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桂希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

　　主持：原杰

　　责编：王巧玲

　　主持人原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我是主持人原杰，最近一段时间，艾滋病因为河南省上蔡县一个叫文楼村的地方再一次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8月23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开了这个村的艾滋病疫情，与此同时，中央工作组与地方政府也携手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救助与防治行动，而早在两年多以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村的特殊的疫情，并且从此成为了那里患者的朋友，今天我们有幸把桂教授请到了我们的录音间和大家交流，桂教授，我们欢迎您。

　　桂：谢谢。

　　(音板：桂希恩，64岁，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1999年7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疫情感染严重，医生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利用个人休息时间只身前往该村先后十多次，为那里的患者免费做血检，送药物，甚至贴补一些生活费。今年5月，他又把5名病人亲自邀请到武汉做详细检查和治疗，他还尽自己所能，研究和宣传如何防治艾滋病，帮助病人正视病情，树立生活信心，被文楼村患者称为他们的“白求恩”大夫。)

　　原：桂教授，我想首先问您一个问题，您在什么时间，是怎么样发现这个艾滋病村的？

　　桂：两年多以前一个偶尔的机会使我到河南去了，而且发现在文楼村有不少艾滋病病人，我当时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跟县的卫生局，也给北京有关部门做了汇报，今年8月份，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到这个村去为文楼村村民慰问救治做了大量工作，对此我感到很大安慰，当初我到那儿去就盼望有这一天，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感到非常高兴。

　　原：我想请您详细描述一下，您是怎么找到这个偶然，并且把近两年的所有精力都关注到这个村里去了。

　　桂：当初有一个上蔡县的医生在我们中南医院进修，他告诉我在上蔡县有些村民患病死亡，但是病因不清楚，我是搞感染疾病的，或者过去叫传染疾病的，他们希望我帮助他把病的原因找清楚，这种情况下我就去看了一下。

　　原：当时您有没有推测，可能是什么病？

　　桂：我的推测是传染病，因为他说患病的人大部分是青壮年，而且最后死亡，青壮年不应该死亡(在正常情况的话)，又发生了一批，就很可能是传染。

　　原：他有没有给您描述病人死前的症状？

　　桂：他讲了有发烧，有些嘴巴烂，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是艾滋病，我到这个村去看的时候，这些人的临床表现就非常像艾滋病，因为他们有发烧，有口腔溃疡，有口腔的真菌感染，用老乡的话说就是嘴巴烂，还有很多人出现皮肤上的带状疱疹，有些人有长期的腹泻，有些人有淋巴结的肿大，这些都符合艾滋病的表现，当时问这些人，基本都有卖血浆的历史，用一般的治疗也没有效，所以当时我就抽了一部分血，带到武汉去化验以后发现艾滋病的抗体是阳性的，所以就初步考虑是这个病，当时我也把这个结果给有关部门做了报告。

　　原：但是您当时知道这个群体有多大吗？

　　桂：当时我不知道，但是老乡告诉我，在这个村子里头以及邻近的村子里头卖血的人非常多，文楼村卖血的人大概占村人口的1/3，我检查的结果，如果他卖过血浆的，大概感染率比例很高。

　　原：能超过50%吗？

　　桂：卖血浆人的结果是超过50%的。

　　原：您是搞感染病学研究的是吧？

　　桂：对。

　　原：您最早接触到艾滋病或者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病人是什么时候？

　　桂：我在8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访问学者在美国进修过，1981年发现的艾滋病，就是开始报道有艾滋病病人，后来才知道这是病毒引起的，我在彼兹堡也接触到这种病人，不过当时我对这种病毫无兴趣，我觉得根据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传统的道德观念，艾滋病大概不会传到我国，至少在我有生之年，在中国没有机会做艾滋病的防治，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想法是错的。

　　原：就像您说的您觉得那时候的想法是错的，其实是基于对艾滋病还没有完全认识。

　　桂：对，当时发现这个病，对它的了解还不太多，只知道是同性恋(传染)，后来知道异性的性关系也可以造成传染，再以后又知道血液可以造成传染，当时认识不够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我也没有估计到，比如吸毒，它从云南从泰国那边传进来，传的速度比我们想像的快，这是我们没有预计到的。另外血传播艾滋病可能有一个我们管理不够的原因，当然管理不够也有一个认识的问题，我当初也没有充分认识到通过血会传染到很多病人，由于对这方面认识不足，管理不严格，所以血液传播就特别快，在目前严格的讲，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政府也公布了，中国现在发现的艾滋病，第一类是吸毒的，而吸毒就是共用针头，这个严格讲还是属于血的，第二个途径是性，目前发现是少的，第三个是母婴传播，这个在目前看也是少的，但是吸毒是多的，直接卖血或者输血这跟吸毒严格来讲都是与血相关的，这应该讲在我们国内是属于传播第一位的途径。

