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石 光(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 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

　　乔善波(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寿险健康保险部经济师)

　　孟德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健康保险部经理)

　　主持：原 杰

　　责编：王 玲

　　主持人原杰：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医疗救助——不容漠视的责任》，今天在我们的谈话现场请来了四位嘉宾，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和实践者，我想还是四位嘉宾自己介绍一下吧。

　　石：我叫石光，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我叫杨团，我是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的，我主要研究社会保障政策。

　　乔：我叫乔善波，是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受险金额保险部的。

　　孟：我是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健康保险部的负责人，我叫孟德华。

　　原：感谢四位嘉宾到我们的录制现场。“医疗救助”这四个字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陌生，但是我想举个例子可能听众朋友对医疗救助会有更深刻的了解。在湖南长沙，有一个叫汪敏的16岁女孩儿，去年她得了尿毒症，当医院给她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尿毒症的中期了。不到半年时间，她家就为她花掉了三万多块钱，病情并没有被控制住，而且继续在恶化。这个时候如果换一个肾，大约需要十万块钱。汪敏的父母都是工人，家里拿不出那么昂贵的换肾的治疗费用，面对疾病的折磨，也面对家庭的困境，小汪敏就跟她父母提出一个要求，说我不能看着父母再为了我的病去操劳，去辛苦了，是不是能让我安乐死？他的父母听了这个话非常非常的难过，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在花季一般的年龄就被夺去生命，所以他们开始向社会呼吁，最后许多好心人伸出热情的手给他们凑了一笔钱，使小汪敏成功的进行了换肾手术。实际这个捐助过程就是一个医疗救助的过程。应该说我觉得小汪敏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得了这种重病，由于没有钱去医治，付不起后期治疗的费用，只能等死，这向我们社会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何进行社会救助。今天我们谈话的内容主要就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杨：我听到你举出的例子我就想到底什么叫医疗救助，我们对医疗救助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点我也向石光先生请教。在我的概念里，因为我们做社会保障研究嘛，医疗救助是社会救助当中的一个部分，实际上社会救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呢？是生活水平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是社会最贫困的阶层，他连吃饭钱都没有，所以我们要给他社会救助，让他首先能够吃上饭。然后对这些人有一个医疗的问题，住房的问题，还有子女教育的问题，所以这样就引起了对于这些最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我以为您举的这个例子实际是一个大病问题，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包括一些不能医治像癌症什么的，那么这种疾病它的发生率实际上是概率式的，它不是说一般人都会发生的病，那么像概率性的大病，应该用保险机制来解决。我觉得对这类问题虽然可以号召社会慈善，大家捐一点钱来解决，但是它的机制不应该是这种机制，它和我刚才讲的医疗救助是两回事。

　　原：您的意思是说不应该把她放在救助的范围之内是吧？

　　杨：对，甚至我都不把她列为医疗救助的概念，你所举的这个例子不是医疗救助的概念，我认为是应该启动保险机制来解决，它只能解决一个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能解决怎么办？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这儿不是也有保险公司的人在吗？像这类事情，保险主要是一个概率的原则嘛，它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来解决？为什么用保险机制解决对整个社会的资源来讲它是一个最合理的配制？

　　原：今天我还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网站，它叫中国爱心慈善救助网站，很多人当他有了这种问题之后就可以给这个网站发一个信息救助，像北京有一个叫宋旭的孩子，他也是得了这种病，大概需要20万的医疗费，还有一个石家庄的叫尹乐的孩子大概需要6万块钱，我们今年初的时候做过一个节目，东北一个叫郑金英的女孩儿，她妈妈得了癌症，由于她家没有钱，最后她提出来谁要治好我妈我就嫁给谁，那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杨：你要这么讲的话，因为我在慈善总会做过很长的时间，慈善总会经常接到这样的要求，如果要是敞开接受的话，那不知道每天要有几百起这样的例子要慈善总会来救助。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要分析一下，实际上我认为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医疗社会保险还不够发达，医疗社会保险怎么来解决一般的门诊和大病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保险机制不够发达，保险机制和保险方面的政策不够发达，所以才涌出这么大量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从救助角度看，因为救助使人有同情心，你要向慈善伸手，希望慈善给你募捐，希望社会的好心人伸出手来，当然他要打动人嘛，所以他要讲救助这个概念。那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救助？比如在保险公司只能解决一定的赔付率，那么保险公司赔付率以上可能还有问题，怎么办？要启动社会捐赠的机制，社会慈善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跟我们所讲的社会政策里的医疗救助是不同的概念。

