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范愉(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董岩(北京广播电视报记者)

　　田勇、小石、刘雪竹

　　主持：朱煦

　　责编：姜春艳

　　(音板：敞开你的心扉，倾听感人故事，献出你的真情，滋润干涸心田，让同一蓝天下的每一个人共享春风。)

　　主持人：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煦，一直以来我们的节目都非常关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期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从而使他们摆脱困境，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想把视线稍微转一转，转到哪儿呢？转到我们社会中非常乐意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的一些个人，组织，团体，我们想看看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在他们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否也充满阳光呢？他们自己是否也需要别人的关怀理解和帮助呢？再有他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力量是不是很足够呢？他们是否可以很长久的帮助别人呢？因此我们请到了北京比较著名的热线是帮助热线，它是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叫田勇热线，田地的田，勇敢的勇，这是一个小伙子的名字，现在田勇就坐在我的对面。

　　田：你好。

　　朱：很精神的一个小伙子。我们还有几位客人，有两位是田勇热线的志愿者，一位是来自广东的小石，我觉得你叫小石，个儿小但好像也是很有力的，是吧。

　　石：谢谢。

　　朱：小石说他的普通话说得很蹩脚，但是你听了这声谢谢应该觉得他的普通话已经学得不错了。再一位是来自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做寿险的刘雪竹刘老师，刘老师看上去非常平常，如果我们不作特别介绍，可能会觉得您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但实际她就是我们这条热线一位很热心的志愿者，说到志愿者我们可能会想到大学生运动会上经常会看到的很年轻的志愿者，但刘老师岁数已经不小了，您能告诉我您今年多大了？

　　刘：我今年47周岁了。

　　朱：再有两位是我们节目请来的非常有力的支持者，一位是咱们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范愉，您好。

　　范：你好。

　　朱：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从我们的电视节目里看到过范教授，从我们的节目进行，你会发现范教授和我们谈到的一些问题会引起你的思考，再一位是年轻的记者，是北京广播电视报的记者，这跟咱们北京老百姓联系可是很多很多了，顺便我请教一下咱们电视报和咱们的电视周刊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

　　董：是一块儿的。

　　朱：说了半天我还没有告诉大家这位记者的姓名，她叫董岩，是石头，岩石的岩，你觉得你像石头吗？

　　董：还行吧。

　　朱：比石头温柔多了吧？

　　董：(笑)

　　朱：好，介绍完了嘉宾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说到帮助热线在这些年我们北京包括其他城市有很多以用热线的形式给需要帮助的人和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架起了一座桥梁，田勇是这种善举的实践者，可我觉得这么时尚的小伙子怎么会选择做热线呢？

　　田：这条热线是在去年10月12号开的，当时开的时候主要出于社会的爱心，尽自己的一份绵力吧，业余时间来做一下。

　　朱：用你们家的电话？

　　田：对。

　　朱：但我觉得很奇怪，看你非常时尚，而且你刚才给我讲你是做酒店的，你在酒店做过客房做过餐饮，这样的职业经历怎么会有这样的决定，这是一个突然的决定还是做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决定？

　　田：这有一个转折期，我16岁就开始在酒店工作，其中跳过槽，各方面经历也很多，还给人做过股票做过操盘手，学过一段时间广告，在那段时间里也是非常忙碌的，但是这种忙碌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空虚，因为我那时候这么跑也觉得没目标，无疑只是为自己更多挣点钱，没再想其它的，比如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事情，随着年龄的增大再加上我在做股票中受过挫折和自己感情上受过一次挫折，在三年多以前我等于是完全崩溃了，我在家呆了有两年半时间，经过这段时间我就像重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人生，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了这条热线的雏形。

　　朱：你为了做这条热线做了哪些准备？

　　田：可以这么说吧，开始并没有太多准备，想的就是一部电话，就是家里的场地，并没有想更多细节的。

　　(音板：去年10月份，田勇以私人的名义开通了一条公益热线，一时众说纷纭，有人希望成为田勇热线的志愿者，有人向其寻求帮助，寻医问药或者进行法律心理咨询，有企业愿意买断热线，但是也有人是纯粹想找人聊天发泄情绪，田勇热线走到现在可谓是一路喜，一路忧，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田勇热线，到底能走多远》。)

　　刘：实际当时他开办的时候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的，我打电话打进去了，我离他们住的地方很近，我看他组织活动就过去了。

