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吃饱之后，又要求吃好和吃得放心——这是个巨大但又让人不知不觉的转折。

　　姜德明在家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采访。两度患癌，1990年因骨癌高位截瘫，1994年癌细胞转移导致肺切除。虽然没有确凿的医学证据证明自己的癌症与食物有关，但姜德明坚信一点：毒从口入。

　　姜现在的职务是江苏省射阳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整日拄着双拐奔波于田间。他现在搞了一个绿色蔬菜种植基地，虽然只有小小的几十亩地。

　　从1998年至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已三度提出议案，建议尽快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今年，他将议案亲手交给了李岚清副总理。

　　在他的议案里，姜德明列举了上百个食品安全方面“触目惊心”的例子，用劣质霉变的“原料米”，经去皮、漂白和矿物油“抛光”后摇身变成有毒的“高级精米”；用“甲醛”之类潜在致癌物漂白增韧的面粉；用硫磺熏制增白的银耳；搀入工业用滑石粉的豆制品、用“避孕药”促肥的黄鳝；用甲醛浸泡的显得新鲜光亮海参、鱿鱼……

　　但是，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专家大多数并不同意民间对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过于悲观的看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说，我们食品的安全状况基本上肯定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指标是食物中毒的漏报率虽然很高，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另一个指标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减少。这是我们评价食品安全状况的主流。但他又用了另一句话来描述当前现状：“目前问题不容乐观。我们刚刚进入市场经济，一些人利欲熏心，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来。”

　　和大多数消费者一样，陈君石同样对现在由各种数字描述的状况迷惑不解，去年公布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40%多，几个月来逐月下降，现在公布的数据已是百分之十几了。“这变得多快啊，没几个月啊。我不能说采取的措施是没用的，但我也不相信这个数字是变化如此之大。”

　　目前尚没有看到权威的报告对中国的食物安全状况作清晰地描述，科技部的一份文件也承认：我们现在食物污染方面的很多情况家底不清。

　　政府的决心

　　9月5日上午，一溜挂着冀A牌照的黑色轿车在北京市新发地批发市场院内排成一排。

　　石家庄市一位副市长率领18个区县和一些企业的头头脑脑们来到北京，与这个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签署“场地挂钩协议”。按石家庄市农业局副局长杨锁成的话来说，就是来领取蔬菜进京的入城证。

　　身兼石家庄市无公害蔬菜农产品管理办公室主任的杨锁成说，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石家庄的100万亩菜地已有60多万亩通过无公害蔬菜基地认证。

　　“我们的每一块地都有编号，都经过土壤、水源和空气的监测，”杨锁成说，从农田到餐桌，蔬菜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了全程监控，并被录入档案。如果哪一把菜出现问题，就能追溯到每一个环节。

　　每天供应北京1300万市民和300万流动人口的1100万公斤蔬菜，有60%出自新发地市场，总经理张玉玺说，目前已有87个蔬菜供应基地和6个养殖场与市场签订协议，它们供应的蔬菜已经占到流通量的七八成。

　　市场办公楼的二楼一角有一个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室，陈建萍是这个检测室创始人和主任，她和同事每天24小时对上市交易的蔬菜抽取40-50个样品进行检测。一旦发现农残超标，市场即会对供应商发出禁入令，并通知来源地政府进行调查整改。

　　张玉玺说，现在农户都通过组织形式形成了联合体，拥有自己的商标。一家农户地里的菜出了问题，就可能株连到数十数百家农户，他们就会主动自发监督。这被认为是解决分散生产模式带来的食品问题的一个可行途径。

　　从去年开始，京津沪深四大城市开始推行无公害蔬菜，北京已要求所有进入其“菜篮子”的外地和本地农产品持有“绿色通行证”，对不符合绿色安全要求的食品限制进入首都市场。

　　而这只是农业部雄心勃勃的“无公害食品行动”的一个开端。近日，农业部要求将该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食用农产品无公害生产，保障消费安全，质量安全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中等水平。”而此前公布的时间表是8年。

　　从去年以来，针对食品安全，一系列的行动已清晰可见。

　　——9月6日，姜德明告诉记者，他今年提出的议案很快得到了回应：《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经列入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并且初稿已经出来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永宁博士得到消息说，关于成立国家食品安全管理局的构想已在国务院层面讨论。与此同时，国务院正试图理顺日益为国内外诟病的多头管理的食品安全体系，“有关文件已出了13稿”。

　　——而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说，中国正着手改革畜牧兽医体制，参照欧美国家的体例设立兽医官制，由省级部门直接派出兽医官，处方药必须经兽医官签字才能用于动物。

　　——农业部正在就农药滥用和水产品滥用药物等问题展开专项行动。

　　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正在对食品安全问题作全盘梳理。一个计划是，科技部正在就一个投资2亿元的项目进行招标，重点解决我国食品安全中的关键检测、控制和监测技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科技支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一个试图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全面评估的项目也开始启动。另外，一部分中国顶尖的食品安全专家开始起草《中国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吴永宁和陈君石都是参与者，据称，这将是中国食品安全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7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全国菜篮子工作会议”上强调，新阶段“菜篮子”工作要加快实现由比较注重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保证卫生和安全转变，真正让城乡居民吃上“放心菜”、“放心肉”。

　　这也可视为中国的食物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要把食物安全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核心政策。”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梅方权教授说。

　　安全的代价

　　据梅方权教授的研究，美国生态农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的产量,仅相当于常规农业产量的44-50%。前联邦德国的研究,无污染食品一般减产20-30%。“生态农业的基本问题是无法增加外源营养要素投入,也就无法提高食品产量。由此可见，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类要为食物污染付出很高的代价。”梅方权教授说。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我们正面临一个转折点。“中国食物安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正在由长期食物短缺转向食物相对剩余时期，正在由主要解决食物供需安全问题的时期转向主要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时期。”梅方权由概念入手解释了这个巨大但又让人不知不觉的转折。

　　换而言之，人们在吃饱之后，又要求吃好和吃得放心。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生产者并没有跟上这个转变，这是矛盾的根源。

　　但是，我们，包括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大代价？梅方权指出：“全球的相当一部分消费者还不能支付超过普通食品价格40-50%的额外支出。”

　　显然，中国大多数消费者也在此列。所谓“有机蔬菜”和“绿色蔬菜”在近年来在各地都是赔本赚吆喝，即是一个证明。

　　吴永宁说，最近欧盟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上提出，将牛奶当中黄曲霉素由0.5ppm降到0.05ppm，这也就意味着得用人吃的粮食来喂牛。“但这样能保护多少人？相当于10亿人当中少两个肝癌患者。”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世界粮食问题首先仍然是分配得不合理。

　　所以，吴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的目标，一种是保护到不出现危害为止，第二种对潜在危害的也要防止。但选择什么样的模式，这与国家的国力、科技水平和社会供应的充足程度有关。“我们的安全保障水平是与我们的国力是相称的。”

　　“要找到一个适宜自己国情的平衡点。安全的概念，在消费者、政府和学者和消费者眼中并不是一致的。”

　　吴永宁说，对于消费者来说，肯定希望是零危险，但这是不存在的。“食物都是人们经过数千年选择而来，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当然也可能有外界加入的不安全因素。但如果不比原来的食品更有问题，就应该是安全的。”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消费者都必须做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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