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1日早晨7点多，在古城耶路撒冷西南部的一条公路上，46岁的玛丽娜正坐着一辆公共汽车赶去上班。车上，一位老奶扔抱着小孙子，几名去上学的孩子叽叽喳喳说着话。突然一声巨响，汽车里顿时血肉横飞，11名以色列人在这次汽车炸弹事件中丧生。玛丽娜是死难者之一。在她身后，留下了丈夫、孩子和70高龄的父母。

　　几天之后的11月30日，以色列军队出动20多辆坦克，向加沙北部的贾巴利亚市发起进攻。在一座6层楼房前，以军喊话要求里面的人赶紧出来，声称3分钟后将炸毁楼房。慌忙逃命的人们，没能想起这户人家68岁的父亲听不见声音。第二天，他的儿子们在废墟中找到了老人的尸体。

　　在以巴即将就中东四方斡旋机制提出的“路线图”进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之际，《世界新闻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探望了玛丽娜的父母和那个失去父亲的巴勒斯坦家庭。我们真诚地希望，巴以双方早日停止“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不再为在战火中失去亲人而哭泣。

　　受访人：巴勒斯坦人马希尔，38岁 以色列人安娜，70岁

　　采访人：《世界新闻报》驻耶路撒冷记者 刘素云 陈庄

　　“我在废墟里看到了父亲的一只手”

　　《世界新闻报》：马希尔先生，你的父亲是在2002年11月30日以色列军队向加沙北部贾巴利亚市发动进攻时被炸死的。我们知道重新揭开失去亲人的伤疤是非常痛苦的，但是还是冒昧地请你简短地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马希尔：当天晚上10点35分，我听说以色列军队来了，就像往常一样从家里跑了出来，和弟弟带着几个孩子驾车逃走。以色列军人向我们开枪，我和弟弟只好抱起孩子，弃车而走。我一边跑，一边听到以军用扬声器喊话，责令一所房子里所有的人在3分钟内离开，我还听到了以军轰炸房屋的炮声。

　　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遭轰炸的是我们家——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以色列人的事！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回到家，才发现我们的家，整整一座6层的楼房，被以军炸成了一堆瓦砾。我赶紧到处寻找家人：父亲，母亲，孩子和兄弟，他们怎么样了？除了父亲，其他人在以色列军队喊话后都及时地逃了出来，但是我的父亲，他是个聋子！

　　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想通过他，看看是不是以色列军队带走了父亲，但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有消息。我又给巴勒斯坦预警部队打电话，他们建议我，看能不能在废墟中搜寻到父亲。凌晨3点20分，我们全家开始在废墟中寻找；挖了整整6个小时，到上午9点20分，我猛然在废墟里看见了父亲的一只手……

　　最血腥的电影也不会像这样：父亲的头颅已经被压扁，看上去象只有两厘米厚的一块巧克力！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父亲从废墟里拉出来，把他送到医院。连医生都叫我们不要看父亲那骇人的模样。

　　“我最小的孩子名叫‘眼泪’”

　　《世界新闻报》：巴勒斯坦人习惯一个大家族住在一起。你们家这幢房屋有6层，一定住着不少人吧？

　　马希尔：我们家一共有56口人住在这所房子里。我有6个兄弟，都已经结婚。我自己有5个孩子。我父亲出生在加沙附近的赫尔比亚。1948年，那里被以色列占领，父亲就移居到加沙。最初我们家一直租房住，直到后来有了一些积蓄才买地建房。

　　我们全家花了21年的时间修建这6层楼房。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再工作21年，才能修建起一幢新的房屋。而且，我们修建了新的房屋后，也不知道以色列军队还会不会再来摧毁。

　　《世界新闻报》：你们现在住在联合国提供的这两个帐篷里，加沙在冬天的时候是很冷的，孩子们怎么办呢？

　　马希尔：男人们住在帐篷里，我们租了一套房子给妇女和孩子们住，还有一些人暂时住在亲戚家。

　　我最小的孩子是在我们家被炸毁三天后出生的。最初我想给她取一个名字，意思是“逃跑”或者“流浪”，总之是“没有房屋”的意思，但我母亲不赞成。后来我们给她取名“阿西亚”，意思是“眼泪”，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房屋被摧毁时，我们都是穿着睡衣跑出来的。后来我的孩子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衣服哪里去了？房子哪里去了？我无言以对。虽然可以暂时撒谎骗他们，但我不能总是这样啊。我又想告诉他们，我会再给他们那些东西，但我真的没法给他们！

　　我的孩子问我：你是工程师，为什么不给我造房子？我只有说，我会的，但必须等待。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平安地上学和睡觉”

