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杨德华(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北 野(文明学学者)

　　主持：原 杰

　　责编：王 玲

　　主持人原杰：听众朋友，今年年初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就是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体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通过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在全体人民中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午间一小时》节目将推出系列广播谈话节目《叩问心灵》，今天播出《叩问心灵》第一集《勿以善小而不为》。

　　(音板)

　　主持人原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我是主持人原杰，刚刚过去的冬天，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似乎是比往年要冷得多，新疆、内蒙今年还都发生了严重的雪灾，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北京也是一样，今年下了好几场雪，风沙也特别大，但是我觉得天气的寒冷并不可怕，因为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克服大自然带给人类的灾难，可怕的是人类的冷漠，人心的麻木。

　　元月十五号北京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一位老人在北京的花鸟市场忽然病倒了，当时周围围了许多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帮助他，两个多小时后老人去世了。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件事以后都会感到非常的气愤，都会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这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的话题《勿以善小而不为》就围绕这件事情展开。

　　为了展开这个话题我们特地请来两位嘉宾，一位是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杨德华。杨主任您好。还有一位是文明学学者北野，北野先生您好！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文明学是不是都会感到比较陌生，北野先生您是不是能简单的谈谈您的领域？

　　北：简单的说文明学是一种综合的方法来研究文明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文明是怎么形成的，文明的主要概念是什么。

　　原：它算是一门新的学科吧？

　　北：对，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原：我想今天把您请来是因为您所研究的领域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应该说有很多很多的关系。

　　原：据一些相关报道，我们知道死去的老人梁儒祥是一位退休职工，实际上平常他的身体是非常的好，还爱打太极拳，舞剑什么的，两年前虽然得过脑血栓，已经基本治痊了，在单位组织的每年一次的体检当中，他的心肺功能都是正常的。至于他事发当天到底死于什么病亲属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发病到死亡前后三个多小时，梁老汉没有被送进医院抢救过，亲属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太平间。

　　这件事情互联网上也有，各大报纸也都登载了，很多网民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记得有几个网民都在谈论北京人的冷漠问题，好像说北京人怎么那么冷漠啊，把这件事又联系到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都觉得北京人非常不可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不光是北京人的问题，外地人的问题，且不说当时围观的人是不是都是北京人，可能还有一些外地人。

　　杨：可能外地人占的比重还要重些。

　　原：北京的网民也在反驳这种观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在什么地方的人，而是对待这个事情上有个什么态度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想应该引起听众朋友注意的就是在这里面提到的“冷漠”两个字，我想问问在座的二位，杨主任还有北野先生，为什么会出现冷漠的现象？

　　杨：我觉得是这样，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像您刚才谈到的在一个自由市场老人病了甚至最后死了没人管，我认为作为现代社会来讲，这不能说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包括在我们身边发生一些你有困难别人主动帮助你，别人有困难你主动去帮助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问题，不是说像您刚才谈到的是北京人的冷漠还是上海人的冷漠还是广州人的冷漠，不能这样看问题。

　　我突然想到我的一个亲身经历，那大概是66年7、8月份的时候，正好是北京街头在破四旧最疯狂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有一个老太太，当时已经是60多岁了，她在街头被批斗完了以后，包括当时有些年轻的红卫兵把老太太打倒了以后，然后把老太太往家里拖的时候就是让老太太穿着那时候唱戏的戏服，然后人放在地上直接从街头就给拖回家了，最后老太太死了，这一幕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非常深刻的，当时作为我来讲，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儿，当时肯定有很多人比我年长，他们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到现在我始终得不出一个结论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老先生突然在街上发病，然后周围人驻足观望而没有一个人付诸行动，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确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社会的一员，应该是正视这种事情的时候了。