　　朱：您是利用什么时间参加呢？

　　刘：田勇接到求助者电话有时候转到我这边，他觉得解决不了，我还真没有正经的到那儿接过电话，有一次田勇说刘阿姨说这儿有件事您去吗？我跟着另外一个志愿者去了，当时是放假，那个小孩儿12岁，一个女孩儿，说我妈妈和爸爸吵架不想活了，心情特别不好，怎么劝也劝不好，也不吃饭，不吃不喝的，我听着特别着急，去了一趟到了她家跟她聊聊天，她是通过北京广播电视报看到田勇热线的，她确实躺在那儿哭，不停的哭，她就是不想活了，她说没想到你们大老远来了，我们从劲松到定福庄，她说你坐吧，让我坐在床边，当时我就靠着她，拉着手跟她聊天，通过聊天最后她心胸就开阔了，吃了一碗鸡蛋羹。

　　朱：您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刘：对，当时我还想什么情况怎么谈，我还有顾虑啊，但真正到家以后——

　　朱：您觉得就跟老朋友一样。

　　刘：对，聊聊家常什么的，我说你这点困难不算什么，比你困难的人多得多，我就劝她，跟她聊天。

　　朱：刚才我们听了刘阿姨的，我们还是跟着田勇的称谓叫刘阿姨可能更亲切一些，刘阿姨这个志愿者讲了一个她自己通过田勇去帮助别人的故事，在这一年中你接了多少个求助电话，做过统计吗？

　　田：我们分类计算的。

　　朱：总数有多少？

　　田：一万多个，八月做的统计。

　　朱：电话还是一部吗？

　　田：两部。

　　朱：什么时候扩展到两部的？

　　田：在三四月份吧。

　　朱：最开始人家知道你这条热线并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就不断的打电话进来，可能很小的一件事情，到后来是不是求助的范围和内容越来越广了？

　　田：开始的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

　　朱：你能举例子吗？

　　田：比如问个路，聊个天，还有法律求助，医疗的问题，至少让我觉得解决起来不是很吃力，我们社会一些基本学者专家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解决。

　　朱：那你多数的情况都是把问题转到志愿者那儿，并不是都由你来回答？

　　田：或者一些专家老师上我这儿来接一下电话，可能通过这个平台来做做疏通。

　　朱：你现在有多少志愿者？

　　田：有100多人吧。

　　朱：涉及到什么范围？

　　田：现在我们的顾问就是各个大家的，包括各个企业都有，还有一些学生。

　　朱：年龄呢？

　　田：顾问的年龄大概是50——80岁左右，志愿者是从十几岁到五十岁左右都有，我刚才说的主要是志愿者，不代表顾问。

　　朱：志愿者来工作比如像刘阿姨是在家工作还是有时候还到你们这儿来值班？

　　田：主要是我遇到什么事了我要跟志愿者说一下。

　　朱：你这儿有一个网络？

　　田：对，然后我跟他们说能不能帮助解决，像刘阿姨说接到这件事情因为很突然，身边又没有别人，就请刘阿姨去了。

　　朱：这都是由您亲自来接吗？

　　田：不是。

　　朱：有专门的接线员？

　　田：对。

　　朱：他会按照你给他事先预制好的内容知道给谁打电话，找谁来求助？

　　田：对，我们墙上都贴着一些履历表，可以查到。

　　朱：坐在你身边的小石，据说最开始是受到过田勇热线的帮助，它帮你了什么？

　　石：我在广东买了一本《深圳青年》杂志，那是2001年的第三期，就看到关于田勇的报道，当时我内心的感动和激动是无法形容的，对于我来说从小时候就有这种社会责任感、所以今年的三月份——

　　朱：你就从东莞到了北京？

　　石：在东莞在这几年中到过三家港日企业和台资企业和一些跨国企业的集团做过主管，工作待遇都非常不错，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到北京来？我觉得要实现这个理想，把公益做好，我来北京是最好，最理想的地方。

　　朱：你毅然决然就到北京来了。

　　石：对。

　　朱：从三月份到现在你一直在田勇热线吗？

　　石：不是，具体到田勇热线专职的工作是六月份，三月份来的，我跟田勇谈过，因为那时候田勇公益热线遇到了实质性的困难。

　　朱：什么困难呢？

　　石：经济上。

　　朱：你到了田勇这边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石：主要是有时候接些电话，但更多的是公益怎样发展下去，跟更多的企业家——