　　石：非常同意杨主任的说法，它要分层次的，一个是建立一种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险制度或者叫医疗服务体系，这样解决基本的医疗服务问题。另一个对一部分人群要实现医疗救助，我们说医疗救助要针对特定的人群，包括低收入的人群，社会上一些脆弱的人群，比如老年人，孩子或者下岗职工，农村的一些人，所以医疗救助要有特定的对象。

　　(音板：生命是宝贵的，也是非常脆弱的，在人的一生中谁也免不了得病，但是当一个人不幸得了重病、大病，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而自己又无力负担的时候怎么办？请您和我们一同关注《医疗救助——不容漠视的责任》。)

　　原：咱们国家现在的医疗救助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做到一种什么层次上了呢？

　　石：我们国家解决这个问题从计划经济时代有它的一套思路，比如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对医疗服务的收费制定价格的时候，非常低，低于它服务的成本，同时国家为了弥补医院的亏本就给医院财政方面的投入，它希望通过这种低服务使每个人都享受医疗服务。

　　杨：现在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钱交保险，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纳入保险。医疗保险是有钱的人，是有工资，有收入的人，包括未来，不管你工资收入还是什么收入，你要愿意，拿钱去买社会保险是可以的，它的范围是很明显的。

　　孟：从我们商业保险的角度，我很同意您的看法，咱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是保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保险本身也是一种互助制度，但它跟慈善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你要享受保险，你要付你应该负担的费用，不管是商业保险还是社会保险它存在的原则就是这样，比如医疗保险，在你健康的时候拿出来一小部分的资金，把这笔资金集合起来，作为保险的资金，一旦有人出现保险合同规定的，比如得了大病或者住院或者医疗费的时候，用这笔保险金来支付你这个费用。

　　原：而且还不光是别人，还包括他自己是吗？

　　孟：对，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分三个阶层的，最低的阶层就像杨主任谈到的社会救助问题，就是最底层的人几乎没有饭吃，没有工作，社会有一个救助；第二个是社会的基本保险，要覆盖大多数人群的，当然，跟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制度、管理的技术都有关系，覆盖到多少的面，但是社会医疗保险一定是要覆盖的，可能它的保障不会很高，但是它覆盖的面要求比较广泛；第三个层次就是商业医疗保险，我觉得商业医疗保险跟社会医疗保险不同的地方是它的个性化，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收入，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设计你保险的品种，另外它负担的费用可能比你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负担的要高一些，那么就要求你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参加这个商业医疗保险。如果这三个层次都能比较完善的建立，那整个社会的保障相对来说就比较完善了。

　　石：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确实需要，而且我们国家也已经明确了这样的目标，在建立城镇基本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同时，它的原则是低水平，广覆盖，然后要对一些人群建立一个补充医疗保险，而且工会要建立一个互助医疗保险，如果收入水平达到一种程度，还可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可能从它的赔付额来说商业医疗保险有它的优势，它可以在我们基本医疗保险的封顶线以上。

　　孟：可以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

　　石：起步线你也可以保？

　　孟：对。

　　石：可以涉及不同的产品。

　　杨：我是觉得医疗保险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最近准备做的一件事就是医疗救助的基金，这个就完全符合医疗救助的概念，它救助的是最贫困的阶层。

　　原：对，而且它是每年从基金里拨出五百万块钱来救助城镇当中一万名没有能力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的社会上的特困人群，平均每个人是五百块钱。

　　杨：对，这就是很明确的，在政策界线上非常清楚的，它是属于医疗救助，另外我知道上海还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建立一个专门治大病的基金，那么大病基金实际上就是为汪敏这样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给她一定的支持，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大病基金也不可能包圆，她花20万，这个大病基金就全完了，所以它只能给予一定帮助。那么像遇到这样的个人或者家庭巨大灾难的时候，实际上启动的是方方面面的机制，我就认为像这种事情其实是医疗保险公司去做，会比慈善机构或者民政机构，或者社保机构更有优势。

　　原：如果真存在孟小姐谈到的这三个层次的话，我觉得上海的做法可能更好。为什么呢？这五百块钱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讲可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他确实可以拿这五百块钱买一套保险，买了保险以后恐怕这种价值就不是五百块钱的价值，如果他要得了这种病他很有可能获得的赔付是上千元，可能上万吗？

