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 张剑荆

　　“我的心如发闷的鼓

　　在送葬的曲中前进。”

　　130年前，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恶运》一诗中的句子，恰可以形容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人的心情。美国人，某种意义上还有我们居住在太平洋这边的人，都在这鼓声中，走过了一年。实际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共同分享了这个时刻(尽管对这个时间含义的理解很不一样)。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在当时的震惊之下，许多人认为9.11是一个“将改变人类进程的事件”，9.11是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如今，在9.11事件一周年之际，这个判断是否因为下得太匆忙而有修正的必要呢？

　　一年来国际形势的演变证明，上述判断大体上是成立的。首先，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被击溃了。尽管本.拉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自苏联入侵这个中亚国家以来一直是中亚乃至全世界的溃疡的国家，终于迎来了长期和平的曙光，即使拉登复活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了。其次，世界各国政府几乎没有例外，都同声谴责恐怖主义，一个国际性的反恐联盟建立起来了，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国家公开地为类似基地组织那样的恐怖主义分子辩护了。第三，国际战略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世界主要大国都程度不同地调整了本国的战略，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发生的“普京外交革命”，这一事件与40年代苏美联合共同抗击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有同样的意义。

　　仅仅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还是无法得出世界被改变了、人类进程被改变了的判断。比如，关于恐怖主义联盟的问题。这个联盟的存在，使不少观察家觉得国际社会依靠这条共同的道德底线，可以实现全球治理。但是，这条底线以及所谓的国际社会是非常靠不住的。国际社会甚至连恐怖主义的定义都无法达成一致。再比如俄美关系，尽管两个国家的战略合作基础获得了稳定，可是这种稳定究竟如何尚需观察。

　　在我看来，9.11事件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有史以来最大的恐怖主义袭击落到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头上，对于美国人来说，恐怕很难一下子接受。这种打击对美国人的心理、对美国人的威望，影响至深，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这种影响将改变、支配美国的目标、行为。9.11以来，这个国家就国家力量、战略所展开的激烈辩论，就是这种创伤引起的反映。

　　我们都知道，以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为标志，美国的力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战略家们把美国的的这种力量状况称作“单极霸权”。接下来的十年，是美国陶醉在这种单极霸权梦想中的十年。与这种力量感相呼应，美国的经济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繁荣。繁荣将持续下去的幻觉支配着美国人，经济学家则用“新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周期”参与制造这种幻觉。但是在国际事务上，美国则被一种我称作“我行我素”的行为模式所支配。他干预，但只是在想干预的时候；他放弃责任，只要能够这样。克林顿的对外政策游离于逃避和干预之间。这种行为模式常常只有至高无上、但又殆惰任性的君王才采取。他们离群索居，他们销魂于温柔乡。他们觉得已经没有敌人了。

　　9.11彻底打破了美国人的幻觉。他们认识到，离群索居是无法保证自身安全的。他们认识到，敌人并没有因为你力量的至高无上而自动放弃攻击的尝试。他们认识到，仅仅有力量是不行的，只有使用这些力量，力量才是存在的。9.11事件正如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从独善其身转向战斗。9.11事件激荡起了美国人的理想主义激情。

　　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把目前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称作“第四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据他判断，这场战争将持续20年左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

　　在反恐战争开始的时候，相当多的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可能是短暂的。战争获得的国际支持也是空前的。但是，阿富汗战争的结束了，美国却并没有相应地宣布反恐战争的结束，而是提出了新的战争目标。这些目标就是被美国称之为“邪恶轴心”的势力，而且，布什总统还宣称，在反恐战争中，传统的威慑、遏制战略已经过时了，他要采行“先发制人”战略。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布什还为美国的反恐战争穿上了“华丽的服装”，这就是解放、拯救、自由、安全等等。2002年6月1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讲话时宣称：“我们国家的事业一直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国家的防务。正如我们一直战斗的那样，我们为了公正的和平?支持人类自由的和平?而战。我们将捍卫和平，防止恐怖分子和暴君的威胁。”。布什把目前的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相比。他在一次讲话时甚至“说漏了嘴”，称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十字军东征”。

