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防治国际论坛”于2003年12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就SARS危机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广泛研讨，旨在总结SARS防治的经验与教训，增进国际间SARS防治合作与交流，推动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以下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曾光演讲的实录：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早晨好！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从SARS危机中做一个交流。我这个交流的题目是，从SARS危机到艾滋病危机。

　　我主要想谈两个问题，第一是对SARS危机的反思，第二个问题，要跟大家说HIV/AIDS是更大的危机。

　　首先谈SARS危机的反思。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危机，中文和英文的概念是一样的，危机是两句话，第一是危险的时刻到来了，这是危字，机是机遇也来了，大家回想整个SARS危机的发生和化解的过程，是不是验证了危机和机遇并存的概念。非常重要的是这个SARS危机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SARS危机产生的原因，我们是不是搞明白了。同时我们到底有多少机遇，有多少机遇我们抓住了，有多少还没有抓到。

　　第二关键词是反思，我觉得对于反思，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事件发生以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善于反思的话，可以从危机中学到很多的东西，有这么一种观点，SARS危机过去，我们不需要反思，因为我们对SARS不了解，我们可能犯一些错误，以后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知道了，还有什么反思，这种观点不全面，危机的过程是矛盾和问题暴露的过程，有很多问题让全社会，让我们国家最高领导层都能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机会。所以我主张，还是应该做反思的，不但应该做反思，而且要认真的做反思，要做反思，首先需要有勇气，但是除了勇气，单纯勇气还不够，还需要有深度的分析。

　　这个危机是怎么开始的？开始的话是SARS向我们人类发动突然进攻开始的。可以这么说，这个SARS好像是我们想一想，好像SARS是熟读过兵书战册似的，一开始对我们袭击的时候，选择一个很好的时机，这个时机就是2003年春节前后。

　　另外SARS对我们的打击，不是对肉体的打击，全球才引起八千多例临床诊断病例，主要通过打击人的心里开始，干扰我们的正常社会活动，迫使我们每个人，天天在SARS面前表现自己，没有一个人有一天能够忘记SARS，每个人都要采取一些动作，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不论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这一切，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准备，当SARS突然袭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公共卫生系统，因为我们国家公共卫生系统是这么一个系统，它不是国家拿出一个全额的国家支持它工作的这么一个事业单位，它实际上是半事业单位，国家拿出一部分钱来，还有一部分钱需要自己去挣，可以说我们国家卫生防疫系统，把主要的注意力都用在生存和挣钱上，容易挣钱的事就去多做，花钱的事就少做，这是普遍的一个规律。特别对现场工作，流行性学调查工作，是需要花钱的，这些扎扎实实的对应急反映的进行演习，进行训练，也都是需要花钱的，这样的事我们做的确实太少了，甚至包括疾病监测，疫情资料收集这样的工作，我们缺乏基本的经验。我们没有一张适合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床。后期供应也是这样的，实际上SARS是一条后期战场，你准备好了，我把病房准备好了，专科医院准备好了，把小汤山医院建好了，这本身是战争胜利的是50%，甚至50%以上的因素就具备了，我们甚至最关键的时候，有的医院连口罩都准备好了，给医务人员。我们准备的时间确实太长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要指出来，什么因素影响疫情公开，我觉得影响疫情公开，是SARS趁虚而入的一个原因，老百姓不了解疫情，也是容易使传言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的说，一开始SARS，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都认为，流行是禽流感，我到广东参战的时候，是有体会的。这些因素，他受损各种因素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不是做到以人为本，我们老百姓有权利了解疫情，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自己周围的一些事情，他们有权利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他们这么做的本身，也是对SARS防治做出了贡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流行病学的声音比较小？这个也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早期参加的三个学科，首先传播声音的是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地位在中国是比较崇高的，是社会化广大群众都非常关心这个病怎么治疗，特别是一种新的传染病威胁人的生命的时候，特别是当超级传播者出现的时候，医生怎么治疗，怎么使用，怎么创造性使用激素，怎么化险为夷，这个很容易得到社会的共鸣和赞许；其次是微生物学，不管提出什么假说，冠状病毒假说，禽流感假说也好，提出这些假说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全社会都误认为，这个假说弄清楚了，病因弄清楚了，这个疾病自然就控制住了，把这个当成最主要的环节，很多地方，到广东考察，重点是考察这个，其实事实证明，前两种都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流行病学。流行病学，只有流行病学是釜底抽薪的，在你病因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控制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一开始流行病学的声音太小了，包括我们召开厅局长会，介绍的比较少，向社会传播的比较少，为什么，原因社会上对流行病学的认识原来就偏低，流行病学家原来就没有地位，关键的时候，他不可能走到舞台前，拿大嗓门讲话，流行病学家不出面的话，只靠临床大夫和微生物学家诊断，需要长的周期，直到最后一批SARS被控制，实际上我们仅仅是诊断试机开始应用了，我们这次SARS的胜利，还是一次小米加步枪的胜利，这种是人类几千年对传染病的控制，靠切断传染源解决的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医院感染何以持续，为什么医院感染在一个医院发生了，应该迅速总结经验，不再其他医院发生了。在广东出现了连续出现多家，其他程序陆陆续续出现，拖的时间很长，在中国内地出现，国外也都出现医院感染，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我经过思考以后，我自己在广东，在北京，我的重点工作都是考察医院感染，。类似北京人民医院和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这样的医院知名度比较高，常规病房都住满了病人。这是一个教训，这说明，单靠一个医院的力量解决医院的问题是不够的，需要有宏观决策，医院感染的问题，从选择医院和病房就开始了，决定你发生不发生感染，这点应该认识到。