　　孟：有可能。

　　杨：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保不保他的基本医疗？因为他什么都没有，这些贫困的阶层，五百块钱要靠你们帮他设计好的产品。

　　乔：现在是这样的，从商业保险的定位来说它是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但是这个补充并不是说在一个档次上加高一个档次，不是那种绝对意义的补充，它在一些情况下，特别在社会保险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范围上、人群上没有覆盖到的时候，商业保险基本起的是一个基本社会保险的作用。像有些地方的社会医疗保险，从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家在大力的推行社会医疗保险，那么到今年年底大概是三百个城市，达到了八千万人口，从这个范围来说实际是对城市人口，现在大概有五亿人口。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城市人口，包括农村人口，在有限的两三年内还不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险，对这一部分人来说商业保险就不仅仅是一个补充的作用了，是一种保障。

　　杨：对，我记得大概在多少年前，我在国家体改委，我到广东去，顺德就开始做了人寿保险附加医疗保险，那时候的医疗保险缴费非常低，但全部是基本医疗，当时的基本医疗保障是挺高的。

　　石：但是以商业保险为基础的医疗保障体制有比较大的问题，美国就是一个典型，因为保险公司一般都是盈利性的，它也要赚钱，所以保险公司容易出现逆向选择。

　　杨：我在这点上不赞成你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保险公司怎么去做政策上是可以考虑的，我认为中国如果想把医疗的问题解决，要好好应用保险机制，注意我这里不是讲的保险公司，而是利用保险机制。用在谁身上呢？用在保险公司身上，如果把医疗保险公司专门辟出来的话，医疗保险公司甚至可以是一个非盈利机构，因为医疗保险真正设计好了的话，特别是你又要保基本，还要保大病，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国际上很多保险公司就因为亏本，这个可以做成不盈利的，这就靠国家政策了。

　　原：今天我们这儿坐的两位都是平安保险公司寿险健康保险部的同志，我想对杨女士谈的，你们觉得做得到吗？

　　乔：现在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做这个市场是有一定难度的，目前我们国家商业医疗保险市场氛围还没有形成，就拿刚才这个小女孩儿的例子，可能有个概念，孩子生病了，出现这么大的事情，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买保险，而是救助，其实他这样就把保险的社会功能忽视了。可能有到国外工作经历的人，或者去国外留学的人都知道，首先考虑的就是要给自己买份保险，买份医疗保险，因为他不敢不买医疗保险，从我们国家，特别是一些农村，他还没有这种意识，其实意识的开发是很重要的。

　　原：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有保险这个东西呢。

　　乔：对。

　　原：我们的编辑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事情，当她带着家人去看病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从外地来的病人，说你们看病花这么多钱，家里又没钱，你们怎么办？为什么不想到买个保险什么的？他们说看病还能买保险吗？他根本不知道事先买一个保险是为了自己今后得病用的。

　　乔：对，没那个概念。

　　孟：刚才杨主任谈的那一点，保险公司来经营医疗保险，非盈利性的或者低盈利性的，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建立在全民保险意识基础上，大家都来参加保险，这个医疗保险一定是要有规模的，如果规模越小成本越高。

　　杨：全民意识怎么建立，这个也要靠政策，比如现在在社会保险中为什么一定要把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分开，我说这是不对的，她刚才讲的概念很对，保险是一种机制，不管是这个还是那个，不管是政府还是公司用，都应该是一种机制。我说重要的是用好这种机制，然后建立适当的组织，用这种方式去推动，让老百姓能多得到点儿实利。

　　(音板：随着我国医疗保险机制改革的推进，许多省市都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医疗救助基金，商业保险公司也纷纷推出各种医疗保险办法和险种，那么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呢？请您和我们一同思考《医疗救助——不容漠视的责任》。)

　　原：刚才我一直注意到您提到大病这一块儿一直强调保险的作用，那么咱们提到的医疗救助这一块儿呢？应该是由政府来把它做好呢？还是应该由慈善机构或者民间组织去完善它？

　　石：刚才我们谈到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机制，向老百姓提供费用比较低廉的服务，在74年和78年，中央财政专门拿出钱来，消减医院的欠费，欠费是谁欠的？也是老百姓欠的费，所以当时中央财政有一些节余，专门拿出钱来建立了解决群众的欠费基金。