　　原：您第一次见到艾滋病患者有恐惧心理吗？

　　桂：没有。

　　原：为什么呢？很多人见着艾滋病人都是躲得远远的。

　　桂：艾滋病传染有三个途径，一个是血，第二个是性接触，包括同性恋，也包括异性接触，第三个是母亲传给子女，母婴传播就是自己不能决定的，小孩子没有办法决定他怎么可以避免，但是前面这两个都跟人类的行为有关系，如果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一般的途径是不会造成传染的。一个病人到我们湖北去，带他去医院放射科透视，在等待透视的人把鼻子都捂住，拿着手巾，其实这毫无道理，因为它不会通过空气传染，对我来讲，我不可能母婴传播，就是吸毒，血，这两方面都注意了，我就不会受到传染。

　　(1：在99年桂教授第一次来我们村的时候给我们化验，化验费是900块钱，都是桂教授一个人出的。

　　2：桂教授每次来都到我家，每一次都给我带钱。

　　3：桂教授来给我验了血，整个费用全部由桂教授负责。

　　4：桂教授宣传艾滋病方面的知识，比如说幻灯片，发一些宣传教育的书，指导我们什么是艾滋病，它有三种传播途径。

　　5：桂教授叫我们坚强一些，精神上想开一点，坚强的活下去。

　　6：桂教授在我们村来了十多次，每次过来都送药，拿钱过来，因为患病，我们经济都很困难，他到村里面来，给那些重病号亲自抽血化验，这些事是别人都做不到的。从医的人很多都做不到。他们都很怕传染的。桂教授检测出我们村这么多艾滋病以后，写信到卫生部，最后才批的这个免费诊所，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病人，有重病号轻病号，就拿那些重病号来说如果没有当时桂教授写信到中央，中央对我们这里重视以后，我想重病病人早已不在人世了，我们村里面对桂教授无法报答，只有说桂教授是一个好人。)

　　原：您并不惧怕艾滋病，而且您非常有责任感的到文楼村了解那里的疫情情况，那里的村民能接受您吗？

　　桂：那里的村民能接受我，我现在跟文楼村的村民有了很深的感情，我家里有他们很多的来信。

　　原：谈谈你们之间的故事好吗？

　　桂：我一去的时候他们并不完全接受我，但是带我去是当地医院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的家在这个村，他回到那儿大家都熟悉他，他就介绍了我，另外我做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不收任何费用，因为我确实——

　　原：作为贫困农民对这一点恐怕是相当看中的。

　　桂：做这些事情我从不强迫他们，我说你们要求我检查我愿意为你们免费检查，而且我采取这种方式：我的检查结果一个要报给防疫站，第二我说我到这儿来给你们报告这个结果，我报告给他本人，别的人我不讲，因为这里有一个隐私问题，这种方式他们能够接受，再一个我看到有贫困的家庭，有病的家庭，我也带一点药，多少带一点，再一个就是经济上给穷困的家庭一点帮助，我从来没有要求他们为我做任何事情，所以现在我觉得那儿的村民应该讲绝大多数都是我的朋友。

　　原：您提到的不是全部，是绝大多数，那少部分是不是还跟您有误解或者其它的想法？

　　桂：这跟新闻界有关系了，因为有新闻界的人士在国家公布之前把它报道出来，我也要说一下，他们那时候报道用的数字不是我提供的，是从别的途径得到的，之后这个村里的人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比如他们的菜卖不出去，人家不愿意收购，有些人找工作人家不要，出去打工也不要，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认为是我把这个给新闻界讲了，造成了他们的困难。所以当地有些村民有一些官员有这种看法，但我觉得还是少数。

