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李丹(救助艾滋病志愿者)

　　赵勇(艾滋病感染者)

　　王保良(艾滋病感染者)

　　主持：许蕾

　　责编：高岩

　　(音板：敞开你的心扉，倾听感人故事，献出你的真情，滋润干涸心田，让同一蓝天下的每一个人共享春风。)

　　主持人徐蕾：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徐蕾，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里的有三位嘉宾，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长得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李丹，李丹你好。

　　李：你好。

　　徐：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学生，你是学生吗？

　　李：对，我现在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读研究生。

　　徐：你的专业是什么呢？

　　李：我的专业比较远，是太阳物理。

　　徐：这个题目跟普通人来讲好像有点神秘。其实今天我们之所以把李丹同学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可是跟太阳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李丹多年来一直关注艾滋病的志愿者，前两天李丹刚刚去了一趟河南睢县城关镇一个叫东关南村的地方，据说在这个村里面已经确诊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村民就有300多人。李丹，你能告诉我们你在那个村里看到了什么景象吗？

　　李：那天我抱着这样的目的去的，我希望把他们的情况反映出来，告诉大家，所以那天我带了一台手提的摄像机。开始我只想拍几个人，但是村民一听说有人过来拍，希望把他们的消息告诉大家，告诉社会，让社会来帮助他们，结果来了很多人，我是上午六点到的，到九点已经来了二十多人。他们很惨，每个人说话都在哭，那天我特别郁闷，很难想像你一天之内接触到很多人，半年之内、一年之内就要死去。我要帮助他们，让他们活下去。

　　徐：你想用一种什么方式帮助他们？

　　李：因为河南的疫情大家已经知道一个文楼了，所以把文楼划为艾滋病村，由政府免费提供药品，这样他们的生命就有了一些保障，而且在一些税的征收上也相应减免了。我希望能通过我的一盘录像带和我身边的两位艾滋病感染者的呼吁，使他们村一样引起注意。

　　徐：听众朋友，这次李丹从河南睢县回到北京的时候还带了两位艾滋病感染者，现在他们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愿意在听众面前公开你们的身份吗？

　　赵：可以。

　　王：可以。

　　徐：好，谢谢，这位是赵勇，你好。

　　赵：你好。

　　徐：这位是王宝良，你好。

　　王：你好。

　　徐：听众朋友，我想描述一下我看到的这两位艾滋病感染者，他们都是非常普通的河南的农民，实话说我也是头一次看到艾滋病感染者，在见到他们之前我想我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和滋味都有，但是一见到以后，我就觉得我见到的是两个和我一样的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弱者，因为他们患了病。李丹，你对艾滋病者是什么样的看法？

　　李：首先他们是病人，他们需要我们正常人、健康人的关怀，但现在我们社会一提到艾滋病就像我们以前提到麻风一样，觉得是很恐怖的病，认为这种病很容易传播，大家面对面出一口气就可以把你感染，其实这是不对的。这种想法造成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感染者生活在歧视当中，他们活得很痛苦，可以说他们活在阴暗角落，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所以你听赵勇、王宝良虽然说“可以”，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迟疑，他们不敢，一个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敢把真实的一面暴露，展示给大家。

　　徐：据我了解你到艾滋病村不是第一次了。

　　李：第二次。

　　徐：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李：2001年8月，我是第一次听说河南除了文楼还有艾滋病村，当时是一位专门搞艾滋病研究的教授告诉我的，当时我想要去那里看看是不是真有这种事，然后就跟一些搞艾滋病工作的人联系，他们带我下去看了。

　　徐：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李：那里的孩子。当时有家人，我坐在床上，我面前有一圈人围着我，都是一家人，有一位女士就哭着跟我说“大人死不死都无所谓，但是孩子怎么办？”他们全家没有成年的孩子，有三个吧，所有成年人都感染上了艾滋病，一两年以后大人都死了剩下孩子没有成年他们怎么办？他们还要活。

　　(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主持人徐蕾将带您走近一位无私的救助艾滋病感染者的年轻人，走近两位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普通农民，欢迎您继续收听《为了生命》。)

　　徐：赵勇和王宝良两位朋友是不是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赵：对，我老婆也死了。

　　徐：你有几个孩子？

　　赵：两个，大的是女儿，今年18了，小的是男孩儿今年14了，还在上学。

　　徐：他们没有感染上吧？

　　赵：没有。

　　徐：您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不是就是他们？

　　赵：对。

　　徐：现在你希望社会和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赵：为了他们的将来，我希望全社会，全世界，为我们做点事情。

　　徐：我想冒昧的问一句你们现在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赵：一点来源没有，现在没力气干活，靠父母给一点补助。