　　原：也就是报纸上报道的无主病人是吧？

　　石：对，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原来有机制，并不是说没有，只不过它的指向性比较差，不是针对特别的人群，你想，可能我有病才去医院看，我没有钱根本不去医院看病，卫生部有一个调查，叫第二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这个调查说农村不看病的病人当中大概有1/3以上是因为没钱才不去看病，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过去那种机制，它救助机制针对性不强，所以我们现在建立能有针对性的。

　　原：这个问题说得比较含糊，我想知道怎么能让这些人，知道自己有病，但是由于经济原因不去医院看病的人，不再因为他自身的经济条件也能走进医院。

　　石：刚才已经强调了，要靠社会的医疗保险。

　　杨：不是，社会的医疗保险他交不起钱，所以实际上对这些根本就交不起钱的最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问题怎么解决，应该采取社会合作的机制。怎么解决钱的问题？一是政府，社会救助的问题在政府，老百姓最困难的问题，没饭吃，没衣穿的问题要政府解决，那么疾病的问题，救助的问题第一责任者是政府；第二个是社会，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来帮助陷入底层的最贫困的人，大家都应该伸手来帮助他，那么大家伸手来帮助他通过什么机制呢？通过慈善机构的机制，通过基金会的机制，通过社会非盈利组织的机制。

　　原：刚才您说的时候我看石光几次想插话，您有什么看法？

　　石：刚才您强调的政府责任我觉得很对，但是政府责任怎么体现这也是很困难的事儿，现在一些县级的财政可能职工发工资都很困难，你说怎么办？可能要通过中央转移财政来解决，所以原则都很好说，强调政府责任，操作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杨：我还想说眼前的医疗救助问题的操作，比如医疗救助基金可以政府投一个种子基金，然后靠社会的募捐，不是在这里说政府的责任第一，政府的出资就第一，这是两个概念，但是政府的责任是你要策划，你要关注，你要看问题解决了没解决，没解决你要想办法解决，这是你的责任。

　　原：就是所谓的宏观管理。

　　杨：实际刚才石光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宏观概算的问题，这也是很复杂的问题，现在我们做医疗保障研究也是希望在这些复杂的问题当中能够首先理清思路，眼前问题是要解决，未来，长远，中国现在的医疗保障体制我觉得还是一个任重道远，长期的工作，不是说现在就已经找准方向了。

　　原：我听您说了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这些方方面面的工作当中好像保险这一块儿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乔：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说，包括现在大家谈到的很多保险，其实从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来说它的定位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商业保险也不忌讳盈利，商业肯定是要盈利，但是盈利的并不一定是高价钱。

　　原：平安保险公司，包括太保，什么人保，现在做的很多医疗保险是不是都是商业性的？

　　乔：对，包括国内的一些寿险公司不同程度的都有医疗险种在出台，而且更多的长期性的险种也在出台，包括我们最近出了长期性险种，这些险种，它对解决我们社会保障方面，将来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对我们医疗救助来说，保险公司一方面，但是我觉得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和药店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医疗费用的上升，很多不合理的成分，有些是制度造成的，有些是机制造成的，有些人为的原因。

　　(音板：没有人不热爱生活，没有人不尊重生命，当他人健康受到疾病威胁的时候，我们该通过怎样的渠道伸出热情援助之手呢？请您和我们一同关注《医疗救助——不容漠视的责任》。)

　　原：我还想把这话题拉回来，拉回到咱们刚开始谈到的类似于像汪敏这样的事例。很有可能在现阶段还没有人能够彻底解决社会上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毕竟是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的，甚至很有可能天天在发生着的，那么我想问在坐的这几位嘉宾，像这样的人，咱们有没有一种方法，或者能不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使这样的人到了这种情况下也能得到救助呢？从我本人来讲，尽管我看了中国爱心慈善救助网站上发的这些消息，我很同情这些病人，但是从我本人来讲，我真不希望把这些钱直接捐给这些个人，我更希望把我的钱捐给慈善组织，或者政府机构，来作为这些人一旦得病以后，给他们提供救助的这笔钱，因为很有可能，说句不好听的话，每个危重病人下面都有一个他们的联系方式，很可能还是外地的，还是几千里以外的，我怎么知道他真正得了这种病？