　　朱：我有一个问题非常关心，从六月份到现在你靠什么生活？你要在这儿住，在这儿吃，还有开销，这些支持从哪儿来呢？是您的积蓄？

　　石：我几乎没有积蓄。

　　朱：那您是靠什么呢？

　　石：住是在田勇那儿住，吃我们有一个曾经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的小李娜问题，也在田勇公益热线在媒体上做过报到，他们给予很大的支持，从7月9号到现在一直支持我们中午这顿饭。

　　(音板：小李娜由于生身父母情况复杂，户口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无奈之下找到了田勇热线，田勇热线通过自己的方式和努力使孩子的户口有了着落，小李娜的奶奶出于感激，利用家里是开餐馆的便利，免费给田勇热线三个全职工作人员提供午餐，但是这种免费午餐能吃多久？谁也不知道，而别人又是怎样看待田勇和他的热线呢？请您继续收听朱煦为您主持的《午间一小时——田勇热线，到底能走多远》。)

　　朱：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田勇，刚才我问你的准备，你说就一部电话，你们家的热线就诞生了，到现在为止接了一万多个电话，很多很多人都来由你求助，你需要求助吗？

　　田：我吗？怎么说？需要。

　　朱：你做这件事情需要求助吗？

　　田：需要。

　　朱：需要花钱吗？

　　田：需要。

　　朱：吃饭？

　　田：需要。

　　朱：你以前挣工资，现在不挣工资了，你想过你还需要挣工资吗？或者挣钱。

　　田：都需要。

　　朱：对此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朋友理解吗？

　　田：开始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专职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朱：他们觉得你心血来潮？

　　田：这样认为一段时间，甚至认为我不会放弃工作来做这件事情，他没想到我会坚持这么长时间，而且把自己以前的工作全都放弃了。

　　朱：全身心来做这件事情。

　　田：而且还花了很多开销，自己积攒的心血，所以这段时间自己的父母，朋友比以前反对的声音可能更强烈一点。

　　朱：不但没有停止，比以前更强烈了。

　　田：而且有些支持的人认为你这是非常不孝顺父母的举动。

　　朱：据我了解你最近又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个女孩子叫陆燕君，她从常州来，她的一条腿得了海绵状血管瘤，颜色很粗很麻烦，她自己跑出来了是吗？

　　田：对。

　　朱：有人把她介绍给你了，希望你能帮助她，你已经帮助她多少天了？

　　田：9月5号11点打来的求助电话，已经有20天了。

　　朱：在这20多天中我们从媒体和报纸上都看到，还从电视上看到你为她组织了会诊，你到处帮她求医，花了多少钱？好像她还住在你这儿？

　　田：基本的开销好像是1500、1600块钱吧，就是打电话组织活动。

　　朱：而且你还得跟她父母联系，希望她父母能够到北京看看她或者把她接回去或者怎么样，是吧？

　　田：嗯，因为我总觉得做这件事情事实上不属于我热线要做的，以前我把热线定位于只是通过电话给他们播这种渠道，但是实在是无奈，我不希望看到一条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朱：当时你的能力又很有限。

　　田：对，所以说白了自己扛不下去也得撑一下，因为是救一条命，至少我在她最想死亡的时候挽救她的性命。

　　朱：你刚才说我办这条热线没想把它办大，也没想把它办多长，也觉得类似陆燕君这样的事情不是你热线能够解决和承担的，但你做了，所有打电话来的你都想反正别人需要帮助，你就想办法千方百计去帮助一下，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唯独没有想过你需要什么帮助。

　　田：这可能是就是一种发展吧。

　　朱：你觉得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田：通过我们多次在志愿者也好，雇员在一起谈论，主要是我这个热线定位问题的发展，如果田勇就是想打打电话，接接电话不用把它搞成这么大的动静，你的动静搞大了对自己的压力非常大，如果你是想把它发展成公益事业，想干成事业要有很好的策划，而且热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音板：)