　　我们可以把9.11之后美国对国家目标的新看法以及据此展开的行动称作布什主义。我们注意到，布什主义具有历史上一般革命运动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即：存在着需要征服的“邪恶势力”，奉行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三个特征布什主义都具备。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布什主义看作当今时代一股革命性的思潮和势力，它谋求改变或者说颠覆既定国际秩序，或许，布什主义可以与19世纪的拿破仑主义相比。

　　如果这个判断是成立的，如果以反恐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布什主义将持续20多年，那么，可以说，9.11之后，国际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持续的动荡时期或革命时期。

　　可以说，布什主义的出笼及其实践，是9.11之后我们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国际社会同美国的矛盾立即成了突出的问题：他们闻到了布什主义的革命气味。

　　在大西洋两岸目前都在谈论美欧的分歧和鸿沟。8月9日，美国《基督教先驱论坛报》刊载福朗西斯.福山的文章，该文评述了美欧的分歧：“‘西方’这一概念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是否还有意义？全球化的裂痕是否真的并非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歧，而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歧”？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凯尔评论美欧分歧时则说：“我们的欧洲朋友并未完全理解‘9.11’事件在何等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的一切”。

　　美国与中东地区传统盟友之间的冲突也愈益尖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15日的文章指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已经把民主和铲除伊斯兰极端分子联系起来了。这个政策导致了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美国是否会进一步深化这种联系，把传统上对地区稳定和石油供应的关注，转移到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敌友同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采取民主的管理方式上来”。兰德公司的报告把沙特视作新的敌人。《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主笔布兹说得更为清楚，他说，9.11之后，“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有历史意义。只有推翻侯赛因政权，阿拉伯世界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处于沙特阿拉伯、约旦、埃及等专制政府强权下的阿拉伯世界才有可能点燃希望的火种”。他认为，推翻萨达姆是美国为民主而战，就像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开始对日本和纳粹宣战，通过对日本和德国的占领，出色地使民主在那里扎根一样。他说，美国要有推翻萨达姆之后推翻沙特、约旦王权的思想准备，美国要在整个中东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这是“自由帝国”的责任，美国要建立世界新秩序。

　　从上面我们援引的言论可以看出，布什主义确实已经形成，同时也引起了世界性的恐慌。无论对它作何种评价，我们都需要把这个因素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作为政策制定的基本环境。你说他是歇斯底里也好，说他是秩序的破坏者也好，说他是革命者也好，总之，布什主义势将在国际关系领域激发起巨大的激情和振荡。历史上，只有在极其特殊和稀少的时期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民族独立运动等，堪称这样特殊和稀少的时期。

　　如果在布什主义的背景下看上述辩论，就能够明白，9.11所改变的实际上主要是美国。世界并没有大的改变。国际关系仍然保持着强权政治的本质。民族国家追逐的最高价值仍然是强权。90年代为克林顿所奉行的人权高于主权原则，仍然只是一个理想而已。

　　比如欧洲，这个二战以来一直在寻求新的国家准则的大陆，反而在9.11之后出现了重新武装的吁求。它反而迫切地希望能够像一个民族国家一样行动。他们渴望权力。在无法挑战美国超级霸权的现实背景下，他们对于维护现状更为热心。他们对于同美国一道推行新的世界秩序不感兴趣。欧洲如此，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君主制国家就更是如此了。

　　甚至作为新的“革命”运动策源地的美国，也一样保持着对霸权的执着追逐。布什主义带有历史上一切霸权者的气味。

　　会出现一个反对美国的“神圣同盟”吗？

　　美国国内的辩论以及美国盟友公开的抗议表明，布什主义将遭遇顽强的抵制。从这种抵抗中，我们可以说：9.11确实并没有改变世界。9.11改变了世界一说，只有在世界的改变是通过改变了美国这个意义上才成立。9.11以巨大灾难为代价改变了美国，美国把这场灾难作为诱因去改变世界。但是，由于世界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所以，布什主义的前景现在还很难说，只要看一看形成国际社会的空气何等稀薄，共识是何等少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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