　　《世界新闻报》：经过两年多的流血冲突，巴以之间种下了更多的仇恨。你认为巴以究竟能不能实现和平共处？

　　马希尔：巴以是能够和平相处的。因为巴勒斯坦人想要自己的生活，想像其他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没有人想去死。

　　我知道有的以色列人也希望在和平中生活。但是，以色列政府不想。我没有去以色列，没有去杀死任何人，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的父亲，摧毁我们的房屋，迫使我们露宿街头？！

　　《世界新闻报》：作为一个父亲，你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马希尔：像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像天底下所有为人父母的一样，我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和平中，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好的生活，能够平安地上学，平安地睡觉，安全地去到任何地方。我希望再没有军队和炮火。

　　“我从一条残腿辩认出了自己的女儿”

　　《世界新闻报》：安娜，关于去年11月发生的耶路撒冷20路公共汽车爆炸事件，《世界新闻报》曾进行过详细报道。我们也知道，你们的女儿玛丽娜遇难后，曾有1000多人参加她的葬礼。我们对玛丽娜的遇难感到非常难过。当时，你们是怎么获悉爆炸消息的？

　　安娜：当天早晨，玛丽娜像往常一样乘坐20路公共汽车去上班。她丈夫就在后面一辆公共汽车上。

　　爆炸发生以后，她丈夫所乘的公共汽车绕过爆炸现场停了下来，他还去爆炸现场找了找玛丽娜，但没有看到她。我们老俩口在家从电视上看到爆炸的消息。没过多久，就接到哈达萨医院的电话，说玛丽娜被炸伤了。我们赶到医院，却没能在伤员中找到玛丽娜。我们又去尸体收容机构，结果从一条残腿辨认出了玛丽娜。

　　我们提出，看玛丽娜最后一眼，但好心的工作人员阻止了我们，说“还是让她过去的形象保留在你们记忆中吧”。

　　《世界新闻报》：你们是从俄罗斯移民来到以色列的。以色列现在已有100万俄罗斯移民，但其中不少人生活很艰难。能谈谈你们为什么从俄罗斯移民到以色列？初来时一定很艰难吧？

　　安娜：我们原来居住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犹太人。苏联解体后，大批俄罗斯犹太人开始向以色列移民。1992年，玛丽娜和丈夫、孩子先到了以色列。因为玛丽娜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所以我们老俩口第二年也到了以色列。

　　初到以色列的时候，玛丽娜的大儿子12岁，小儿子5岁。我们一家6口租了一套公寓住。玛丽娜在俄罗斯时是一名工程师，来到以色列后先是学习希伯来语，后来又学会计，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她的丈夫是无线电工程师，到以色列后倒也是学有所用，干自己的老本行。我的丈夫在俄罗斯时是一名军官，到以色列后，由于年纪大了，不好找工作，所以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清洁工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女儿已经买了房子，我们全家的生活正逐渐好起来。

　　玛丽娜一直在耶路撒冷郊外的马阿勒·阿杜米姆定居点作会计工作。由于公司倒闭，玛丽娜已经另外找好了一份工作。出事那天，是她最后一次到阿杜米姆上班。出事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玛丽娜家聊天，玛丽娜要我们照顾好自己，不要担心她。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如果我要死的话我希望不要遭受太多痛苦”

　　《世界新闻报》：我们从玛丽娜的照片就能看出来，她一定非常温和善良。你觉得自己的女儿是个什么样的人？

　　安娜：我们的玛丽娜工作勤奋，人又聪明，长得漂亮，性格也很好。她有很多朋友，关心丈夫和孩子，对老人也很孝顺。公婆在出事后伤心地说：我们就像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一样难过。

　　玛丽娜生前曾和我们谈起过针对以色列人的爆炸事件。我还记得她说，如果我要死的话，我希望能很快死，不要遭受太多痛苦。医生对我说，从遇难现场情况看，玛丽娜在爆炸当时就死了，没有遭受多少痛苦。 我们为玛丽娜举行葬礼的时候，来了1000多人。

　　《世界新闻报》：这样一个悲剧给您带来的伤痛是刻骨铭心的。在经历了这样的家庭不幸后，你们怎么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

　　安娜：我们在俄罗斯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所有国家和民族，尽管宗教信仰不同，肤色不同，都是一样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我们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感情和信念来到以色列的。当时，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我对他们都很有好感。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这种感情不对。在玛丽娜工作的地方有许多阿拉伯人，每当自杀爆炸发生，他们就进行庆祝。我认为，如果阿拉伯人想同以色列实现共处，就不应该这样。

　　我们已失去了最宝贵的女儿，如果可能，我愿意代她去死。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只是非常担心外孙们的安全。我们不希望战争，希望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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