　　另外控制医院感染的时候也有问题，问题是医院本身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很多医院的院长连传染病防治法都不知道，平常就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另外医院感染科只是接受住院病人，住院以后的感染，而不是这种大规模的感染，对这种感染束手无策。医院和医政部门没有能力处理，这样客观形成了医院感染，大家好像都有责任，可是都没有能力去管，形成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这个局面时间确实比较长，但是我们明白了，从北京人民医院依法管理处治上，我们开始明白，一明白恍然大悟，我很荣幸，我作为北京首都防治SARS顾问，我带领市长的秘书，和有关人员进驻人民医院，上上下下考察了三个小时，我们觉得发病像雪崩一样，人民医院停止SARS战斗，会对首都防治SARS是一个大的贡献。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停止接受，他们确实接受了，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确实很晚。

　　过高的社会成本，我们这次控制SARS是非常漂亮的，不但我们国际朋友很多想不到，连我们自己可能都想不到，我们的工作力度非常大，也非常必要，但是就是一个问题，很多国际朋友跟我们谈到，你们所能做的东西，我们学不了，为什么，我们政府没有这么紧张，我们政府没有像你们动员这么多的力量，马上对社会这么大的动员我们做不到，很难形成国际经验，另外你们的花费太大了，我们还是学习像越南这样的，早期控制更好，社会成本高我觉得是不得已的，下次我们应该是早期控制。我们就是不得已，我们现在分析一下，也有一些表现，比如说这里表现过渡的预防用药，过渡的预防措施。

　　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卫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好，特别是中国公共卫生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

　　我觉得SARS危机化解有很大的意义，最大的胜利不是SARS本身的控制，最大的胜利这是一次以人为本观念伟大胜利，以人为本的观念，在我们国家第四代领导人的讲话中，在他们的讲话和行动中，都充分体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变化，是很深刻的变化，我们做的仅仅是刚刚开始。另外这次SARS事件是全社会公共卫生大学习，大普及，大传播，也是一次对真正实实在在应急事件的大动员，大合作，大实习，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其影响远远超过SARS防治本身，有可能在中国形成长期的效应。

　　在这里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一开始，SARS那么猖獗，为什么后来能够控制SARS，我们比SARS强大的时候，就是SARS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我把SARS斗争当成两军作战，同时我还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和HIV/AIDS已经斗争18年了，但是他开始走下坡路了吗，下面我谈谈我的观点。

　　艾滋病的危机是更大的危机，艾滋病在中国迅速蔓延，到了1998年就是全国每个省都有了。这是到去年年底，我们已经报告的艾滋病的数量，报告了4万多例，绝大多数艾滋病人没有机会接受HIV检测的。