　　朱：前面我们听了田勇，听了田勇热线的刘阿姨志愿者，听了小石给我们讲述了一下田勇热线，我想大家会留下这种印象，在北京有田勇热线这部电话，只要打了电话就能够从中获得帮助，而且这种帮助内容是无限的，简单的说好像是这种印象，田勇也一直在讲，我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不帮助他，这是他非常朴实的想法，接下来我想问问范老师，您觉得作为这种社会现象或者在这种大社会里非常小的小组织，有这样一个个人把它撑起来的，不断在释放着爱，不断希望给周围人以更多的帮助，不断想承担起一部分社会责任的热线，你是如何评价的？

　　范：我非常欣赏，非常赞成而且很钦佩他，从我个人的价值取向来讲我非常尊敬这些完全是无私奉献，给别人奉献爱心的人，在我的课堂上就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就是最健全的法制社会也离不开道德，而且这需要人们的爱心，这甚至比规则更为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爱心、良心、道德来支持它就缺少凝聚力，它比缺少规则更可怕，不仅如此，我个人在某种意义上也跟他们的情况有点相似，自从我在《今日说法》或者其它栏目做节目的时候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给我们这些所谓的嘉宾教授写信，我每天接到救援的信也不计其数，我也完全能体会田勇现在的处境，就是我发现一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实际是不可能承担非常重大的求助要求的，比如我现在接受的求助不仅涉及到一般的法律咨询问题，有很多就是冤案错案。

　　朱：具体的案子。

　　范：对，当然也不排除完全没有必要打官司的非常不值得的问题，同时也有所有的司法程序都走完了他仍然在祈求其他的途径，就我们的能力而言，我们既没有能力去影响司法，也不可能改变这些程序，所以我们本身就这些大的问题来讲不像田勇接触的小问题，更难以处理，就数量来讲我也难以承担，现在我是完全求助了我们学校的法律志愿者，他们是有组织的来担任志愿者的，他们中有很多人原来就是有律师资格，在我们学校上本科、硕士到博士，他们如果自己到律师事务所哪怕打工，他们都有很丰厚的收入，但是他们放弃了这些丰厚的收入来无偿的从事这些工作，包括有人自己找到这儿来的，也有我们忙不过来转给他们的，他们就在忙这些事情，所以我非常佩服这些人，也非常支持他们，但是另一方面我必须说如果在一个现代的社会中，这种活动最好还是规范化的，有组织的搞比较好，为什么？比如你们现在，我特别理解田勇，他一开始可能就是想解决比较小的问题，类似心理上的帮助或者怎么样的，在这种定位下我觉得完全凭你的爱心或者时间就可以办到的，但是人们要求你的肯定不止这些，范围会越来越大，能力肯定就越来越有限，像我们国家这种活动法律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规定，在99年的时候我们曾经颁布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是做这种援助，扶贫求助这种问题首先离不开钱，如果没有经济来源，仅仅靠心理上的东西是很难满足多数弱势群体的需要的，当你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法做，可你怎么来进行呢？一涉及到钱的问题我们就特别复杂了，弄不好就有不规范操作，违法现象，甚至腐败都进去了，所以国家就定了这么一个法，但公益事业捐赠法有明确的限制，它限制谁能接受老百姓的捐赠来扶贫求助呢？它只能是公益事业的社会团体，比如基金会，还有事业单位，比如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再有就是在少数情况下可以允许政府，县一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才能做，这样要求是为什么？就是担心，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做就难免有些骗子，他也打着这种旗号，等于成了他招财进宝的路，坑害老百姓，另外尽管可能我们好心，但因为我们不太擅长做这个，也可能会出现漏洞，如果没有申报，没有组织规范化的行为，一旦出现问题了，找谁来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不慎重，不规范确实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很难预料它会出现什么结果，所以我一方面特别赞赏，特别欣赏咱们这些志愿者也好，另外也特别希望能不能进一步把它组织起来，规范化，使这种行为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的进行，这样也能防止出现不好的结果，我想这是我最希望的。

　　朱：我听范老师说得非常委婉，但我觉得咱们现在一方面无疑是非常支持田勇的义举，因为他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精神文明建设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实践者，但确实我们也不得不担心，因为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做，至少我们今天看到像刘阿姨跟你一起做，还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做，当很多人跟你一起做的时候你的控制能力是很有限的。