　　李：得了艾滋病以后有一些症状，比如长期低烧，长期腹泄，影响劳动，而且还浑身无力，你看现在赵勇挺瘦的。

　　赵：过去是138斤，现在110多。

　　李：掉了20多斤肉。

　　徐：王宝良你们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王：我们家跟他的情况差不多。我爱人也得这个病死的，我也两个孩子，大的女儿12岁，小的才9岁。

　　徐：孩子都没有问题？

　　王：对。

　　徐：都很健康？

　　王：对。

　　徐：他们还能像普通孩子那样去上学吗？

　　王：从前可以，她们母亲死了以后学校不让他们上了。

　　徐：学校不接收？

　　王：孩子奶奶去报的名，没上两天把学费退回来，不让我们孩子上，人家的孩子都能上，我孩子不能上，我心里挺难受的，后来我就去找他们，说，我老婆已经死了，再不让我孩子上学，我不愿意。

　　徐：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在艾滋病村特别普遍？

　　李：您是说孩子还是？

　　徐：孩子，孩子也受到歧视？

　　李：很普遍，一般父母得了艾滋病他们就认为孩子一定也被传染了。

　　赵：其实根本没有。

　　王：孩子没有。

　　徐：我想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心理一定受到了很大的损伤，是不是甚至没有别的孩子跟他们玩？

　　王：像我们那里老的都有这种病，孩子没有什么顾虑了。

　　赵：出了我们村就有另一种看法。

　　李：就因为他们村感染者太多，已经见怪不怪了。

　　徐：这样的话，李丹，你感觉走进这个村子似乎它已经变成另类的世界了？

　　李：我去的时候太短了，我上午去下午就走了，因为我很担心带子被某些不愿意这件事暴光的人拿走，因为他们村血头就住在那儿，他们都是被血头招去卖血得的这个病，如果被血头知道这件事会把带子抢走，所以我在那里呆的时间并不长。

　　徐：你从事这种救助活动还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李：可以这么说吧，比较小心。

　　(音板：是什么使一位研究太阳的年轻人全身心的去救助艾滋病感染者，是什么使他们成了朋友，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一小时》今天的话题是《为了生命》。)

　　徐：李丹，我想你这么多年来一直跟艾滋病感染者打交道，听说你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了，可是你的专业是学天文的，这跟艾滋病差别也太远了，你是怎么接触这件事情的？

　　李：就因为我学的是理科，所以我觉得不能把时间全花在那些枯燥的数字上，大学的时候我常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那是德国赞助中国的红十字会在北京搞一次大的艾滋病宣传，当时是在1996年艾滋病日，那时候我还没入我们学校的红十字会，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报着好玩的心理去玩玩，就跟他们一起去发宣传单，这是第一次，非常偶然。后来加入红十字会，我当了公关部长，以后活动就是我来负责联系，第一回活动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以后就特意联系艾滋病的活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艾滋病有多严重，只是一个年轻人好奇。后来到了98年，认识了一个教授，他带我认识了宋鹏飞，就是中国第一个暴露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当时才感觉到艾滋病感染者是活生生在你面前的，所以想帮他，因为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他会为感染者这个群体说话，为他争取权利，但他当时因为刚得病，他是98年2月得的病，我是98年12月认识他的，他的心情还很低落的，因为他所有的朋友，街坊邻里都非常歧视他，他很需要朋友帮他坚强的活下去，这样我跟他成为了朋友，当时每周去两次他家跟他玩，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的人，后来跟他的交往大概继续了三年多吧，到今年夏天，就是刚才说的，知道了河南的事，看到了河南的事，才知道世界上不光有像宋鹏飞一样在城市里的感染者，农村有更多的感染者需要我们帮助，我们要做的不光是消除歧视，安慰他们的心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生命。

　　徐：那么你知道现在一般人对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本身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就你本身来说你曾经受过这种恐惧的困扰吗？

　　李：第一次见宋鹏飞的时候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小孩嘛，比较冲动，当时就想怎么打开他的心扉，所以见面就握手，跟他在一起玩了一晚上也没有特别的想法。回来的路上去24小时店坐着，静下来了，回想刚才那段时间才有点后怕，我想我跟他握手了，他手有没有碰到我哪儿，因为那天上午我手上破了一道，虽然血小板已经凝固起来不会再有血液的交换，但是还是在想他碰到我这儿没有？或者想我哪儿起了一个包，他有没有碰到我的包，把包弄破传染给我，胡思乱想一小时趴在那儿睡了一觉就什么都不想了。