　　原：北野先生，我看您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文明论》，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本质和原理的一本书，刚才杨主任谈的实际还不算久远，才过了二、三十年。那么您是研究古代文明的，您觉得是不是有这么一种联系，刚才杨主任提到我说的这件事情和他二十多年前看到的那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北：我想我们应该直面这个社会存在的所谓冷漠的问题，因为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例子，比如说这种见死不救，甚至我可以举一件我身边真实的事情，有天晚上12点的时候，我们家漏水了，我去敲邻居的门，他在四层，我敲的时候声音非常大，但是没有人开门，而且没有任何邻居打开门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跟您说死人没人管的事情是有关联的，它确实是说明这个社会人们不管别人的事情只管自己的事情，当时我想如果是抢劫犯的话，真是明目张胆就去抢。所以我想这些事情不像我们简单的抱怨和议论的本身，可能不是那么简单，换句话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个思想方法，因为我们每看到发生一个悲剧的时候，我们简单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帮助他了，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实际上这种想法等于是让我们的思维撞在墙上了，因为事实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我们要反过来问，人们为什么会冷淡？因为这个冷淡或者说中国人的坎坷从鲁迅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中国几千年来叫“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它说明了一个很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从文明学角度讲，一个公民社会和一个家族社会它本质的区别，比如说什么叫公民社会，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一个朋友在法国，开车的时候突然出事了，车翻在高速路外面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翻车了，你可想而知他的心情，他说那天还下着雨，所有从这儿经过的车都会停下来问怎么了，你需要不需要帮助，当时就来了一个农民，就跟他们说你们都走吧，这件事我负责，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当时是什么心情，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想干什么啊，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农民就住附近，就一公里远，他说你等着，我把拖拉机开来，他把拖拉机开来给他拖上来了，说你先开一公里，我陪着你走一公里，如果你确实没事你就走你的，他们走了一公里以后他确实没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可以想像那种感激的心情，咱俩交个朋友吧，我给你点钱吧，你留个地址吧，我哪天来拜访你，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

　　原：中国人还讲究“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北：对呀，他说我没法说出我感激的心情，当时我老婆怀着孕，他说这样吧，我请你喝杯咖啡行吧？你猜这个法国农民说什么？他说你什么都不用谢我，你记住，你对我最好的感谢就是一旦有一天你碰到别人也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去帮助别人，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就是一个公民社会，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责任和意识。

　　(音板：我会忘了随手关上水笼头吗？我会随处乱扔垃圾吗？如果有人遇到危险我会袖手旁观吗？如果有人遇到困难我会解囊相助吗？请您继续收听系列广播谈话《叩问心灵》。)

　　北：那我们再说现在的情况，比如说冷漠，就是说老人死了没人管，从人的正义感来说我们确实是应该谴责这件事，这件事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能赞美这件事，不可能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件事和怎么认识造成这件事的一个深在的根本的原因，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种建设性的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想想他们所谓的冷漠可能是他们在思考或者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原：您这是想从分析问题入手，不要简单的给它下个定论，这些人就怎么样，对他们也加个“也许”。

　　白：对，这就是科学的态度啊，你不能假设别人是你想的这样，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假设人们的冷漠可能恰恰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比如他在思考，那么这种进步当然我们是打引号的，也就是当一个公民，因为我们是一个家族的社会，我们有这个传统，比如你们家出事了，或者你哥们儿出事了你肯定会管，但为什么一个陌生人出事你就不管呢？这就跟我们家族社会的传统有关系，对吧？因为你不认识那个人，你为什么要帮他呢？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区别，你帮助一个人不是因为你认识他或者不认识他，也不是你要求得回报，而是作为你一个公民的义务，这点恰恰是我们缺乏这种教育，我想这个冷漠可能是几千年至少是鲁迅那个时期就存在的一个问题。

　　原：我想杨先生您能同意北野先生的看法吗？

　　杨：我只能说部分同意，但是我觉得——

　　原：您刚才说他们可能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但是从我们小学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开始说要互相帮助，要助人为乐，这种教育也是不断的在向人们传输呀，我们向来也是以我们国家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以这种形象来向外宣传自己，来展示自己的呀。

