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谢奕秋

　　类似如下一幕的剧情这些天在不断上演：美国副总统切尼3月20日致电韩国总统卢武铉，解释华盛顿对伊开战的决定。卢武铉告诉切尼，韩国以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为荣，他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对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的支持。

　　韩国只是美国国务院公布的30个公开支持“倒萨”的国家中的一个，这份名单上的大多数国家来自冷战时期的“东方阵营”和“第三世界”，如波兰、阿富汗等；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除了韩国，还包括澳大利亚、英国、丹麦、意大利、日本、荷兰、菲律宾、西班牙、土耳其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里没有提到以色列、科威特。

　　站队：凹显裂痕

　　战争打响后不久，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强调说，支持此次伊拉克战争的国家要比1991年那回的盟国多。这毫不奇怪。布什宣战前夕，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透露一共有45个国家支持“倒萨”，只不过有15国是在“匿名提供帮助”。为什么匿名？当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躲避国内反战民众的批评和萨达姆党羽的报复，所以，匿名国要么是国内穆斯林众多，要么就是处在伊拉克残存导弹的射程之内。推断下来，以色列除外，应该大多数是一些阿拉伯国家，真正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寥寥无几。何况这些小兄弟就是美国上一场海湾战争的战利品(均托庇于美国的海湾安全政策)，现在布什政府为了“倒萨”而寻找新的盟友，并在此过程中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实在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当然，鲍威尔出面作这一宣示，可以视为他在向联合国讨要“准战令”未果的情况下，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将功补过”的成绩单。有了这份勉强及格的成绩单，鲍威尔起码能够说自己的外交努力不全是白费劲，至少世界上有1/4的国家站在美国的一边哩。而在布什总统看来，有这么多盟国支持他“倒萨”已经足够了。日本、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西方七强”中的四强都明确支持老大哥美国，还有两强不同意甚至激烈反对，也无妨美国对付一个小小的伊拉克；只是在取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这个“门槛”上，法、俄、中三国一直没有点头，让他大失面子，以致宣战时这位三军统帅的脸憋得很难看。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最让布什感到错愕的大国领袖不是俄国的普京—那是一个柔道高手，知道如何借力使力—而是法国的希拉克和德国的施罗德，他们都曾在上届任期内参加过科索沃战争，都被战争后遗症搅得疲惫不堪，现在又要被布什拖“下水”，他们说什么都不肯。他们怕不确定因素抬高世界石油价格，怕美国控制中东石油，更怕美国打翻萨达姆就撤，把烂摊子甩给欧洲去收拾。两国的民众也一个劲儿地上街表示不同意。加上与中、俄遥相呼应，他们也乐意当这个头，对着美国、英国好好出口怨气。

　　在大西洋两岸，比利时、爱尔兰、加拿大、墨西哥等国都对美国的“先发制人”很不感冒。即使在英国，多数民众包括执政的工党内部成员也都对布莱尔的“一边倒”政策发泄了不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演说中责怪美英不应仓促发动战争。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甘寂寞，抢在普京前面说这是个“重大的错误”。在亚太地区，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表示这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再一次让世人明白了美国人的逻辑“强权即真理”。巴基斯坦官方“对战争没有被阻止感到遗憾”。即使是在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的土耳其，它的总统塞泽尔也称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军事行为是“非法”的。

　　人们要问，告别“后冷战时代”之后，西方阵营是否将因在“后9·11时代”“倒萨”问题上的“不苟同”而分裂？随着美国在反恐、称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道裂痕是否会越来越深，以致“未来的文明冲突将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发生，这有可能导致西方的终结”(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钱语)？为了防止这种可怕的前景，美国是否会遏制、分裂欧盟？如果美国真这样做，不会使库普钱的惊世预言提前“自我实现”吗？