　　原：造成这种状况您自己怎么看？

　　桂：我觉得要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村里有艾滋病，而且很严重了，这时候主要要做的工作是救治他们，给他们想办法找出路，如果怕别人知道这个村有问题就不去调查也不让外界知道，我觉得这是不妥当的。当务之急，一个是防止这个疾病的进一步扩散，第二个就是对已经得病的给予救助，因为怕做调查或者救助使别人知道了带来一定的副效应就不去调查，就不去救助，这个疾病就只能扩散，我可以讲这样具体的例子，在最近几个月，我又发现三个孕妇是HIV阳性。

　　原：也是文楼这个地方吗？

　　桂：包括文楼的，还有跟它邻村的，有三个孕妇。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有病了，还去怀孕，还去生育，如果调查，就可以告诉她：你感染了，建议你不要再生育，因为生育下来的小孩子——

　　原：肯定不健康。

　　桂：也不是肯定，可能性很大，传给小孩子的可能性很大，第二，即使没有传染，你自己得了这种病，你在世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将来你去世了以后留下来一个小孩子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应该调查，告诉他以避免进一步的传播，特别是对于这种孕妇和到了生育年龄的，避免她传给下一代。再一个我们讲夫妻的关系，婚内性关系传染的机率不太大，但是还是有，我也已经发现了这样的夫妻传给对方的。所以如果早期发现了，跟他讲明这个厉害关系，就看他自己选择了，是分居，还是用避孕套，安全套来保护自己，如果你不告诉他，他不知道，他还会传播，所以控制疾病是第一位的，对有病的人给予救助是我们社会应该有的公德，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公德。

　　原：所以这个问题与其盖着它不如积极的治疗，提供救助。

　　桂：我觉得我们应该面对这种现实，我并不主张对所有人进行调查，但是在医学上叫高危人群，具体讲比方吸毒的人，性乱的人，有过不干净的卖血或者输血经历的人。对这种人我觉得应该进行监测，发现了有问题我们就好进行处理，这是防止这种疾病进一步蔓延非常重要的措施，这是控制传染病的基本原则。

　　原：您前前后后一共去了多少次文楼村？

　　桂：我去文楼村12次，但是我还有别的方式跟他们的村民接触，因为也有村民到武汉去找我的。

　　原：当时文楼村去武汉的病人一共有几个？

　　桂：5月份去了5个，当然在那之前有人去，在那之后也有人去。

　　(音板：患者日记

　　5月9日多云

　　下午5点多，我们一行5人经过9个多小时的路程，终于到了武汉。

　　这次来，是找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科桂希恩教授看病的。

　　桂教授是我们的“熟人”，曾经11次到我们那里看过病。我们都是第一次到医院来，主要是来作系统检查和短期治疗。感染科的医护人员把我们领到医院一栋两层楼住下，还专门为我们买来了脸盆和水桶等用具。桂教授从家里拿来了杯子，又买来了饮料和奶粉，晚上桂教授请我们一起吃了晚饭。

　　5月10日晴

　　早晨我们好好的睡了个懒觉，起来后桂教授已经送来了早餐。

　　吃完早饭，桂教授领我们到传染科量体温、做b超、抽血，每一项检查桂教授都亲自动手，而且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付的款。

　　这中间，有几个女同志在一旁议论：艾滋病太可怕了！以后我再也不敢到这里来看病了！有一名女同志声音很大，她说凭什么把这么可怕的病人带到家属区来，出了事谁负责？我房间上面的的住户不断用东西砸地板。还有几家紧闭房门，不敢进出。

　　桂教授给他们作解释，说“一般的生活和工作接触都不会传染”，“他们都是从农村来，家里很贫困，在这里只是借住几天”，但这些人仍然不同意。

　　晚上，桂教授只好把我们接到他家去住。

　　5月11日晴

　　桂教授的家是一个老式的三室一厅，而我们的到来就占去了两间屋和整个客厅。

　　一大早，桂教授和老伴就出去了，他们买回了稀饭、包子、馒头，还有满满一篮子菜。

　　由于旅途劳累过度，我们中的一个女同志病倒了，桂教授马上招来他的同事一起给她会诊、开药、打点滴。

　　桂教授的老伴和我妻子共同在厨房做午饭，我们七人围坐在一桌进餐，有很多记者拍了照片，还有几个记者大方的和我们握手，抱起我的儿子逗他玩。

　　下午，有记者要求与我深谈，我想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把我的经历讲出来或许对社会有用。