　　北：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有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经常宣传英雄人物，比如救死扶伤，为救别人献出生命，这对普通人来说这不是积极教育，因为你每次救别人想帮助别人，你想天哪，我得付出自己的生命，把大部分人都吓死了；第二个教育是我们教育的面太大，比如说学雷锋做共产主义战士，为共产主义理想，关心同志，这种东西是很好，但是你忘了一个人应该从很小很小的事做起，比如他怎么样不吐痰，他怎么样拉屎把屎冲掉，别让别人恶心，你如果这么一点一点的教育，一个人慢慢地会成为一个好的公民，比如我是一个开车的人，我遵守交通规则，我不是为了警察遵守交通规则，我也不是为了怕罚款，而应该是一种自律性的，我遵守交通规则是为了自己，如果这种教育是从人的自我教育开始的话，这个人就能培养成一个公民。我们再说冷漠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的，假如公民受到的教育是如果你不能帮助别人，你怕死没关系，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的义务是什么呢？你的义务是请你打一个电话，你报告有关方面，有关方面不来，冷漠，我们可以去批评他，但是你连电话都不去打，这就不对了，这就是教育的一个彻底的失败。包括我们说鲁迅先生写的小说阿Q，我们总去批评别人，说你这是阿Q精神，但是我们从来就忘了反问一句鲁迅先生，你批评那个阿Q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挨了打，他只能说就算是我儿子打的，没错，但是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他不去报警呢？是不是说明他不能去呢？是不是说明这个社会有其它问题呢？所以我刚才说冷漠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在里面，而这是我们必须要直面的，只有我们直面这些原因，我们才可能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中包括教育和思维方式的一种转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从一次一次的悲剧中，不是简简单单的失望，愤怒，责骂，而是通过一次次的悲剧中开始吸取教训，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音板：我们的生活平常却温暖，因为在我们周围总有细微的关切，无论我们是得到者还是给予者，请珍视我们内心的善，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广播谈话《叩问心灵》。)

　　杨：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确实作为我们社会，作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一个出发点来讲，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会想到，比如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要出手援救的话，也可能麻烦找到我自己头上来，那么我现在就在想，如果这个麻烦找到我自己头上，就是因为怕找这个麻烦就作为自己不出援手的理由，那么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听众应该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说可以有很多理由，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好的后果，甚至是可怕的后果，甚至连自己生命都要牺牲的后果，那是不是这件事就不做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因为做为一个人他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基于很多的因素，也可能有人，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这样，可能同一件事，可能你处理问题和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为什么？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差异。

　　北：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可以不去做什么，但是你有责任去报告，这是必须的。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知道在中国外交官使馆的车可能随便停在一个地方没有人管，我一个朋友他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在美国，他就停在一个街上，那个街可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街道，他不应该停在那儿，邻居帮着打了一个电话，警察马上就来了，给你一张罚单。

　　杨：对，现在可能是有的人觉得报告，作为个人来讲都是多余的。

　　北：这就是教育问题了。

　　原：我在琢磨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也有个困惑，你说国民素质低吗？到大难之时有了雪灾，有了洪灾之时捐献的人非常非常多，有的人每月工资，就是自己还在下岗，但是他同样也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帮助那些受了灾的人，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个社会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那么反过来，在正常的日子有的事情就是举手之劳的，比如在马上看见一个破烂的碎纸呀，或者烟盒烟头之类的东西，离垃圾堆很近，你能不能顺手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箱里？当单位的水笼头没有关紧的时候，你是不是听到水声以后你能过去把它拧一下？这些都是举手之劳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可以拿出自己的很多积蓄来捐助灾民，这种事情他不做，这是一个很怪的现象，所以在这个节目之前我跟你谈到古人说的一句话“不要因恶小而为之，也不要因善小而不为”，这是咱们古人处理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贯彻到今天，让我们每个人好好地思索一下？

　　北：我觉得您刚才讲到的是我们古人的思想，这就是所谓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道德，我们另外还想到一个例子，比如康德曾经提出一个所谓道德率的问题，在康德的一生当中，他活了80岁吧，他在那个小城里每天按时出来散步或者按时的工作，当地小城居民都可以把他的作息时间作为时间的标准。我现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作为我们每个人，我们有没有一个道德自律的问题，所以你不要去埋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什么人做了什么什么坏事，或者还有什么事情对自己来讲还不尽人意，就可以作为自己不去做好事，甚至做恶的一种借口，我觉得我们社会要警惕的恰恰是这种现象。

