县长,当时其职务是市委办公室综合处处长,此前曾担任市领导的秘书。
而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向记者证实说,虽然的确有曾经当过领导秘书的同志报考,但参考时职务并非现职秘书,且公选是完全符合程序择优录用的。
消息来源说,绵阳改革的正式起因是今年上半年市委常委会讨论整顿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议及诸多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县级领导秘书问题,并且很快形成了共识。
“空降现象”
而各种说法汇集到一点,足以表达一层意思:当秘书是一条从政捷径已是公开的秘密,并且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关注。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较为突出。”绵阳市委一位干部对记者说,一般情况下,县(市、区)级党政领导的秘书,去向是乡、镇级党政副职干部,而地市级党政领导的秘书的去向则是县(市、区)的党政副职。“基层工作有特殊性,放出来的秘书一般不可能马上就担任正职领导”。
但由于秘书们人数众多,一个地市党政十多二十个秘书,而县级也有十来个,很容易导致下一级大面积的职位被秘书出身者所把持。而且由于“有背景”,他们“转正”也不会花太长时间。
一位有心人向记者列数了绵阳市属各县(区、市)的状况,有秘书背景的“正职不多,副职不少”。这还不算突出的。与绵阳邻近的另一个市中,一位熟悉官场的人士向记者列举出的情况是,所有县(区、市)的党政一把手中,除了一两个区的领导年龄较大,难以追溯其出身外,其余至少有一个是市级领导的秘书出身,有的还双双出身秘书,“总的比例超过60%”。而该市市委书记的前任秘书去向也不错:一位任县委书记,一位任副区长。
某市的一位组织部长将这种现象称为“天兵空降”。
这位组织部长和接受记者采访的干部们有着相近的看法:选拔秘书时本来就是按照后备干部来培养的,因此年纪轻、学历高、素质好,而且跟着领导历练多年,眼界和综合能力往往也较同辈要高。此外,上下级主要领导都熟悉,人脉关系也远非同辈可比,因此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安县县委副书记李作虎对记者谈到,一个县的副书记、副县长加起来近10个,随之产生的10个秘书安排问题,这就彰显出权力制衡的微妙和复杂。比如一个副书记的秘书被安排到某乡任副书记;同级别的副县长的秘书安排问题就要“参照执行”,“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甚至副书记的秘书被安排到一个富镇做副镇长,另一个副书记的秘书就不愿意去一个穷镇,“不仅秘书之间会琢磨心思、相互攀比,甚至领导干部之间也有攀比行为存在”。
“如果某领导的秘书没安排好,外界就会猜测他是不是失势了。因此即使明明那位领导并不喜欢秘书,但还得给他安排好。如果领导有什么把柄让秘书抓住,那就更不用说了。”上面提到的那位组织部长以自己观察的实例对记者说。
“因此,一般来说,秘书放出去都会升半格或一档,这已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四川某市一位副市长告诉记者,1999年,该市提拔一批干部,其间安排了好几个秘书,因为程序违规,被人举报后遭到省委组织部的通报。他说,这也可以反映出秘书提拔任用中的问题较为普遍。
还有一种更隐秘的安排。如果某位领导很信任某个秘书,不想放他走,就会考虑给他升上一个级别或另行安排一个职务,预先留好后路。如某地级市市委书记秘书已是正县级,而市委副秘书长才是副县级,按规定,秘书还是市委办的人。这样,一旦放出去,这位秘书级别自然不低。一些年长的干部对记者分析道,原来秘书大多只是普通工作人员,但近几年来秘书们的级别越来越高。
分析者并不排除领导举贤不避亲有工作和感情因素,但也有一些人意在培植信得过的人为自己退下来埋下伏笔。政治权力场中,领导和秘书间的“传帮带”自然形成了一种“师徒关系”,“秘书是自己的人”,未来自然要继承自己的衣钵。因此一个在当地工作年限够长的领导,前后数任秘书,很容易在一个地面上“桃李满天下”。“这是一种不太被注意的新型裙带关系。”那位组织部长为记者分析道。
“领导安排秘书的去留和工作,不仅群众影响不好还干扰了用人导向,有悖于《干部任用条例》。”安县县委副书记李作虎对此直言不讳。
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秘书不会提前出局。“秘书的淘汰率是很高的,这也是他们付出的代价之一。”一位熟知官场的人士说。
而最难把握的前途是跟谁的问题。他举例说,某市一位书记另调他职,但并没有带秘书走,“当然也不会有谁会在常委会上提这位秘书的任用问题。”因此他只好回到办公室。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市委副书记还没来得及对后一任秘书做出安排即退居二线,这位秘书也只好继续跟着,年纪轻轻从此便闲来无事,只是每月有工资打到卡上。而他的前任已经官至市级领导。
一块自留地?
秘书是干什么的?这仍然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小到最简单的材料整理、提包打伞,大到一位某省一位前省领导秘书对记者所言,“有时候不清楚到底是谁在当那个官。”
这位秘书说,有时候领导不在,一些急件需要批示,常常就是由他代批。“我总不能耽误事吧。”
但那位组织部长对记者讲述的的困惑是,似乎找不到任何文件对秘书的职责权限作出明确规定。
他说,按常规,秘书应该由组织部门或办公室选派。但在现实中都是由领导指定。而且越来越多的由外地调任的领导还要自带秘书。这就加强了秘书的私人性和秘书对领导个人的特殊依附关系。秘书只听命于直接领导,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
“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规范。”据他所知,中央虽然三令五申要求领导干部要管好身边的人,包括亲属、秘书和司机,其中对家属经商任职有规定,但对秘书并无具体要求。惟一找得着的依据是领导干部不能配异性秘书。
在缺乏规范的情况下,对秘书的约束基本得看领导个人的态度,领导管束严厉,秘书通常自律;而领导放松一些,秘书出问题的几率也就大一些。而如果领导和秘书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甚或后者掌握了前者的把炳,秘书擅权甚而腐败就很难避免。多位被采访者在谈及这方面问题时提到了陈希同、王宝森的例子。
“我不能说这是个盲区,但秘书问题的确应该引起关注、进行规范。”这位组织部长说,他对目前秘书缺乏明确约束的空白感到很诧异,“对秘书擅权和腐败问题外界已有所关注,但对秘书任用问题是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它可能是完全合乎程序的。”
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提出的建议是,第一,要对秘书限权。明确将秘书的职责权限限定于办公室门槛之内,秘书也不宜在公众场合过多地出现;第二,秘书卸任后,不能立即提拔任用,应该先回原单位“冷冻”一定时间,待与原领导“断绝关系”后,再通过正常组织程序考察任用。
从这个意义上看,绵阳向秘书动刀客观上斩断了这条秘书通道,消灭了一些潜伏的可能性,因此颇被内外叫好。绵阳市委一位参与其事的干部说,当初下面还有一些非议,但当地媒体见报后,似乎觉得这事后面有背景,态度迅即转变为积极支持。因此他相信这次改革不会遇到太大阻力。但绵阳市另一些干部也提出了担心,市上并没对清退作出具体的规定,由各地自行其是,很容易走过场,名义上的秘书没有了,隐形的秘书顶上来,换汤不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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