　　徐：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是你天性中的同情和善良克服了这种恐惧呢？

　　李：也不是，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所谓的民族主义就是你不光让你的民族强大起来，也要让其他民族认为你是优秀的民族，什么样的民族才是优秀的呢？你必须让人从精神品质上认为你这个民族好才可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应该互相帮助，不能像一团散沙，大家都应该有爱心帮助别人，这样才是优秀的民族。

　　徐：我想在这几年的经历当中，你也一定有过不少的压力，因为现在在我们社会中还不能完全接受和理解艾滋病患者，甚至对帮助他们的人恐怕也存在了一定的偏见，你有过这样的体会吗？

　　李：其实偏见倒没有遇到多少，因为我的同学是大学生，父母也不说是偏见，他们老告诉我现在医生的话怎么能相信呢？他告诉你三种渠道，一种是血液一种是体液一种是母婴，这三种渠道，但是你怎么能相信他们说的就是真的呢？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哪个大夫说感染者像你这么亲密的接触过？

　　徐：你跟艾滋病能亲密到什么程度呢？一起吃饭？

　　李：这是肯定的。走路的时候可以勾肩搭臂，躺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徐：完全是正常的朋友之间的交往？

　　李：嗯。

　　徐：你有没有做过测试？

　　李：我每年都去献血，现在献了四年，去年十月份刚献了一次，还是阴性，就是没事，我是98年接触艾滋病感染者的，和艾滋病感染者接触以后是献了三次血，这三次经历可以证明和艾滋病患者亲密接触是没有问题的。

　　(音板：在艾滋病感染者心目中李丹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您的心目中李丹又是怎样一个人？欢迎您继续收听《午间一小时——为了生命》，本期节目主持人徐蕾。)

　　徐：我们想问一下赵勇和王宝良两位朋友，在你们村里是不是这样去世的人已经很多？

　　赵：将近20人，最近一年多的时间。

　　徐：你们感到过害怕吗？

　　赵：当时感到过，最后回想起来死也没办法，最后挺起腰板往前走。

　　徐：我今天看到你们第一眼就觉得你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想是什么东西能支撑你们能够抗拒死亡的恐惧呢？

　　赵：为了我们全村的感染者和每一个艾滋病的感染者。

　　徐：我想你们肯定体验过不了解艾滋病人的冷漠甚至歧视？

　　赵：有。甚至还很多。过去很要好的朋友现在都远离了，甚至走路碰上了不理你，或者你去他那儿他很冷淡。我们都抽烟，过去见面还每人递上一支烟，现在烟都不递了。

　　徐：我想知道在这个村的大部分人都像赵勇和王宝良一样保持这种乐观积极的心态呢？

　　李：不是，他们算比较积极的，有些消极的，甚至有些自杀了，在知道自己得艾滋病以后。开始他们不知道是卖血得的，他们就以为，因为艾滋病里有一个“艾”(爱)字，必须有些性乱行为才会得这个病，所以一些女人得这个病之后就觉得我是清白的，但我怎么得这种病了，别人不相信我，就自杀了。

　　赵：服毒药自杀了。

　　徐：但是我想和身体的病痛比起来是不是这种歧视和冷漠使你们更害怕？

　　赵：社会的歧视在我们心理上是最痛苦的。

　　徐：我想李丹是你们接触到的很不一样的人是吗？

　　赵：对。

　　徐：你们是怎么认识他的？

　　赵：八月份他到我们县，他们几个人到我们乡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了他，他上我们家去了，和他交谈了一下，了解一些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得上的艾滋病。当时有一个快要死的人，就是我们的李大伯，最后把他介绍过去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治疗，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身体比过去强一倍还多。

　　徐；如果不是因为艾滋病这个特殊的机缘，你们可能和李丹永远也不会认识。

　　赵；对，就是这个意思。

　　徐：在你们看来李丹是个什么样的人？

　　赵：很高尚的人。

　　徐：可以用高尚来形容？

　　赵：可以，在我心里来说可以用“高尚”两个字。

　　徐：王宝良，你同意吗？

　　王：同意。

　　徐：李丹，你怎么想？他们说你是高尚的人。

　　李：没觉得自己高尚，真的有点脸红。其实我觉得真的每个人都该这样才对。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过得很难，你很难相信某一个，你很难说某一个人欺骗了你，害了你，你做一件事或者受到苦难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个朋友会真正帮你，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冷漠已经弥漫于社会之中了。我觉得艾滋病的出现也是一种极端的情形，极端的机缘，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极端的机缘来宣传人和人之间到底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歧视，我们应该互相友爱，我不信神，但是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就应该不活得那么累，应该互相团结，只有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

　　(音板：用爱心去消除歧视，用理性去战胜偏见，您正在收听的是《午间一小时——为了生命》。)