　　分歧：从何而来？

　　对于“霸气十足的牛仔”(美国人)与“纤腰细腿的脂粉气男子”(“老欧洲人”)互相看不顺眼的新景观，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助理研究员辛本健分析说，这根源于他们在安全观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一方面，9·11事件之后，美国人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视为最主要最致命的威胁，但“老欧洲人”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眼里，美国政府热衷于搞单边主义、自私自利，不愿和欧洲分享领导地位，并且夸大了以色列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另一方面，冷战后至今，欧洲各国政府都削减或保持了较低的军事开支(约占GDP的2%)，这使得美国人认为欧洲已经单方面放弃了和美国的广泛军事合作，因而要为北约目前军事能力的薄弱负主要责任。辛本健特别指出，美国之所以拒绝欧洲国家参与2001年10月开始的阿富汗战争，就是嫌他们的军事能力过于落后，无法与美军协调行动。针对美欧之间这种“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分歧”，美国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罗伯特·卡根比喻说：一个只有一把刀子的人，可能会认为一只在森林里觅食的熊是一个可以容忍的威胁，因为可供选择的办法—只靠一把刀子杀死这只熊—实际上比伏卧在地并希望这只熊能够不咬他更加危险。然而，如果这个人有一支步枪，他对这只熊很可能会有不同的考虑：如果没有必要，那么他为什么要冒被伤害以致死亡的风险呢？当然萨达姆并不是一只孤立的熊，他的同情者无处不在，防不胜防；美国也不是一个信奉“正当防卫”的人，它的目标是要实现中东地区的民主化，一劳永逸地解决巴以问题，因而在战术谨慎的同时，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而这必然要引起世界范围内一部分穆斯林的反感，有可能导致“挺战”的欧洲国家遭受极端分子的报复，甚至有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动荡。

　　大量穆斯林移民的拥入已经把“老欧洲”变得让美国政客认不出来了。按照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奥默·塔斯皮那的计算，美国大约有500万穆斯林，不到总人口的2%，而且分布非常分散，政治上形不成合力。但在法国就不一样，法国的穆斯林总数跟美国不相上下，人口却接近法国总数的10%；而且法国拥有欧洲最大的穆斯林社团组织，是推动欧洲穆斯林组织活动的主要动力。现在，所有的穆斯林组织都由统一的“法国伊斯兰信仰委员会”管理，政治游说相当方便；法国总理拉法兰的内阁中也有两名北非裔移民，他们的存在不啻是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萌芽，是法国自信和开放的大国心态的注脚。

　　再看德国，300～500万穆斯林占到德国人口的5%，相当于英国200万穆斯林人口的两倍。在去年9月德国大选的最后时刻，刚刚获得投票权的“土耳其裔德国人”给德国现任总理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绿党联盟一臂之力，使其在经过戏剧性的一夜之后，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对基督教民主联盟来说，更坏的消息还在后面。在下一次2006年的全国大选中，将有大约100万土耳其裔德国人参加选举投票。幸好他们是来自跟以色列官方关系不错的土耳其，倘若是来自中东和北非，那可就对犹太人大不利了。

　　综合地看，法、德两国的穆斯林人数将近1000万，而犹太人加起来只有70万，对比悬殊异常。如果法、德支持美国的战争行动，将导致其国内“阿拉伯街”的气氛骤然紧张，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也会昨日重现，而这是西方各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所以就更宽泛的意义来讲，美国也不需要法、德参加对伊战争，以免两国国内的犹太人遭受无妄之灾。这与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要求以色列不理睬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类似。此次战争前，以色列警告萨达姆不要挑衅，否则将予以还击，但战争打响后，伊拉克只是朝科威特象征性地扔了一些导弹，以色列也就顺水推舟，再次将“免战牌”高高挂起。

　　战后：裂痕加深？

　　战争还在继续，决策者们已在勾画战后的世界格局。所谓世界格局，无非是极富战略思维的美国要把重心转移到何处的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告诉记者，如果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伊朗和利比亚等国家，那就证实了他的一个想法：美国早就在为通过国际油价来打击欧元作铺垫，只是欧洲国家的民众还没有真正察觉到，否则也不会出现意大利、西班牙等几个欧洲国家跟随英国发表所谓主战的“八国联合声明”。

　　王建的理由是：美国的货币霸权地位已受到欧元的威胁。美国在欧元启动仅仅两个多月后就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就是希望阻吓国际资本流向欧洲。但这只能打“软”欧元，只有打“垮”欧元才能一劳永逸。对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欧盟国家来说，能源供应短缺必然会沉重打击欧洲的经济增长，从而动摇欧元的基础。但仅仅打击伊拉克还不会造成世界石油供应的紧张。美国肯定还有其他“后招”，就是把战火烧到其他产油国家。