　　杨：圣经里关于帮助人的问题，它说上帝说狗和罪犯，如果你喂他，你帮助他，他也知道报答你。

　　原：这不用圣经里写。

　　北：谁都知道，但是上帝说的，他说人不是狗，也不是罪犯，所以人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就是人帮人的时候是决不要图回报，他是这样教育人的。

　　北：我觉得刚才杨先生谈的自律这个问题，我深有同感，恐怕很多时候人们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个中国人到了国外的时候，他过马路都要看看车，都要走走人行横道线，看到绿灯他才走，看到红灯他就停，但是回到国内就变了，横穿马路，骑着自行车非要往机动车道上去，对吧？有的人开机动车还要开霸王车，是不是有这么一种自律问题，您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的。

　　北：人格有两种模式，一种我们叫自律性文化，一种叫他律性文化，所谓自律性是说你按照自己的判断标准来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就是你觉得对就是对，你觉得错就是错，那么他的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为什么西方说人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而且康德也有这么一句话，是父母和执政官把孩子给害了，因为执政官总是想把孩子教育成统治的工具，父母总希望孩子成为他们希望的那样，两者都忘了这孩子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这就是很根深蒂固的自律性问题。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大部分是属于他律性的，所谓他律性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说你的价值取向和对错标准是以别人，以邻居对你的看法来决定的，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很小，三四岁，小孩儿出门，妈妈让你穿衣服，妈妈一般不会这么说，你看，天气这么冷，你是不是应该穿衣服呢？如果你不穿衣服你会感冒，中国父母不会这么说，中国父母会说什么呢？会说你赶快穿上吧，你瞧瞧人家小红，人家小翠都穿上衣服了，怎么就你不穿呢？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呢？你看从小的教育就是通过别人来要求你应该和别人一样，这种教育在古代应该说有好处，这样容易培养人的集体精神，容易培养人的服从和合作，所以中国人比较容易过一种群体的生活，中国人不错，但是中国人一旦独立出去，他往往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个自律和他律问题。总的来说，这就是属于东方和西方在文化上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教育上应该很注意。

　　原：怎么说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是“勿以善小而不为”，那么刚才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他们提到了有关教育和自律的问题，我觉得只有把这两个事情结合起来，人们的道德水准才能一步一步的提高起来，从道德自律这个问题来讲，恐怕很多时候是你关起家门的事情，当你关上门之后你会做些什么。

　　北：对，歌德说过一句话，他说真正的道德是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你怎么做，这才是道德。

　　原：对。

　　(音板)

　　原：今天咱们谈论的是一个公德话题，社会公德大伙儿都知道是社会的公共道德，那么这种公共道德所包含的内涵到底应该有多大，有多宽，您能给界定一下吗？

　　杨：我理解除了法律包括不了的东西都应该放在公德这个范畴里。

　　北：对，所谓公德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叫公共道德，或者我们叫公民应有的道德，那么道德所指的意思主要是说人们在共同生活的过程当中他们必须遵守的一个规范和一个准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比如你不能在大街上大小便，你应该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大小便，因为这是你必须要遵守的行为准则，所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应该遵守很多的准则，那么这些准则应该在小学就受到教育，比如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我们还是谈这个道德的问题，实际上道德从功能这个角度来讲，它有一个调节人行为的一种作用，比如我们可以发现，以前我们看见小偷大家都去打，现在我发现有小偷的时候大家都不去做，我们可以发现人的行为受某一种东西的影响，事实就可以说明行为是受一种东西调节，假如我们想了解为什么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的价值取向在发生变化，人的教育又跟不上，也就是说我们把人教育成为人，那么这个社会不管怎么变化，他是不是还是一个人呢？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教育或者我们说跟不上这么一个教育，所以社会在变化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愤填膺的打小偷，现在谁都不去管了。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在价值取向上发现随着社会的转变，人的法律意识和对自身利益认识程度的加深，人们的行为也在发生变化，这更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更应该从人的角度去关注怎么去教育这个人，也就是说让这个人成为一个人，他在任何变化中，任何社会条件下他都应该不失为他作为人应有的道德，这才是我们所谓的公德。