　　5月12日晴

　　我从桂教授家里的电视、报纸上知道，我们在武汉检查、治疗的消息，这几天成了武汉老百姓的议论热点。

　　从10号开始，就不断有人打电话到桂教授家里询问我们的病情，要给我们帮助。一名女士送来1000元，一家企业送来1万元，记者、医生、居民，你一百我五十，纷纷向我们援手。好几个制药厂的经理还要给我们送药。最让人难忘的是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他竟亲自送来了10元零花钱。

　　但是，也有几位女同志质询我们怎么还不走，是不是要把艾滋病传染给院子所有的人。

　　下午，桂教授带我们到东湖风景区去游玩。在东湖边，桂教授指着对岸说，他小时候就住在武大珞珈山上，经常到东湖游泳，40多岁还横渡长江。看着他有点花白的头发，我真羡慕，他有那么好的身体。

　　在楚城，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留念，东湖的风景真美，像人间的天堂。

　　5月13日晴

　　一大早，我就醒了。

　　今天要回去，昨晚我一夜都没睡好。我想着在武汉这短短的5天，快乐的5天，连刚满周岁且患有艾滋病的儿子都不怎么闹。第一次有这么多人理解、关心、帮助我们。。。。

　　其实，得了艾滋病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得不到别人的理解，甚至是被歧视。

　　今天天气很热，为了不惊动别人，桂教授一早就安排我们悄悄的离开，但仍然有不少热心人赶来相送，望着他们，我热泪盈眶……

　　列车就要启动了，隔着车窗，桂教授的手掌和我们的手掌紧紧相贴，不愿分开。

　　我要走了，要走了，我一定好好活下去，为了这个家，为了桂教授，也为了那么多挂念我们的好心人，好好活下去。。。。)

　　原：社会上对病人的歧视，我想这五个人也是深深的感到了，您跟他们是不是比较深的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他们在这方面反映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没有？

　　桂：他们对这件事也是不高兴的，文楼村感染艾滋病的第一个人，他是想考海员出去的，结果体检发现有这个问题，他回来就说考海员体检不合格，他也不懂艾滋病，结果就发现周围居民歧视他，比如有人谈话，他去别人就走了，他坐了别人的板凳人家把板凳丢了，他有亲戚家里有喜事，他买一些水果到人家家里送给人家，结果他走之后人家把水果都丢了。99年我去这个村后他就跟我讲：“你来了我很高兴，因为我现在受歧视很严重，你来了一检查，肯定又有一批阳性，因为卖血的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以后受的歧视就轻了。”他就这么跟我讲，后来果然，一查不止是他一个人，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艾滋病人很多，多了以后彼此之间的歧视就没有了。

　　原：但是跟外界恐怕还是有困难，比如到了武汉。

　　桂：我觉得从某个意义来讲歧视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1981年到现在才20年，已经有570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其中有21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传播如此之快，死亡率如此之高，大家听起来都会害怕。

　　原：所以大家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歧视病人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总是一听艾滋病就认为他是吸毒或者性乱。

　　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得了艾滋病的人恐怕都不是好人。

　　桂：对，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我想讲第一，吸毒的人不对，性乱的人我们也反对，但是这些人的行为不当还不至于给他判死刑，而你得了艾滋病实际是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他们犯的错误并不是死罪的错误，我们还是应该帮助他，教育他，并让他不要再传给其他人，至于现在我们中国有些地区卖血或者输血受到传染那他就是完全无辜的，就更值得同情，但是在有些人的概念里没有把这个搞清楚。我这里也要提醒歧视艾滋病人的人，如果你不帮助他们，关怀他们，而是歧视他们的话，可能会造成一种逆反心理，就可能有艾滋病人或者说HIV的感染者，他就会去报复社会，这种苗头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我们从这点来说也不应该去歧视他们。综合以上这几点原因，我觉得应该关心爱护他们。但是我也要说有很多人对他们很关心，我们医院就有小朋友给小朋友捐款的(因为那次去武汉还有人带了得艾滋病的小孩子)，他就把钱交给他，并没有害怕。我们的附属学校一个班的学生，捐几毛钱、一块钱，加上老师捐的，一共捐了一百二十五块二毛钱，这个钱不太多，但是我看得很重，小学生都有同情心，并不歧视这种人。现在武汉有一名干部找我，他说他有一个私房，如果再有病人来了他可以把这个私房提供出来住，他也不怕，这就是个一般的干部。有一个小孩是先天性心脏病，父亲是艾滋病，爷爷奶奶也是艾滋病，武汉已经有一家大医院表示愿意给他做无偿的心脏病手术，我们正在安排这件事，希望在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实现这件事。这也反映了艾滋病人的心理，他自己不行了，他开始关心他的后代了。这件事也反映了社会的关爱，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叫李静的女士首先联系的，后来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正在做这方面的联系，武汉同济医院有个潘教授，他表示愿意给他做这个手术，现在正在办这件事，我相信应该很快能够实现。