　　范：对，举个例子，田勇你能不能为你下面所有的志愿者承担责任？这又是一个问题了，比如有人打着你志愿者的旗号做了一些坏事，或者他好心但惹起了一些麻烦，当事人又要跟他追究类似法律责任或者其它纠纷，这时候作为你怎么考虑后果？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出现一种团体，你是我的雇员，如果他出了错，比如给别人造成了危害，这就要承担责任，再一个大家也模仿你，但其他的人没有你们素质这么高，或者还有其他的动机，各种各样的，这样就有辐射的效果，所以为什么公益法当时没有对私人团体或者个人的名义捐赠进行规范，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当时立法的疏漏，还有一种意见就认为实际国家不鼓励完全以私人性质的公益活动，不管哪种意见，至少我们知道这类活动目前还没有受到法律的规范。

　　(音板：虽然田勇热线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但是在法律上至今仍然是身份不明，人们要求的很多问题田勇也无法解决，加上电话开通以后一个月的费用有时候高达两千多元，这使得田勇常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在国外，公益活动已经社会化、法制化、规范化，相比之下，田勇的热线又该往哪里去呢？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话题《田勇热线，到底能走多远》。)

　　田：今年是世界志愿者年，像我们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也就是说国家只告诉你今年是志愿者年，并没有说让你说什么让你做什么，更多的是靠自觉性。

　　范：但据我所知国外的志愿者基本是社会团体性的组织，比如在美国也好，在其它发达国家也好，它的团体非常多，热线非常发达，从援助家庭暴力的，从援助受害儿童的，非常细，而且大多数人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参加的，而且他们都不耽误自己的工作，用业余时间去，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法律规范的，就是说整个，包括这个组织的形成，运作方式，资金管理，渠道都是有严格程序的，刚才我也听大家讲的具体情况也有深深的感触，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确实它的力量还很弱，包括家庭的力量也很弱，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求助无门的弱势群体，我觉得如果能够把国家政府的行为和我们志愿者的行为能够更好的结合——

　　石：结合起来，对接起来，我想这种效果会更好。

　　朱：董岩，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前段时间你也一直在采访田勇，跟他也挺熟，你可能了解更多一些，我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田勇在做这件事情，你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他所集聚的能量源源不断的输入应该从何而来？

　　董：我觉得应该靠社会共同的资助吧，我本身挺佩服他的行为的，但我在采取他的过程中他也说过一句话，很多媒体也用这样一个词汇来形容他的热线，他突发奇想办起了这条热线，我想里面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我去过他的家，其实他的家条件并不是很好，而且在目前整个状态下，因为他父母年岁都比较大了，他的能力有限，家里就住两居室，一部电话，而且是半地下的，他那些志愿者都有自己的工作，我也跟他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要是你，我有这门心思的话，当你的能力集聚到一定程度，比如像李嘉诚，他现在可以做公益事业，我有强大的企业来支持，但是他现在没有，本来我要靠工作挣钱，我再去资助别人，我觉得这会把他弄得很累，而且他的能力，比如经常有人给他打电话，但他要达不到别人的要求的时候别人会对他失望，但短期内媒体一报道，很多人又会关注他，又来了很多志愿者，但这些志愿者可能慢慢就会少了，比如像小石，我觉得像他刚才说的也没有固定工作，你们资助了小李娜的奶奶，她对你们特别好，她给你们做饭，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人，你们吃饭都是问题。

　　朱：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刘阿姨这样的，她本身有自己的工作，她所能够拿出来的精力和时间做志愿行为，帮助别人也是非常有限的，但如果我们都像小石全身心投入进去——

　　田：资金都没有回报。

　　朱：我觉得不光是资金，我是在为小石想，也是在为你想。

　　田：我知道，以后的一生，还要结婚，还有很多。

　　朱：那接下来你会不会就成为了别人的帮助对象了呢？

　　田：有可能。

　　朱：这样我们想去帮助别人，而最后又成为了——

　　田：这其实是大家的一个误区，怎么讲呢？其实这个热线只是一个平台，并不是实际要解决问题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疏通的环节。

　　朱：你觉得它是一座桥梁。

　　田：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这条热线是实际能够帮助的。

　　朱：如果我们这样建议田勇不知道行不行，建议他拒绝一些求助。

　　范：其实只能这样，从我的体验来讲，比如我也恨不得帮助每一个向我求助的人，但是我就发现其中情况是比较多的，有些问题我们作为社会，特别是成年人要学着自己去解决，这是一种，再有一种这确实不是你权限范围能够解决的，像司法机关程序都走完了还跑到你这儿来求助，请问你能提供什么帮助？不可能。你就干脆告诉他，劝解他，我觉得在心里上帮助他还是必要的，再有就是掌握好自己的定位，你确实要做到这个定位，另外还有一条就是能不能了解其它解决问题的渠道，比如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信访，信访就是这样规范，信访不可能什么都解决，它就给当事人推荐能够解决问题的途径，比如你这个问题我一听是属于打民事官司的，那属于行政官司的，或者这纯粹是心理问题，你就给他分析一下，指一下路。

