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民工为主题的艺术展向城市人展示农民从乡下到城里的身心体验
专家预测,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将实现迁徒自由
为什么不让农民考公务员?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询问数位官员和专家,没有得到必然的理由。山东省人事厅录用流动处处长李长发说,虽然法律并未禁止农民报考,但各地在执行时都做出了种种限制,直接原因就是面临“农转非”的麻烦。但他说,根子上是城里人的思维惯性,想当然地剥夺了了农民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
“法律规定我们(农民)有这种权利,但原来很多人想都没有这样想。”农村问题研究者、《我向总理讲实话》的作者李昌平说,城里人天然认为,当公务员是自己的专利,而没有想到它是一种全体公民均有机会依法分享的公共资源。
城市的傲慢与偏见
城市的傲慢与偏见同样让李昌平担心,即使给了农民同样的户口本,仍然只是从城市自身的利益出发。
“问题还在政府,如果不把农民看作一个平等的人,如果把户口看作一种恩赐,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路还会非常漫长。而且还会出现反复,今天给你的明天还可以收回来。”
1998年以来,大城市纷纷取消了入城指标控制,代之以各自设置的门槛——条件准入制。
济南市政府去年颁发的31号文件,规定了允许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落户的多项条件:购房100平方米且总价50万元以上,或购房80平米且总价25万元以上并住满3年者;投资500万元以上或投资50万元以上、连续三年雇佣市区劳动力100人以上者等等。
相反,未达初中文化水平或年逾50岁者,则被严格限制进入。而对有刑事犯罪记录的外地人员,“无论什么情况,均不予批准迁入。”他们被摒弃于城市大门之外,市政府解释说,是为了避免城市人口低层次膨胀和老龄化。
此外,济南市一位官员透露,将建成区内农业人口转入城市,政府一个“纸面之下”的动因就是把农民与土地强行剥离,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以减少城市建设的障碍,因为两种性质的土地在征地程序和补偿安置上大不相同。
事实上,各大城市均设置了类似的门槛,只不过条件高下不同而已。
他们为自己找到了经济学上的依据:“市民还没有足够的住房、足够的水资源、足够的电力和能源、足够的空间、足够的道路、足够的公共交通、足够的就业、足够的医院,哪里还能再让数以亿万计的农民进城呢?”一位作者在人民网论坛上写道:问题的根子在于“城市保护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缺少想象力,他们甚至对未来感到恐惧,他们不知道如此多的农民涌入城市里能够干什么。”
“说农民抢了城市的资源,那城市的资源又是从何而来?都是农村的资源转入城市太多嘛。”李昌平非常怀疑新一轮户改中的“城市保护主义和城市机会主义”倾向,“他们的核心还是为了索取资源。“
“他们只让有钱的农民进城,只是为了减少财政困境,或是吸收更多的资源。对于没有钱的人,即使让你进来,也只是作为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的公民来看待。”
他担心如果城市继续采用这种姿态,会使资源继续向城市集中,导致城乡差别继续扩大。
不过李昌平也认为,较之原来的完全禁入,条件准入也是一种进步。按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话说,是“比过去更大的不公平而言是较小的不公平”,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李强建议,在资源无法平均分配的现状之下,应以新的社会屏蔽制度来取代户籍制度,因为户籍是与生俱来的,而他所指的新的社会屏障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等却是通过后天努力才能获得,应该更为公平一些。
事实上,国务院于1998年颁布的文件中,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以落户。王太元说,这标志着国际通行的投资移民得到了承认,是户籍改革一个转折性的变化。
让城市自己做主
本轮改革另一个鲜明特征是不再是中央划道道,全国齐步走。中央允许各地按照自己的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制定目标和速度。
王太元说,统一步调本身就是不妥的。“中央测算过北京有多少小孩可能随父随母吗?如果全部进北京,城市装得下吗?”他相信,今后中央不太可能再出台统一的政策,而是放手让各地自己做主。
另一方面,由国家在“十五计划”中制定城市化专项规划之后,各地也纷纷出台自己的城市化时间表。济南的目标是,在2005年使城市化率达到55%,目前为39%;取消39万人的农业户口后,将一举提高到46%。
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同时为了争夺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各地竞相降低入城门槛,以求形成“政策洼地”。由此引致的格局是,一些大城市人口可能以每年数十万人的数量增长,从而使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历史最快的时期。而不久前国家给出的人口机械增长硬指标还是每年千分之一点五。
在城市争相开启大门的竞争中,相反,王太元开始担心一些地方“不负责任的放开”。
8月21日,石家庄在户籍改革一周年之际宣布了初步结果:原有常住人口189万的石家庄市,一年之内共有366976人落户石家庄,其中就地农转非261323人,外地人迁入105586人。
石家庄是去年户籍改革中最耀眼的明星,它不仅取消了因婚姻、投资、纳税、购房迁入的年限和数额限制,而且规定被聘为专业技术人员满一年或当合同制工人满两年的外地人均可获得户口,从而被称为不设防的城市,也是全国省会城市中门槛最低者。但是,石家庄的做法,特别是对打工者全面放开,据称并未得到公安部的认同。