　　徐：我想歧视和冷漠实际对于问题的解决不仅无疑而且有害的，我们完全可以想像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的人，他的心里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听说有极个别的艾滋病患者因为遭受到社会的歧视产生了某些报复社会的心理倾向，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请两位朋友谈谈。

　　赵：我没那么想，那是犯罪行为。

　　李：农民嘛，很朴实的，他们不会想到那些害人的事，但是为了这些感染者，也为了你自己，一定要消灭这种仇恨，消灭这种歧视。

　　徐：用爱去化解这种冷漠和仇恨，是不是你的行动和目的就是这样？

　　李：对。

　　徐：对于普通的人，尤其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觉得艾滋病好像离我们很遥远。李丹你觉得艾滋病离我们远吗？

　　李：为什么大家觉得艾滋病离自己远呢？因为艾滋病受到歧视，他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一说出来“我是感染者”，歧视马上就来了，他正常的生活就被打破了，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工作都失去了，他所面临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他不愿意说，所以咱们就认为身边没有。

　　徐：实际上我想艾滋病离我们遥远的看法也许是出于一种怯懦，因为我想艾滋病跟所有人类面临的不治之症是一样的，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敌人，不只是艾滋病感染者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那个特殊群体的事情，我们需要用共同的，就像李丹说的用爱，用信任，用我们实际的行动去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李丹，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比较感兴趣，你救助的艾滋病患者大部分是因为输血或者卖血，属于无辜的感染者，我们知道感染艾滋病还有其它的途径，比如性行为，还有吸毒，这类感染者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比例在逐年上升，对待这部分人你会怎么对待？

　　李：对人不要求全责备，可能他犯了一次错误，但是不能一杆子打死，比如李嘉明，大家可以看，他好像写了一本《生命的宣言》，写得很好，警示世人，但是他确实犯了一次错误，咱们不能因为他犯了一次错误就认为他是一个坏人。

　　徐：也就是说你觉得道德问题和关注艾滋病是两个概念，不应该混淆在一起的。

　　李：对。

　　徐：今后的人生打算是什么？

　　李：我现在正在上硕士，所以想先把学位拿下来，但是拿学位的同时也要干一些这样的公益活动，因为他们正在逐渐死去，我不能先把学位拿下来再管他们，因为我现在是硕博联读，需要三年，三年之内他们没有人管肯定会死光了，学位拿下来之后我也想同时进行两份工作，一份是在天文台的工作，研究太阳，这是我的兴趣，大学的时候我就报的天文系，同时在外面兼一份职，就是一些公益团体，我现在认识很多艾滋病方面的基金会或者民间组织，我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全国的公益艾滋病组织能团结起来，共同把这件事做好。其实我听一些外国朋友说过中国这些民间组织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大家都想当土皇帝，谁都不服谁，你看我强我看你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这个领域中能拔尖，能出风头。但这件事如果是商业或者其它一些普通的事情大家争无可非议，闹就闹了，但是在艾滋病这方面，它如果继续蔓延就是一个国难。因为咱们政府也说了嘛，今年艾滋病感染者已经到了60万，85年才第一个，现在已经60万，完全是呈指数增长的，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所有关心艾滋病的人应该团结起来，不要争名利，一起把这件事搞好。

　　徐：你是不是有具体的打算，关于在民间组织的问题上？

　　李：我现在参加了一个民间组织，我希望能够招收一些志愿者和我一起干这件事情，到各个乡村去调查那里的情况，那里的疫情，然后把这些情况汇总起来，我们希望能把这些数字作为一个参考告诉国家，让国家采取措施。

　　徐：那么赵勇和王宝良，你们对李丹个人的打算和个人的努力真的怀有希望吗？

　　赵：有。

　　王：有。

　　赵：真的有，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抱的希望是很大的。

　　徐：你们是不是希望跟他一起努力，一起奋斗？

　　赵：对，奋斗到最后一刻。

　　徐：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我主持这期节目对我个人也是一次非常大的震动，我觉得我结识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看起来只是一个文弱书生，和我们普通的大学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很多人还对艾滋病谈虎色变的时候，他却那么自然的和艾滋病患者交上了朋友，关爱他们，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所以我想我是同意赵勇和王宝勇的说法，如果他称不上高尚至少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个人也是非常钦佩他的。今天我也非常有幸认识赵勇和王宝良两位朋友，可以说对我个人的心理来说我对艾滋病患者有一种重新的认识，我相信从此以后我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有重新的看法，我想我克服了恐惧，我想我应该也可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希望大家也能跟我一样，如果有机会千万不要拒绝帮助他们，去帮助他们，去跟他们在一起。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忠心地祝愿你们一切顺利！

　　李、赵、王：谢谢！

   春节不上网？现在预订祝福！短信5折起大奖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