　　杨：对，包括像杨晓霞，她就是得怪病的女孩儿，当时大家捐了80多万，实际上她用了40多万，那么除了你知道不知道她得了这种怪病之外，还有一个，剩余的钱怎么办？最后是把这笔钱放在宋庆龄基金里了。

　　原：正因为社会上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出现，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这些人去考虑考虑，应该做一种什么样的事情来使这些人的生命也得到保护，我想这个话题实际是我们讨论之前最初的初衷。

　　石：那我们就像希望工程救助失学儿童一样，建立一个爱心工程，或其它什么工程，统一管理这些东西。

　　原：杨团女士，您认为呢？

　　杨：我认为就是成立基金，但是成立基金不能搞一个，比如宋庆龄基金，后来那四十多万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大家知道了就都去找它，不够啊，它那儿才多少钱？所以实际上这种基金，第一是不能只搞一个，应该多搞一点，而且最好是分地区，那么各地区的慈善机构可以做，各地区也可以自己成立，就叫做医疗大病基金这样的非盈利机构，就是专门成立基金的非盈利机构。

　　原：我知道这种基金往往利用利息来进行支付的是吧？

　　杨：是。

　　原：实际这个基金比如说只有四十万，可能远远不够，这个基金的数目恐怕还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不断的积累，滚大，这样救助的人相对来讲就越来越多了。在操作这方面，您有没有好的意见？

　　杨：我觉得做这种基金是可以的，比如一个慈善机构建立一个医疗基金，但是要有范围，不要搞得没范围，比如我在北京地区或者上海地区要建立一个基金，那么这个慈善机构应该让北京的老百姓知晓，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基金，而且是保护社会最困难的人群，或者说是为了保护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风险，在遇到重大风险，像小孩子遇到风险的时候能够给他一定的支持，那么发出这种号召以后，最好是号召老百姓每个人就捐一块钱，不要捐太多，要靠很多人去参与。

　　原：香港特别行政区有这种说法，比如等到休息日的时候，有些志愿者上街，让你捐出一块钱或者让你捐出一天的工资。

　　杨：那是一日捐。一日捐是讲一年就捐出你一天的工资，那不多嘛，这种募捐活动一定不能搞乱了，不能人人都去做，要有组织的去做，要有批准的去做，这才行。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感到这是很郑重的一件事，它是得到政府支持并且通过非盈利机构——

　　原：而且老百姓对它的知晓度也特别高，就是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需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单位，不至于说我得了这种病我找一家报纸，我得了病我找一家广播电台或者说我去贴一个什么告示。

　　杨：另外还有一个办法，除了慈善机构用一日捐的方式，还有很小额的，就是每个人一块钱、两块钱这样的捐赠建立这样的基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彩票，一个是在现有的彩票里开辟活动，比如现在的北京风采，现在的中国福利彩券，那么这个彩券，我这次做的活动，从五月一号到六月一号，我就是要为这个基金做，大家可以来买这个彩票，你买这个彩票自己又有中奖机会，同时你又可以给这个基金做积累，那么这个彩票去掉所有成本，剩余部分全部都用于这个基金。

　　原：不知道现在卖的彩票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杨：没有，现在做的彩票是没有指向的，它把这些成本去掉以后，这个钱就由民政部或者福利机构去支配，它是怎么花的老百姓也不知道，那么我的意思就是把慈善的社会募捐的机制加入到彩票现在很行政化的机制里去，就是说让彩票的买卖变成一种募捐机制，它可以把彩票切段，我这一段儿干这个事，下一段儿就干那个事，比如我每年就来一个为大病基金募捐，或者救助基金募捐的这么一个月，有的人可以想，我别的月的彩票都不买，我就买这个月的彩票，因为这个月的彩票它目标明确，它给老百姓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扶助手段，而且这个月的彩票买完了一定要在报纸上公布，就是从五月一号到六月一号我提前做宣传，然后到六月一号告诉大家这个彩票卖出多少钱，去掉多少多少成本，最后除下多少钱进入基金了，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基金怎么用的。

　　原：我想这个基金会第二天门口就会排起很长的队，大伙儿都在等着这笔资金。

　　石：这确实是一种办法，好多人对现在只发行体彩和福彩已经提出质疑了，说为什么不可以发行卫生彩，为什么不可以发行教育彩，如果像杨女士说的分段儿就解决了，按照政府确定的优先秩序分项目。