“城市要做强,就应该首先考虑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王太元认为。而石家庄的数据表明,外地迁入的10万人中,务工者最多,69834人;而兴办实业和购房移民不到10%。
“关键在于没有做合理的选择。”王太元担心,照此推进,大量涌入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由于工作极不稳定,最有可能成为下岗失业的主力军,从而形成新的城市贫民群,一部分人将需要最低保障。未来三五年石家庄将难以抵挡巨大投入带来的财政压力。
“那将是石家庄改革最艰难的阶段。”但王同时预言,“10年之后,正效应会增大,石家庄终将受益。”
迁徙自由5年可成
虽然上半年各地户改相继受挫,但有关人士预计,下半年至明年初,各地经历调整后将重新启动。
王太元说,这是大势所趋,中国城市已进入了超速发展的阶段。“农民想进城致富、国家要推进城市化、刺激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未来20年内,至少还要让三亿农民进城。”
8月8日,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发表谈话说: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
胡鞍钢说,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发展差距,长期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等。这种不公平、不公正体制严重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胡鞍钢指出,第三次“解放农民”,就是使农民从土地、农村中永久性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而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
正在各地试验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以及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的户籍制度改革,似可看作新一轮农民解放运动的先声。它必将为全体农民的命运,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以目前的进程和趋势,接近公安部王太元的预言,在拆除城乡户籍樊篱之后,真正意义上而不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迁徙自由在未来五六年内可以实现。他更愿意将户籍改革称为人口迁徙调控制度改革。
“虽然宪法上去掉了关于迁徙自由的表述,但并不表示中国禁止迁徙自由。”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说,“最重要的是绷紧宪法这根弦,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力。”
而王太元说,此番改革户籍制度,国家对公民权利和人性的尊重也被摆在了突出位置上。
他注意到,在1998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中,公民的家庭需要被放在了最前列:如小孩随父随母,夫妻团聚及老年人投靠子女,均得到了首要的照顾。按照王太元的说法,即使核武器专家进不来,公民的老婆也可以进来。
“迁徙自由就是作为一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我愿意住到哪就住到哪,而不会被赶走。”杜钢建表述。
“但那时你会发现,迁徙自由并不是你最终想要的东西。它只是承认你的居住事实。给你户口,并不意味着你能享受目前居民的全部权益。”王太元说。因为这中间有很多是需要尽快改革掉的计划经济残余“好处”,且他们并不属于迁徙自由这一法律权利的范畴。
王描绘的未来新世界是这样的:首先,公民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城市工作居住而不会被赶走;一定年限后,即可获得定居权并拿到户口,即正式定居资格,可以享受一切非经济方面的权益,如选举权、被选举权,“这就是迁徙自由”;至于社会保险、失业救济、最低保障等等经济权益,不属于迁徙自由范畴,也无法由户口管理机构提供。例如,“不准你上学是违反宪法的,但本地常住居民与非常住居民之间享受教育补贴的标准不同,这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只能依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处理,与‘户籍歧视’无关”。
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户籍与权益的分离。王太元提出:“要既迅速又平稳地实现中国公民的迁徙自由,一是需要剥离不适当地附加在户口之上的各种计划经济好处;二是需要规定以是否拥有自有住房、是否较长时间就业等确认定居资格的新标准,而不能继续沿用以户口确定就业、住房资格的旧标准;三是适当放权,把直接关系各地区、各城市诸多具体问题的落户定居审批甚至立法建制权力回归到地方政府,而不是继续由中央政府决定。”
学者们相信,所谓“广东省户口”、“济南市户口”之类的分野也将消泯,由统而分,终将走向由分而统。
以各个城市自发改革为起点,公民们——无论市民还是农民,将首先获得在本城市、本地区以及本省内自由定居、往来无阻的权利。由点而及面,随着一道道城墙的倒塌,一道道樊篱的拆除,自由流动的浪潮终将淹没每一个堡垒,城乡间、城市间将浑然一体。此时,中国公民将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地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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