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嘉宾：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希贤(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主持人：朱煦

　　责任编辑：扎西顿珠

　　(系列广播节目的开始曲：“学习七一讲话，落实三个代表。”《午间一小时》系列广播谈话，与时俱进，开拓未来)

　　朱煦(以下简称“朱”)：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煦。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的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的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论者。系统广播谈话节目《与时俱进开拓未来》本期就谈谈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以及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客我们今天节目嘉宾一位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董志凯研究员，董老师您好！

　　董志凯(以下简称“董”)：你好！

　　朱：另一位嘉宾是来自中央党校党建部的张希贤教授。张老师，您好！

　　张希贤(以下简称“张”)：你好！

　　朱：今天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讲话，特别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一内容。首先，我想请问二位专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党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的概念？

　　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应该把我党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最初的起源搞清楚。最低纲领、最高纲领的最初是起源于国际共产主义的第一部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当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共产党宣言》，并制定了自己的奋斗纲领时，《共产党宣言》没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区别，因为它是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本身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创造性，在党的“二大”上就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因为我们意识到中国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讲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只是把《共产党宣言》作为我们制定自己纲领的依据，结合中国的国情，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作为宏伟目标立为党的最高纲领。当时国家面临着的民主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确定为党的最低纲领。后来，我党又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机地结合起来，核心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来确定我们奋斗目标的纲领即“最高纲领”；而最低纲领就是我们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过程中有无数个发展阶段，而每一个发展阶段确立的党的最基本的奋斗目标通过纲领性的文件表述出来，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

　　朱：我们再次强调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需求决定的。

　　张：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或者其它的执政党所不同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始终要求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这是内涵是十分科学、深刻的。除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外，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的不同还在于施政纲领，也叫执政纲领。西方的执政纲领主要表现在它的竞选演说，只有这个党上台执政的时候才反应出来，或者是执政以后发表讲话。而我们党除了最高纲领或者最低纲领，下面还有一个行动纲领，即每五年一次中国共产党党全国代表大会和每年一次的历史决议。因为最低纲领本身表现的是一个相对时间较长的发展阶段，相对于这一历史发展阶段还得经过无数个具体的历史时期，这样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指导下还要有一个具体的行动纲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每五年一次党代会报告所阐述的一些基本纲领。比如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一个以法治国的方略，那么党的这一行动纲领还要通过政府编制的国家每五年的发展计划，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来实现。这样就把党的具体行动纲领演变成执政纲领，纲领体现出严格的科学内涵，包括最高的、基本的即最低的、行动的、执政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纲领学说的四层科学内涵。

　　朱：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

　　张：对，西方政党只有一个执政纲领，它在竞选中发表演说和上台总统发表演说来实现，而我们的纲领就比他们要科学，这就是这些年我们越发展越理想的根本原因。

　　董：确实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把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是我们党80年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一大”上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在8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还有不同的最低纲领，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比如说，在民主革命的时期，反帝反封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党当时的最低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党的具体的行动纲领也不同：就拿土地斗争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把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变成减租减息政策，保护开民示生，团结各阶层人共同来抗日，建立统一战线；而解放时期又把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政策，这样的话在不同的时期有最低行动纲领，同时又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保证了新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我们党值得总结的科学的历史经验。

　　朱：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及针对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对的问题提出党的任务和纲领。

　　(音板：政党的纲领是一个政党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它体现着政党的指思想，价值体系，规定着政党的根本任务，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等等，是政党政治主张的集中反映，是召示社会的政治宣言，也是外界具以判断政党阶级属性，政治倾向，进步水准的主要标志。)

　　朱：江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政党纲领时着重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虽然最低纲领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所不同，但是作为最高纲领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到现在80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始终如一地以共产主义事业作为我们最远大的理想、最长远的目标。特别是建国以来，在不同的时期对党员、普通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也经历过不同的变化。