　　原：我想正像您说的，实际这个孩子是这一家艾滋病人的希望，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预祝他手术成功，早日康复。

　　(音板：艾滋病的医学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综合症，它是由一种被称为人体T细胞白血病病毒HIV引起的，这种病毒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丧失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仅就去年统计，全世界平均每天有1.45万人受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艾滋病已经成为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刻不容缓，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原杰和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的谈话——我是文楼村的朋友。)

　　原：桂教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问您，刚才咱们谈到艾滋病的传播，实际血液传播是一个主要途径，假如蚊子，它叮完一个艾滋病人又去叮咬一个健康人，那么这个健康的人会得上艾滋病吗？

　　桂：蚊子传染血的有些疾病，比如疟疾这些是可以通过蚊子传播的，但是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不是说蚊子会吸血叮第二个人就一定会传播血里面有病原体的疾病，有一个病毒病原体到蚊子体内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有人做了很多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拿出证据说蚊子可以传染艾滋病。

　　原：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蚊子叮咬之后艾滋病病毒在它身上携带的量还不足以感染一个正常人？

　　桂：这是一个可能，第二因为蚊子咬了第一个人一般不马上咬第二个人，它吃饱血还要把这个血消化了再去叮第二个人，这个过程病毒在体内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这跟蚊子的习性也有关，涉及很多因素，再一个就是它的量，我愿意补充的是我刚才讲在文楼村和它邻近村子的例子，在这几个村子里面病人非常多，但是有一个安全年龄，比如9岁到20岁的，就没有人感染，有个很简单的道理，蚊子不会说这个年龄的人不去叮，既然他没有受传染，就说明这种方式不会受传染。

　　原：我们反复宣传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大概有三种，一种是血液，母婴传播，另外就是通过性，而且通过血液是病毒传染感染比例又非常非常高，而且文楼村的艾滋病人又是通过违规的单采血浆就造成了艾滋病感染的，现在有很多人就担心血液安全问题，很多人对献血、输血甚至产生了恐惧，根据您这两年跟他们的接触和治疗，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桂：我觉得我们血的管理在90年代中期以前是不够严格，在80年代也不够严格，那时候在局部地区造成了丙型肝炎的流行，到了90年代，又造成一些地区滋病的流行，这是一个很沉痛的教训，从医学上是应该吸取教训的。但是现在来讲血应该是安全的，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有的人不敢献血了，“当时那些人献血得了艾滋病，我现在义务献血会不会得艾滋病？”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河南的调查，也包括我们湖北调查，卖血得了艾滋病基本上都是由于单采血，就是卖血浆的，把血抽出来以后，一离心，血球加盐水还给你，血浆拿走了，所以这些卖单采血的人不光是卖了血，还输了血，这个血是他自己的，或者是地下血站的交叉感染后的血，这些人都是要输血的，如果卖的是全血，抽了你的血不再回输的，一般都没有问题，哪怕在90年代很混乱的情况下，卖全血的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原：就是感染可能非常小，几率很低。

　　桂：一般是这样，只是卖血浆有问题，现在义务献血都是把血拿走，没有说把血回输给你的，所以即使在很差的条件下，按这种方式献血一般也不至于造成感染，这是第一。第二，在80年代90年代不规范的情况下，它不是用一次性的，抽血输血的用具是反复用的，而且没有严格消毒，现在都是用一次性的，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义务献血，因为是全采，只采一次不回输的，用的又都是一次性的用具，消毒都是有保障的，不要因为过去有这个问题，现在义务献血就担心，完全没有必要的。再有住医院的病人输血的问题，在96年以后全国把得很紧，至少大的医院，三级甲等这些大医院管得都很严。