　　(音板：23岁的常州女孩儿陆燕君患有先天性的血管瘤，从一出生就在父母的带领下四处求医，但是23年过去了，家里的钱几乎被她花光了，她的病却越来越重，在全家人绝望得要放弃她的时候，她背着父母，怀里揣着平时攒下的200元钱，只身来到北京，走上了漫漫的求生路，她的出走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请您继续收听。)

　　朱：咱们一起来商量一下，比如住在你们田勇热线的陆燕君，她的问题是很现实的，你们的努力也是非常具实的，刚才那天我看会诊也去了很多医生，媒体也在不断报道，但好像到现在为止，收效不是很理想。

　　田：陆燕君不幸运。

　　朱：你认为这种不幸运是我们社会没有爱心吗？

　　田：不是。

　　朱：那是什么呢？

　　田：我觉得个人真是有限的。

　　朱：那你觉得陆燕君个人出走，从你个人认为，你觉得不给父母讲，自己带了200块钱就出来了这种行为值得肯定吗？

　　田：这肯定有很多原因的。

　　朱：这是很复杂的，在你看来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田：她觉得在北京找不到治疗的方式死在北京也好，至少家里认为陆燕君找到医院治了，反正我不在家里人没准儿也不为我着急。

　　朱：董岩你觉得呢？

　　董：我觉得是一个人求生的愿望，给自己一点希望也给家里一点希望，她做出这样的事吧。

　　朱：她这样做你有没有替她担心过？我是在替她担心，当她没有遇到领她去田勇热线的好人的时候，她一个人就住在一个旅馆里，据说喝的是厕所里的凉水，这样的境遇她难道就没有别的危险吗？而这些危险的产生不就是因为她离开了家，离开了还可能照顾她的父母而带来的新的危险吗？

　　刘：她绝望啊，她家里不可能再带着她出来看病了，已经没有办法治了，所以她感觉在田勇那儿很温暖，很温馨的。

　　朱：但是田勇能做的非常有限。

　　刘：很多志愿者都来关心，包括买衣服的，我那天看着天特别凉我送了一床毛毯，还有送被子的送饭的送吃的，就我们的人来安慰她。

　　朱：范教授，我也想听听这样具体的案例您是怎么看的。

　　范：当然从这个案子本身，其实这种情况我们知道也很多了，我是搞法律的，我经常感到很沉重，因为它肯定不是单个的个人问题，实际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如果都需要通过个案，靠偶然的机遇，运气好坏来解决实际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从根本来讲，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搞各种各样的保障事业，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提高他们的健康医疗水平，但确实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但我也希望这种完全靠机遇拯救人生命的事情最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如果基层政府或者民政部门能够有更好的，我们多少通过一些社会保障事业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就更好了，更理想了，到目前来讲，我见到这样的案子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确确实实从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家庭也好，还都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

　　朱：您觉得对于陆燕君这样的女孩子或者男孩子遇到了困难，您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您愿意给他们什么忠告？

　　范：从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律也好，制度也好，我们只能说还是要求家庭、社会和地方政府都承担起责任来，因为我们主要讲的生儿育女也好，赡养老人也好，还是作为家庭的义务是最基本的方式，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救助可能是最基本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家庭无论多么困难，首先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责任，我觉得这还是要强调的，再一个地方政府无论多么困难，毕竟他是你底下的公民，我觉得地方政府应该在各种情况下，尽管很困难，也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当然现在城乡差别很大，底下解决不了的问题希望到大城市解决这也是很自然的，但我觉得这个城市再大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基层的问题。