　　董：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远而又伟大的理想，是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非常高，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当然这样的社会离我们还比较遥远。从物质极大丰富来说，现在我国总体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尽管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GDP仅仅是850美元，而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20000美元，差距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伟大、非常美好的理想，距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从实际来看，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的纲领和政策跟共产主义理想还有很多距离，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教训。如果我们把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目标和理想和我们目前所能达到的现实来比较的话，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1958年人民公社的时候，当时一度认为共产主义离我们不远了，当时的“北戴河会议”通过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决议，觉得当时共产主义离我们不是那么遥远了，后来就出现了吃饭不要钱等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当时有歌谣：“说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越想越是甜，觉得共产主义快要实现了呢？这些歌谣就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而这种愿望恰恰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实践证明，当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的时候，往往会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比较肤浅，也比较简单，往往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仅仅想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建立共产主义乐园，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出现了破坏生产力的后果。因此，我们要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加以区别，伟大的理想和我们实际的行动纲领之间有不同的做法和想法。

　　张：近几年来，似乎有些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有些淡薄了，我完全赞成董教授的意见。但是，这里我还要补充说明的是：过去我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的确很肤浅，它导致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共产主义很快要实现了，是一种盲目乐观。那时候，大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十分坚定，但是那种坚定未必说明共产主义社会马上要到来。另外一种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打开国门看世界，发现我们比西方发达国家还差了一大截，突然又觉得我们距离资本主义还差很远的距离，更不敢谈什么共产主义了。再加上改革开放吸收引进西方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使一部分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者就混淆起来，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是在搞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对前途容易淡忘，甚至忘记。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核心认识不到位，共产主义社会本来就是将来的事情，它需要经过我们几代人、几十代人甚至几百代人的努力奋斗，期间必然要经历无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认识过程，还必须注意对每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总结，否则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没办法衔接。比如刚才董教授谈到民主革命，其中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而王明又犯了“左倾”错误，其核心问题就是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没有搞清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还没有弄清是在哪个阶段，大搞“一大二工”“大跨越”“总路线”“人民公社”等等，我觉得这些问题核心就是对社会主义到哪个阶段还没有搞清楚，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改革开放23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国情搞不清楚，那么我们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和最低纲领搞不清楚，根本谈不上实现什么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由于人为的因素过重，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自然得不出一个科学的纲领。今天我们讲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不懈奋斗的结果，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在初级阶段不断吸收引进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经济、政治上一些有益的东西，这对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来落后的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有人认为我们是在搞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他连最起码的国情都没有搞清楚，还谈什么奋斗纲领呢？自然就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也都淡薄了，因为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唯利是图、表面的形象所迷惑。我们必须知道，共产主义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完成，需要几代共产党人做出坚忍不拔的努力，一点一点地依据适合我国国情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如果没有几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艰苦奋斗，恐怕到今天这一步都走不出来。因此，我觉得学习江总书记“七一”讲话中有关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的时候要立足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一定努力把这一阶段的事情干好，对未来的社会不应该做过于细致的描述，否则又会影响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人总是追求那些虚无飘渺的东西，摆着眼前的事情反而干不好。“七一”讲话的重点就在于坚持理想，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同时主要认清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不为假象所迷惑，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朱：董教授一再强调我们在共产主义认识上要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刚才张教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对共产主义本身的认识要取决于我们对现实和现阶段国情的认识。如果我们看不清今天的问题，那么我们又从何谈起认清未来呢？我想看清今天的问题首先要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要客观，二是要科学。刚才两位嘉宾提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走的一些弯路，我们就是没有针对中国的国情去分析我们的经济水平，人民的思想水平以及所处的历史阶段，或冒进或迟钝，这些都会偏离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了当时的形势，而且采取了正确地制定了我们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相继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音板：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崇高理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实现党的最高纲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为之矢志不渝地奋斗，在这个“漫长”的征途上，时时会有“非常”的考验。不论面对怎样的困难，怎样的牺牲，怎样的风险，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都不能动摇。“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最高纲领的信念，是我们党的精神支柱和真正优势。革命战争年代，老一代共产党员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不论在怎样艰苦险恶的环境中，都忠贞不二，坚持奋斗。建设和改革时期，千千万万个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李国安、吴天祥、王廷江式的共产党员，也不论社会生活和党的地位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用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自己，以辛勤的工作精神服务人民。他们光彩照人的实践，昭示着一个真理：理想，永远是共产党人不竭的力量源泉。虽然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演变，但我党从未怀疑过这一人类的最高理想会最终实现；同时，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具体纲领的制定及其实现，都是为共产主义大厦增砖添瓦，都保证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始终朝着共产主义的理想迈进。)