　　王建进一步推测：对美国打垮欧元的图谋，起码“欧盟轴心”法、德两国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会联合其他国家奋起反抗，而且很可能与阿拉伯国家联手抗美。战争的结果固然有可能以欧元解体告终，但也不能排除反而促进欧盟国家团结的前景，欧盟国家可能会以接受海湾产油国家请求保护的名义出兵海湾地区，以保护自己的石油供应，甚至会对美国实施禁运，战争的规模与范围就可能会变得难以控制，有可能会酿成世界大战。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李志宁表示无法认同王建先生的奇异推理。他说，欧洲除法、德、比不同意对伊开战外，英、西、意等欧盟十国则支持布什，主张开战。上述六国都是二战后美国的传统盟国，而且并没有一国可能与萨达姆结盟。他们之间没有“复仇主义”，没有“国社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从没有剑拔弩张，因而也从没有一丝战争阴云飘过西欧国家的上空。要从中产生新的“阵营”，似乎有点神经过敏。

　　李志宁先生还谈到，当年戴高乐上台后曾宣布北约不得指挥法国的空军和海军，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的军事机构，1967年又把北约的驻欧美军司令部和军事基地统统赶走。法国迫使北约总部从巴黎搬到了布鲁塞尔。即使当年争吵到这般地步，美国人也没有与法国人“割袍断交”，何以最近因为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在安理会对美国杯葛了几嗓子，美国就拿“先打伊拉克、后面是伊朗，可能还会扩大到利比亚”来报“私仇”呢？

　　未来：回归历史？

　　与王建浪漫主义的推理和李志宁经验主义的诠释都不同，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的程亚文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判断是，美欧在“倒萨”问题上的明显分歧，不过是美欧之间早已结构化的冲突的外化，它迟早都要发生，尽管近期不会闹得不可收拾。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美欧之间就不乏激烈的争吵，如在签订《京都议定书》、《不生产化学武器条约》、《反伤人地雷公约》等问题上大西洋两岸之间的龃龉，以及在欧洲的带头反对下、美国被驱逐出了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事实，和2001年6月布什访欧期间所遭遇到的普遍抗议。

　　9·11事件之后，欧美之间曾经有过暂时的同舟共济，法国总理希拉克甚至声援说“我们也是美国人”，然而，阿富汗反恐行动甫一结束，两者之间的裂痕又故态重萌，这无疑显示美欧之间的歧见是结构性的。而美欧分歧在伊拉克危机中的进一步凸显，则说明9·11事件并没有整体上改变世界政治生态状况，甚至还要说，此一“短期性的迫切需要”实际上从整体来讲是加速激发了历史本身就有的“隐秘的意志”并使其显性化，美欧之间本已存在的使双方南辕北辙的力量，通过此事件得到了强化和加固。

　　至于何为历史本身“隐秘的意志”，程亚文先生介绍说，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和欧洲初步形成民族国家以来，欧洲政治中始终存在着某种常规，它规范了欧洲人的国际关系观念与国际政治行为，或显或隐主宰了欧洲的自然走向。这种本能在冷战时期因为美苏对抗的需要而被压抑，今天又获得了表现的机缘，美欧分歧因此可被视作为“被压抑了的历史意志”的复活。他们的努力概括来说，就是要寻求自主与独特性，其更高目标是“复兴”欧洲的“光荣的过去”，使欧洲在当今世界重现历史影响力。

　　这种追求当然是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设想相冲突的。美国的扩张主义思想传统不仅来源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需求，同时也是来源于美国式的“天定命运”宗教性意识形态；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右翼政治甚嚣尘上的背景下，9·11事件重新激发起美利坚民族的“正义-邪恶”想像，使得美国对外政治继续保守其常规状态，除非又有重大突发事件的介入，否则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

　　程亚文先生最后说，全球政治今天正在面临两种常规状态的竞争：作为人类总体的、诉求权力多极化的“长期性的观念”在复活并期望获得更多承认，而作为局部的、美国保守自身扩张主义传统的“长期性的观念”也仍在试图主导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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