　　董：像这样的事情好像挺多的，因为我们报社里面也有热线电话，经常可以接到电话，比如有人说我的孩子得了一种非常怪的病，谁都看不了然后向媒体求助，还有的说我要上大学没有钱，向媒体求助，前些日子我也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家里父母都是聋哑人，在通县工作，后来他母亲已经退休了，他父亲一直没有办退休，但也不让上班，每个月就给100多块钱生活费，他女儿可能没上大学，工作了一段，有一些积蓄吧，又打算继续上学，后来他父母没钱花居然拿了孩子的钱花，后来她姨就给我们打电话，一边打电话一边哭，就问这事儿怎么办，就一百多块钱，三口人怎么活啊，实际是他们单位有问题，他承诺应该社会保障金多少钱，但它没给人家，后来给人家打了一个电话，可能他想媒体打电话，不想把这件弄大了，就解决了，但有很多问题实际媒体就算出面根本也解决不了，我觉得就需要社会有一种制度，还是希望咱们的保障系统更完善，社会的制度更完善。

　　朱：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就是我们毕竟还是经济欠发达国家，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的政府也好，我们的社会也好，但每天遇到困难的，就像陆燕君也好，其他一些朋友也好，他们遇到困难是很难避免的，田勇他们在试着做些什么。

　　(音板)

　　朱：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很想听听你对自己的明天，包括你自己，不光田勇热线的设想。

　　田：先说我自己吧，我对自己的明天很难把握，甚至自己的明天是什么样子我都不太清楚。

　　朱：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田：我现在一直没想这些，一直来不及想，自己个人的东西现在想得很少，对我热线的明天我在想集合一种力量我是有信心的，有这个责任、义务坚持做这件事情。

　　朱：您作为记者，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关心社会，你觉得像这样的热线，刚才我听到你很担忧它的生存和发展，乐观吗？

　　董：我觉得还是持乐观态度吧，去支持它，呼吁全社会去支持它，但我希望是一步一步走，摊子别摊得太大。

　　朱：我希望有人想向田勇学习，再弄个十条八条这样的热线你会赞成吗？

　　董：据说现在已经有十条八条了，但我觉得还是规范，越规范越好，因为不可能说我今天想开条热线就开条热线，明天我想干那个就干那个，应该在社会法律内把这件事做得越规范越好。

　　朱：据你了解的田勇，你觉得如果别人再来做应该从他身上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或者再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把这条热线做得更好？

　　董：起码它应该取得合法的资质，再有相应的社会的资金。

　　朱：个人能力呢？

　　董：社会经验再丰富一些。

　　朱：范教授，我们今天好像变成了一个诊断会似的，在帮田勇热线，其实我们是非常关心，非常希望它好，也非常希望社会上这样一些健康的集体发挥它更大的效能，使我们在现在一下子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府无力解决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

　　范：对实际上都是认同志愿者力量的，所以我们才有志愿者年，但同样，世界上所有的志愿者运动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的，它包括志愿者组织，每个人的资质，特别是它的组织形式都有严格规定，这样才能保证接受资助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资助，也能使这个组织它的形象，包括它发挥的作用更好，所以我也希望在今天，我们在这一块儿虽然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规范，但我想通过田勇这些探索者的努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会更关心这一块儿，早晚这个问题会形成更详细的法律来调整，所以我也期待着咱们的活动更加规范化。

　　朱：我注意到范教授最后用了一个词是活动，他觉得你们像组成的团队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活动，活动可能有时候不能持续很长时间，但我希望在活动成熟以后它就不是活动了，是成为一件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情，事业，但它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是一项活动。

　　田：我希望它以后不会成为热点，而只是正常的运作，就像吃饭一样，谁也不会说把吃饭吃成什么新鲜玩意，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朱：也就是说到了那时候也不需要董岩大版大版的去写了。

　　田：到那时候谁都在做慈善，很自然大家就在做这种事情。

　　朱：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一起做节目我就不会给大家讲说北京有一条田勇热线，我就说北京有很多这样的热线，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个代表，我们当然很希望有这一天的出现，谢谢今天来的各位，在这里我也代表我们的责任编辑姜春艳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编辑后记：我是本次节目的编辑姜春艳，在做完节目之后，志愿者刘阿姨给我们打来了电话，她说陆燕君已经被爸爸接回常州了，走的时候她的精神非常好，陆燕君说她到了北京，遇到了这么多好心人，她看到了天安门，她满足了，在这里，我们祝愿陆燕君一路走好，祝愿她和她的家人走出阴霾，迎来阳光灿烂的春天，陆燕君走了，但是田勇热线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也仍然有很多人打电话找他帮忙，他依然面临着他在我们节目中讲述到的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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