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晋如

　　爱因斯坦曾讲述过这样一个寓言：

　　牧童对马说：“你是脚踩在地上的最高贵的走兽，你理应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要不是因为那奸诈的雄鹿，你的幸福确实该是完美的。但他从小就把腿锻炼得比你还敏捷。他的更快的脚步使得他能比你先跑到水坑。他和他的同类到处把水喝光了，而你和你的小驹只落得无水解渴。跟我住在一起吧！我的才智和指导将把你和你的同类从凄惨和屈辱的状况中解救出来。”

　　出于对雄鹿的嫉妒和憎恨，马就盲目地同意了。他让牧童把笼头套在自己头上。从此他就失去了自由，成为牧童的奴隶。(《他们为什么要仇视犹太人》，《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

　　对于说明政治上反犹主义的主要动机，爱因斯坦的这个寓言可谓是一针见血。一切的极权主义者都是靠讲述雄鹿的故事获得奴役别人的权力，而他们能够成为牧童的先决条件却是马们足够愚昧。那些在本·拉登极权统治下生活的人们，当他们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男人欢呼雀跃，上街去剃掉被迫留起的长长的胡子，女人也开始重新寻找工作，但他们从来就没有反省过，正是他们所有人的对于美国的仇视使本·拉登得以对他们进行奴役。

　　把9·11的惨剧归咎于本·拉登或者塔利班组织，这对于重新理性地审理这一事件是远远不够的。爱因斯坦的寓言告诉我们，是马的自身的愚昧导致了牧童的成功。正如我在《90年代哲学笔记》中所指出，也为迄今为止人类的全部历史所证明过的，“暴君从来都是由庸众推举而出！”一个普遍尊重自由，普遍尊重个体选择的社会不可能把极权主义者推上神坛，而在普遍缺乏自由和缺乏对自身的关注甚过对社会的关注的精神的东方世界，极权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魔魇。一个人一旦不把自身的存在看得高于一切，他就很容易为极权政治所吞噬，很容易充当极权政治的马前卒，9·11事件里那些悍不畏死的暴民后来被称为是恐怖分子，其实在整个东方世界里，又有多少人是纯然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活着？他们总是对所谓的民族、所谓的文化冲突倾注了不恰当的激情，而对于自身拮据的生存状态麻木不仁。

　　9·11事件之后，东方世界似乎是区别开来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为9·11叫好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出于第三世界的朴素阶级情感，为美国所遭受的巨创而欢欣鼓舞。另一个阵营是一帮总是摆出一付叭儿狗的嘴脸来的人道主义者。面对周边汹涌的欢呼声，他们作出一付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用精巧的文字来表达他们对美国“无辜民众”的同情。他们最有名的口号就是“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然而，当美国开始反恐行动的时候，他们立刻与民族主义者手拉手地高喊：“今夜，我们都是阿富汗人”。看来他们还会是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由此看来，他们的所谓人道主义只是一个幌子，当作恶者和善良者对峙的时候，要求善良者克己复礼，就是对作恶者的鼓励和放纵。因为作恶者是从来不肯“费厄泼赖”的。

　　在9·11事件后第二日，我忽然收到一位久不联系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问候人家的老母了！”原来，那天他看到网上的时事论坛里充斥着为拉登喊好的帖子，感到绝望了。我说这种事情是我早就预料到的，我说我现在已经不再憎恨这些民族主义者了，我觉得他们的愚昧至少还不失真诚，那些持人道主义的杂种们才是我必须要深深警惕的敌人。人道主义者打消了文明和野蛮、自由和极权、高贵和卑贱、理性和愚昧之间的界限，认为“人都是一样的”，他们拒绝承认9·11的本质是野蛮对于文明、极权对于自由、卑贱对于高贵、愚昧对于理性的践踏，而只是把它理解成是一种违背人道的过激行为。正因为他们无视这种分别，他们才那样虔诚地憎恨美国，憎恨美国所采取的报复行动。

　　9·11是一面照妖镜，在它的面前，变化成美女的人道主义无所遁形。由于人道主义者都是坚定的多元文化论者，他们总是喜欢重复地宣讲什么多元文化选择的自由。在他们看来，英国和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宣扬自由是最高的价值，这不过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家之言，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文化价值，把自由当作一种普适的理念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的反映。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有一个地方拒绝自由之为人生最高价值，极权主义就会乘虚而入。人道主义者的这种多元文化论，实际上是否定文明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否定人天生就有高贵和卑贱的分别，否定人后天就有优秀与平庸的分别，而一旦这些分别被取消，真理和标准将不复存在，让世界大乱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

　　让我们回到爱因斯坦的寓言。马之仇视雄鹿的根源是雄鹿跑得比马快，同样，民族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仇视美国，也正是因为美国是当今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同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人道主义者还多了一层伪装，他们拿一种无差别的同情当面具，以掩饰他们对于比自身优秀者的刻骨深仇。他们否认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异，其实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由当作最基本和最终极的价值，所以，他们都是极权的朋友，也都是自由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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