　　朱：我们如何科学地认识现阶段的中国，同时更进一步、更准确地掌握它的发展规律？

　　张：如果说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基本国情都搞不清楚的话，那么最高纲领跟最低纲领的统一就很难做到。

　　朱：我想大家应该意识到：我国还有相当的人没有摆脱贫困，要担负完成这一使命和任务，而自身的盲目自大和封闭保守以及不思进取肯定会带来不堪回首的后果。

　　董：我们有一种认识，认为我们的生产关系先进了，所以我们自然要比其它国家、非社会主义国家离共产主义更近一些，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一致的。如果生产力很落后，生产关系的先进并不是真正的先进，当我们自以为离共产主义很近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认为我们的生产关系先进，实际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盲目地认识，今天我们在经济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就是需要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现在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计划财政、金融宏观调控经济杠杆的作用，还要建立市场体系等等都是为了使我们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刚才张教授也谈到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对在改革的程进中的很多新的现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即刚刚开始，因此我们的道路还很长很远，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所处的阶段，这样才有可能把我们眼前的工作和伟大的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朱：刚才嘉宾谈到对于共产主义太具体地描述，不利于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正确认识，比如说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失，没有法律，没有货币等等。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要有法律的管理、制约，确定规则，讲究效率来发展我们的经济，这样一来一部分觉得共产主义太遥远了，很难让人想像，似乎这一切都没有了，自然而然地使一部分人对信念产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今天的事实来看待远大的理想呢？

　　张：过去我们有点限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展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请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现实。江总书记“七一”讲话第一部分讲了两个八十年，在前八十年中，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在后八十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和组织起来，冲破重重难关，革命斗争不断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讲话的第四部分讲到了两个一百年，前一百年中国人民主要是推翻三座大山，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后一百年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到后一百年，自然就会涉及到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结合，具有很现实的时代意义。因为中国真正结束封建社会不下跪的年代是在孙中山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后我们才开始不下跪，封建社会才结束了；但是，我们又开始封关自守，生产力下滑，而西方资本主义在结束封建社会后蒸蒸日上，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现在我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生产力相比差很大一截。我们之所以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遭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扼杀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前途。当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以后，避开了资本主义发展前程，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但是我们接过来的是闭关自守、处处挨打这一现实下的中国。因此，中国共产党虽然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这是怎么跨越也越不过去的。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看不到，那么我们很可能就把共产主义的信念淡薄了。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一步步地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改革开放，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变我们的生产力状况。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务真求实，正确认识困难，弄清国情，经过长期的努力，最终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董：实际上，成千上万的先烈牺牲生命为的是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有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才能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来争取革命和战争的胜利。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仍然是非常艰巨的，虽然不需要我们用去牺牲生命，但是也需要我们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的支撑的话很难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务。当然，我们有了理想和信念，简单地用理想的东西来解决眼前的东西这也是不实际的。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的许多经验，这就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需要有一定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就来源于理想和信念，所以共产党人不能没有理想和信念。

　　(音板：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纲领是一面旗帜，主持人朱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中央党校党建部张希贤研究员两位嘉宾一起谈论有关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朱：有人认为资本主义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我们快了很多，但是我们回顾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想作为经济史研究的董教授最有感触的，中国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发展到今天这样对世界经济也是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我们倒退20多年，在经济领域和国际舞台上中国发言的声音是非常弱的。

　　董：这个变化确实非常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所亲身感受到的。这些成果的取得，与中国的国情以及具体实施党的最低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导下的各项政策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没有分清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当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就不分阶段，经过社会主义就直接到了共产主义，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还需要漫长的过程，它还有很多阶段。这样，我们在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上都出现了很多失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党明确提出了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样我们的很多认识和政策符合中国的国情，使生产关系适合了生产力的发展。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但是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只有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很好地统一起来，才能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健全市场体系等等很多问题都需要在最低纲领的指导下完成。