　　。

　　开展高危人群防治，是保护一般人群最有效的措施，所以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对付高危人群上，国内外很多项目，特别国际支持我们很多项目，这个项目实际上是示范性项目，但是覆盖面远远不够。。

　　另外还有生殖感染的问题，第一是性传播，第二是内源性传染，另外不清洁，不卫生的生活习惯，都可能导致生殖道感染。

　　还有医源性感染的问题，我们国家是个乙肝大国，乙肝的传播途径和HIV三条途径完全一致，不洁的操作，包括输液，针灸，内窥镜的使用，拔牙，穿刺等等，垃圾废弃物处理不当，都可能造成医源性传播。

　　从SARS危机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可以解决SARS危机，能不能解决艾滋病的危机呢，要解决艾滋病的危机，首先我们对形势有个正确的估计，要客观的承认敌强我弱，艾滋病越来越强，我们不要沉湎于过去所做的工作，对防治目标的确定，既然像欧美已经HIV已经开始走下坡了，甚至在亚洲的泰国和柬埔寨国家，也开始向下走了。我们的战略措施，应该同时针对高危人群和保护一般人群，双管齐下，这么大的工作，应该全面展开战役。防治的难点是很多的，特别是传统的道德概念，对艾滋病歧视的问题，社会重视的问题，麻木不仁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另外社会那么多机构，在中国很弱的，有很多机构可以介入，我们怎么介入的话，哪些“部队”可以进来，比如像国家计生委的系统，有很好的网络。

　　我提出这些问题，我是抱有信心的，我觉得只要我们去呼吁，我觉得艾滋病的危机，就能像SARS危机一样就能够化解，谢谢大家！

　　主持人：

　　非常感谢曾光教授，刚才以科学家的真诚，向在座的以及通过我们向社会进行呼吁，通过SARS的防治和SARS的危机，看到我们国家进一步可以引起更大的危机是艾滋病的危机，我们衷心的感谢，再次感谢。

　　提问1：

　　您是否认为呼吸内科与传染科在预防和控制由传染性疾病引起的院内传染有所差异，您认为上一阶段SARS防治过程中，如何正确使用这两支队伍？

　　曾光：

　　我认为SARS的防治队伍是比较广阔的队伍，大家都是防治队伍的组成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呼吸内科，这次在SARS防治中，确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什么？对SARS这样的病人，它需要就是说，它需要非常高新的专业知识，不是一般的专业知识，他需要敬业，需要设备。我觉得局部因素起的作用很大，但是我觉得，在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设中，怎么把这两支队伍，能整合起来，增强一个城市，一个省的整体防治能力是最重要的，各自有哪些优势，我觉得是优势的互补，作为一个城市的防治能力，整体组合，这是最重要的。

　　提问2：

　　请问曾老师，对一般人群而言，预防SARS和艾滋病，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政府应首先从何角度保护一般人群？

　　曾光：

　　我认为对一般人群来说，最重要的第一个是知识，意识到，SARS很容易让人意识到危机，我觉得这是SARS的优势，我们防治SARS的优势，就SARS，像我们有些过度反应，基本上来讲，老百姓很容易意识到SARS的危机，你说SARS如果和艾滋病相比的话，防治艾滋病最不利的，大家不容易意识到艾滋病的危机，认为艾滋病离我很远，认为艾滋病是高危人群的事不是我的事，这是最重要的，即使有知识，没有危机的意识是不行的。

　　另外，我觉得政府在这里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关于零级预防的观点，是政府的预防，政府通过政策来做，通过制定政策，通过政府来唤醒社会，通过政府的整合组织。在SARS以后，争取对公共卫生进一步的支持是很容易的。

　　提问3：

　　有关非典疫苗临床实验的情况，比如临床实验应考虑将怎样进行选择，如何进行选择？

　　曾光：

　　首先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方面的专家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任何疫苗必须相当成熟后才能走向人群，而且要经过三次临床实验，每一次临床实验，都需要有外部专家进行评论，而不是说我实验者自己来掌握，就是说自己来评论自己，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疫苗实验来说，我宁可希望他时间更长一点，更安全一点。

　　提问4：

　　相关专题：SARS防治国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