　　原：您说的大概都是省级以上的医院了是吧？

　　桂：对，这些血还不是在医院抽的，现在不准医院直接抽献血员的血输给病人，不允许了，都是有中心血站。现在中心血站的设备都很好，它检测也很严格，包括乙肝、梅毒、丙肝、肝功能、艾滋病，它都做检测，这些检测都没有问题了才把血提供给医院，有的医院还做第二次，所以现在的医院输血应该讲基本上是安全的，不必有过多顾虑，输血还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手段，它过去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今后也离不开它，若干年以后没有新的方法代替输血之前，它还是一个抢救输血的病人，血液病的病人，休克的病人，各种各样的病人的一种最有效的办法，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它。

　　(音板：)

　　原：应该说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点，觉得艾滋病到目前是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但是根据您这两年对这个病的研究和认识，这种病真是没有办法治或者连抑制都不行吗？

　　桂：那不是的，现在艾滋病是没有根治的方法，但是现在有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因为这个病是由病毒引起的，如果你杀了这个病毒这个病就得到解决了，现在有十几种药物，可以在里面挑选两种三种叫鸡尾酒联合治疗法。用药期间它可以在血里面找不到这个病毒，查不出来，这个病毒破坏T4淋巴细胞，这个淋巴细胞数量可以上升，可以恢复，是有治疗方法的，但是这种治疗方法有问题，它停药之后病还会反复，所以说没有根治的方法，但是抑制的办法还是有的，你要停药它还会再来，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就长期用，但长期用又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药物对人是有毒的，有些人不能坚持下去，另一个长期下来费用很高，当然按照目前国际发展的情况这个药价在大大下降。在国外比方很有名的魔术师约翰逊，他就是HIV的感染者，他就坚持吃药，现在还没有发病，而且他还是一个实业家，赚了很多钱。所以也不能得了病就完全悲观，这不必要。另外我知道有很多公司，我们中国的公司和中医，都称他们有中药，可以提高免疫或者改善病人的症状，我们希望会找到一个通过中药可以治疗的办法。现在世界医学界都在研究，我们中国也在研究各种治疗方法，相信不久以后肯定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

　　原：是不是在我们现在的宣传上有一些偏差，当然了，我认为向广大的公民普及爱滋病的知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可以在防止艾滋病的传播上会起很大很大的作用，但是既然输血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对有关部门进行管理，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控制，是不是应该是控制艾滋病更有效的方法？

　　桂：这个确实需要政府加强在这方面的管理，在我知道现在中央对这个也很重视，国家拨了九点五个亿来加强中国对血站的建设，就是为了避免血液疾病。

　　原：这个报纸上也有报道。

　　桂：拨了九点五个亿就用在专门加强血站建设上，当然有些偏远地区和个别地区有地下血站要加强打击力度，这样相对讲，可能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原：但是在这两年中您有没有这种体会，可能光靠硬件的管理，当然硬件是非常必要的，但恐怕九点五个亿未必能解决那些官僚主义，那些短期经济行为，那些地方保护主义所带来的危害。

　　桂：是的是的，全方面工作都需要加强。现在也有基层干部对这一点可能理解还不够，在有的艾滋病流行严重的地区，还把控制传染放在发展经济之后，这可能就有点不现实了，我们当然要抓经济，但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区，大部分人都感染艾滋病的时候，还是应该把控制艾滋病放在第一位的，因为这是跟老百姓生命攸关的事情。

　　原：而且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一些农民，有些农民甚至也把它作为发家致富的途径，实际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悲的。

　　桂：是的，但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他们已经后悔莫及，现在要文楼村的人卖血，你打死他他也不会接受。

　　原：除了这些农民以外，一些地方的主要部门恐怕也要提高这方面的认识，上上下下都进行努力，才能更好的完成这项工作，是吧？

　　桂：对对。

　　原：国家投的那笔巨资也才能发挥更好的效益。非常感谢桂教授。

　　各位听众，十几年前艾滋病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医学名词，而如今它已经演变成一个经济问题，一个社会话题，文楼村作为一个典型的疫区势必将成为中国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一盏红灯引起很多人的警醒，但是生活在文楼村的村民还要继续生活下去，他们不仅仅需要同情、救助，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种平等的目光来看待他们，桂教授是他们永远的朋友，相信全国各地还会有更多的有善心的人将与他们结成朋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原杰代表责任编辑王巧玲再次感谢桂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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