　　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走向世界，在加入WTO以后，面对生产关系、制度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和世界接轨。只有正确地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很好地处理接轨的问题，才能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

　　朱：今天能够更正确地认识最低纲领的前提也是说我们先要很正确很准确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张教授，在您看来初级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

　　张：初级阶段最显著的特征表现我国生产力的多层次性，而且不发达的生产力占的比重大。

　　朱：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既要认识到它本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时也要认识到它对我们提出的崭新的要求。

　　董：张教授刚才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多层次性，而多层次性跟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是联系在一起，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特点。从中国来说，多种经济成分反应了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从中国的中部、东部、西部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非常大的。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这一重大战略，这件事情绝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个战略任务需要全国人民多年的艰苦奋斗，并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如果没有西部开发，西部就难以得到迅速发展；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西部的发展迅速就更快，否则在新的世纪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很难以解决，其中包括市场问题、资源问题、资金问题、人才问题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使整个国民经济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最终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朱：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崭新的课题，这也是江总书记在“三个代表”中反复强调，只有在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先进文化的指导下，我们才足以在复杂、激烈环境中立于不败。

　　(音板)

　　朱：说到新时期党的三大历史任务，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张：新时期党的三大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的基本内容：第一、完成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第二、完成祖国的统一，台湾回归的任务。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党人必须努力奋斗，建立起坚实的经济基础，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就谈不上外交的胜利，因此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低纲领的实施上看来是十分严峻的。我们与台湾隔着110海里，而这110海里并不是简单的数字，恰恰反映出我们与台湾在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差距，这不是简单的事情。随着我们在空间技术、国防现代化和整体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努力完不成这个任务，是无法向中华民族交待。第三、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我们已经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这从国家现代化和维护和平来做对世界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从国家现代化建设来看，将来我国的东部三大龙头将带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部三大龙头一是以广州、香港、澳门、深圳为主的珠江三角洲龙头；二是长江三角洲龙头；三是以北京为华北地区发展的龙头。这三大龙头一旦建立起来，必将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良好，这必将对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

　　中国有五千年的渊源文明，加上江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文化先行自然也有了底蕴，它必将直接代表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可能实现文化先行，生产力后继跟上。现在，奥运会获得了主办权，奥运会本来就是文化先行的表现，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开始学习汉语，开始了解中国，外国人学习汉语必然要派留学生到中国，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对它的传播、影响，这也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标志。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机遇，相信前途无限。

　　董：在树立信心的同时，我们既要看到人均GDP很低，同时又要看到像张教授刚才谈到的几个龙头地带，因为在北京、广州、上海的人均GDP在世界上也不算很低了，基本可以与发达国家的一些地方相媲美。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性，我们既要看到落后的现状以及落后地区希望能够尽快发展起来的一种紧迫性，同时又要看到我们的龙头地区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因为这些东西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代表了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也激起我们必胜的信心，有助于我们树立坚定的信念。

　　朱；今天，我们围绕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已经谈了很多内容。作为我们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党的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更好地领会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者呢？江总书记的讲话就像是一个宣言——中国共产党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者，我们如何更能深刻地理解这句话呢？

　　张：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但是坚定这种信念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为之努力奋斗，因为我们是通过无数的最低纲领的实现而最终达到最高纲领的实现。如果我们忘掉了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的完成就难以做到，甚至很可能完不成，那么国家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如果仅仅想到最高纲领，限于一种空想、幻觉，最低纲领也无法实现。因此，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地面对每一个岗位上的工作，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的工作，必须按照党的最低纲领的基本要求，认真领会江总书记“三个代表”深邃的思想，我们这一代先做好，然后我们再给下一代留下一个合理的交待。

　　董：只有有理想、有信念的人，才会想到未来。如果没有理想又没有信念，那么他只能想到眼前、想到现在。因此，我们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同时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好眼前的工作，落实好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就是眼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凡是符合“三个代表”的事情尽自己的努力把做好，这样才能真正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有效、统一地结合起来，

　　朱：感谢两位嘉宾精彩的交流，在这里我也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扎西顿珠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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