　　原：在这之前您谈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觉得您好像在为这些人做一种辩护，您说了这些以后，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北：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思想方法上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在我们谈论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客观的看这件事情，而不是要有一种我们赞同或者反对的态度，这样我们就容易客观和公正的看到这件事情本身反映出来的东西，而不会被情绪所迷惑。

　　原：教育问题好像应该具有社会性了，应该由社会各方面都来做的。

　　杨：我觉得教育问题比如江主席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最近就提出来以德治国，尽管我觉得非常遗憾，就是说在理论各方面没有一个积极的反映，到底什么是以德治国，我们到今天缺什么样的德，这些没有根据，所以使好的提法做得比较空洞，但实际上这个提法，像冷漠等等都可以归到这个问题上，社会的一些问题，都跟德的下降或者您说的缺乏自律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切入点还是我们应该把它做得更实一些而不是做一些空谈。

　　原：您刚才一直提到教育问题，做为一个文明学者，您是不是能够具体谈谈教育应该从何入手？

　　北：我觉得教育涉及很多很多方面，不是我们在这儿一两句能说清的，但是简单的说，比如从记者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改变一种思想方法，比如一个记者，看到社会不公的现象，或者看到社会冷漠的现象的时候，你作为报道这件事情，你不应该仅仅简简单单停在一般的愤怒这个层面上，这是不够的，你至少应该提供一种思想的方法，比如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所谓社会现象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表象，所谓表象就是说它实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像电影的一个画面一样，因此你仅仅给别人去报道这件事情，或者仅仅去表现这个表像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人情绪上的波动，比如愤怒，冷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它起不到一个教育读者或者帮忙读者思考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从记者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尽可能的能够告诉观众或者读者，通过这个事情你能看到一个什么现象。

　　原：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北：所以这也给记者提出一个所谓的再教育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受的教育和思想方法决定了你就这样看这件事情，比如你看见一个人倒在那儿没人管你就很生气，你跟所有人都一样很生气，这是不够的，你本身就应该想想造成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话可能慢慢地就会影响更多的人去思考。

　　原：我觉得这个可以归到社会教育的一个方面。

　　北：我觉得所有的社会教育工作者，包括老师，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真的都应该反思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有问题，其实很多年前邓小平先生已经说过这个问题，说我们的教育有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去跟进他为什么这么说和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有问题，这就是方法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或者说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思想习惯，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去追问“为什么”，并寻找答案，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我们能够提出一个教育方法，那好，我说可以让所有的人提出为什么并寻找答案，用你自己的脑筋，这就是教育。

　　原：刚才咱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您引用了很多名人的话，在我的眼前也有这么一段话，是俄国著名作家诗人契诃夫说过的，他说冷漠无情，就是灵魂的瘫痪，就是过早的死亡，那么在每个人的内心我想都不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种冷漠的环境，但是社会又是由每个人组成的，要想转变社会风气，我想还得说十几年前说过的那句老话，从我做起，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自律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才会像春天这样，逐渐的变暖，我们每个人的人际关系才会更和谐，当他人遇到危难的时候，我想不论是你是我是他，都应该伸出自己热情的双手，让爱心撒满人间。

　　北：我还想说一句，虽然我不是名人，就是说冷漠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每个人要面临灾难之前的危险信号，所以我们不要把冷漠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小事，不是说简简单单从我做起就可以，而是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并且拿出一个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直面问题，这样以避免真正有一天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地变得麻木不仁了。

　　原：在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杨主任是不是也再说两句总结的话？

　　杨：我说不出深奥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社会的每一位成员，确实是，不但要想到自己，你还要想到其他人的利益，因为只有你想到其他人的利益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有可能把你自己的利益保护好。

　　原：好，感谢二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原杰代表责任编辑王玲，录音师祁桂春，陆毅，黄颖，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请继续收听系列谈话《叩问心灵》的第二辑《爱护110，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另外您听了这个节目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故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010——6609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