　　杨：分项目以后的每一段，教育成立教育基金，医疗成立医疗基金，各个都有自己的基金，而基金的操作一定不要政府的，应该由非盈利机构来操作，透明度一定要高。

　　原：我听着感觉杨团女士您自己想做。

　　杨：咱们各地有那么多的风采呀什么的，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自己的风采彩票，如果用这种方式起码全国各地就可以成立很多的医疗救助基金，这个基金必须要有一定规模，得有一些基金才行，光靠几个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石：我补充一点，对享受人确实应该有一个鉴别机制，比方美国的医疗救助，它就有一个生计检查，也是一个资格的审查，你的收入是不是低于保障线了。

　　乔：就像我们核保一样。

　　石：对，您说那么多电话号码我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可能有人借机要行骗，或者也有可能搭便车。

　　杨：它是搞慈善机构，这点钱本来就不容易，它一定会按照这个方式好好审查。审查资助人的资格，慈善机构比较困难，就像刚才乔先生讲的，最困难的还不是找这些人审查他的资格，最困难的是医院，医院怎么使用这笔钱？现在医院行为的监督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说对医疗救助基金，特别声明是众多老百姓捐赠的，包括彩票，他也带着捐赠的理念去买的，所以医疗救助基金的使用就要授权慈善机构。

　　原：也就是说这笔钱跟纳税人的钱是同等重要的。

　　杨：对，要监督，医疗救助这笔钱的使用要向老百姓宣布，我给这个孩子做了一个手术，花了多少钱，哪个医院做的，那么报纸一公布，它要是做得太高的话，老百姓都说，你看这个成问题了。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启动社会的监督机制。

　　原：我觉得这还真是可以防止一些乱收费现象，尤其是对贫困群体。

　　石：事实上现在医院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我知道的一些医院就设立了扶贫病房，你的药费或者治疗费可以按一定比例减免。

　　原：我觉得老百姓要求得不是特别高，他并不是说要你医院的一例手术在报纸上看到，你就贴在大门口就可以，是吧？心里清楚就可以。说到这一块儿，我觉得杨女士兴致是非常高的，乔先生和孟女士是做保险的，那么在保险这一块儿，能为这样的人群做些什么？

　　乔：刚才谈到的彩票、社会募捐、个人捐赠等形式，其实更重要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过程，这个基金有效使用的过程，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保险公司，特别是商业性的健康保险公司，它可以有一套系统，因为它做这个比较专业嘛，它有一套管理的这笔资金。在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机构，医院包括政府在管理方面可能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原：比如美国的“穷人保”，咱们国家有这样的保险项目吗？或者说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很有可能要做做这方面的事情？

　　乔：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

　　杨：实际上我们这一块儿没制度，上海现在做了，你知道上海每一个穷人给500块钱，你们就可以设计这样的方案，然后跟他们取得联系。

　　原：而且还让这500块钱升值了呢。

　　杨：我还想到什么呢？刚才讲到我们通过彩票的机制来做医疗救助基金，那么这个医疗救助基金它可以由慈善总会管，或者成立这么一个机构做，但是这个机构紧接着就要委托保险公司，实际上就把保险机制放进来了，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的运作来设制。

　　原：孟女士就在北京，应该说是近水楼台，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孟：其实是这样，我们北京市4月1号刚刚出台了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它现在又加了一个大额互助的保险基金，据我所知当时我们政府机关就曾经考虑过这块儿资金的运作问题，是不是要跟保险公司来合作，就是说委托一家或几家保险公司一起来管理这笔资金，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案，但是我们觉得将来如果真正要良好的运用这笔资金，使这笔资金达到它的初衷的话，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技术问题包括一些电脑系统，很多方面的支持吧，我觉得作为保险公司来讲应该说一些现成的东西都可以提供，跟政府机关一起把我们社会的保障制度建立得比较完善。

　　孟：其实它承担的是一个管理人的作用。

　　杨：对。

　　石：第三人管理的这种情况。

　　原：非常感谢今天的四位嘉宾能够畅所欲言，让我们的听众能够在我们国家医疗救助体系这方面展开自己的想像，另外了解了很多很多知识。我想听了你们的介绍以后很多听众会对自己的将来有一个大概的设计，同时我也想咱们国家实际上有很多很多工作需要不断的完善，不断去做的，但是作为每个公民有一点是应该能够把持的，就是当我们一旦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当自己的亲人有这种病，或者知道了别人有这种危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尽自己的所能，伸出我们的手来帮他们一把，好，谢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