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乐雄(上海)

　　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了这样一种常见的现象，当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到了人人敬畏，在其统治范围内到处挂有他的“光辉形象”时，此人离身败名裂的下场也就不远了。一句西方格言说得好，上帝欲使一个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而遍地肖像就是疯狂的表现形式。

　　显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就属于此类现象，以领袖肖像与国土面积的比例而论，萨达姆肖像的密集度恐怕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而萨达姆如今也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领袖之一。不管今后萨达姆落个怎样的结局，他沦落到今天这样危险的地步，原因何在？对当今世界的政治家有何种启示？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原因，萨达姆是带着中世纪时代的头脑来当现代政治家的，这是他悲剧性命运的根源。

　　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古代哈里发

　　他从小在一个暴力决定一切的生活环境成长，他相信力量，不相信道德，狡诈是同一切事物打交道的基本原则。他是古典英雄主义的化身，崇拜古巴比伦国王纳布胡斯·纳斯尔、哈里发萨拉赫丁·艾尤卜，迷醉于古典式的伟大武功。他身体力行，以统一、复兴阿拉伯世界为己任。他也知道权术、阴谋、暴力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和历史上所有雄心勃勃的君主一样，只是认为自己负有复兴阿拉伯民族的伟大重任和神圣使命，权术、阴谋、暴力虽然丑恶，但却是实现伟大而神圣使命的必要手段。只要目标神圣，罪恶的手段可以原谅，尤其当达成目标后，又有谁来谴责胜利者的手段呢？此诚如马基雅维里所谓的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又是尼采所谓的“超人”理应不受任何东西束缚。何况这不是一般政治，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事业，岂能拘泥于常人遵循的道德、法律规范？这是典型的古代“枭雄型”政治家的思维方式。

　　萨达姆要模仿古代的英雄，并且付诸行动，现代世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打开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只要谈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无不充满景仰，还说什么顺应了人心和时代要求。至于统一战争和征服战争带来的血腥屠杀，比如血洗俄罗斯诸城使生灵涂炭的暴行却轻描淡写。有的教科书自以为得计，说是要对成吉思汗的功与过“一分为二”，统一蒙古部落应该肯定，而屠杀暴行应该否定。这实际上是一种貌似客观公正的拙劣的文字游戏，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伟大的武功总是同残酷的暴行血肉相连的。肯定了成吉思汗的伟业，也就肯定了他的残暴；否定他的残暴，也就否定了他的赫赫武功。“一分为二”只存在于思维的世界，决不会出现于历史和现实中。因此，对历史上一切类似成吉思汗的“伟人”的“两分法”纯粹是理想主义的梦呓，对现实和未来没有丝毫教益。

　　由于现代世界对秦始皇、成吉思汗、萨拉丁、帖木尔的事业一方面缺乏强有力的道德批判，而另一方面用庸俗化的“两分法”来肯定这些古代枭雄们“进步的一面”，从而连带地肯定了历史上他们的残暴无情。由此而导致现代社会中有天然“枭雄”情结的政治家们对之敬仰和模仿，导致这些政治家们与自己的所处时代发生严重错位，就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对产生萨达姆这样的古代枭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了古代君王的思维，便有了古代君王的所作所为。于是现代人看到了萨达姆一系列与时代错位的行为，在对内统治方面，萨达姆完全继承了中世纪专制集权统治方式，久违的古代黑暗政治一幕幕展现在人们面前，发育畸形的政治民主最终蜕变为家族统治与君臣人身依附的混合体，赤裸裸的暴力成了政治统治的惟一基础。既然是古代专制主义的政治，也就必然派生出一系列与现代政治格格不入的古代政治现象：家族内的倾轧、伴君如伴虎、个人崇拜、草菅人命等等现象。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两伊战争时，伊朗提出要萨达姆下台，作为结束两国间战争的条件，伊拉克卫生部长建议假意给予考虑，以便进一步弄清伊朗方面的意图。话音刚落，这位部长即被萨达姆的侍卫拉到会议室旁的一间房间，当场枪决。这样一种政治运作不仅被现代政治文明所不容，即使在古代社会也属于最最黑暗的政治现象。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治的本质特征和运作方式必然体现于对外政策上，一个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国内领袖必然具有想成为世界领袖的强烈愿望。专制集权制度和世界领袖欲望一旦同“伟大的使命意识”相结合，便会使人变得肆无忌惮，因为获得了“终极正义”，再残暴的行为都可以得到原谅。所以，萨达姆居然在20世纪末的文明世界里公然演起了弱肉强食、武力兼并掉一个主权国家的古代政治剧，令世界瞠目结舌。萨达姆的逻辑很简单，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需用铁与血，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是这样干的，不是令后世敬仰吗？还有古代的阿提拉、萨拉丁、成吉思汗、帖木尔等等，他们不都是权谋大师吗？他们不都是以武功成就了不朽的事业而使后人敬畏吗？攻打伊朗、并吞科威特是服从于阿拉伯统一事业的神圣目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火烧科威特大油田也是正义的，因为目标正义手段就正义。

　　这样，萨达姆成了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古代哈里发，他的政治运作方式本质上是最糟糕的一种古典政治运作方式，是不能为体现21世纪文明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原则的现代政治秩序所接受的。任何理由都不能说明萨达姆的政治行为与现代政治秩序的冲突是合理的、正当的。

　　大霸与小霸的国际政治角逐

　　美伊冲突从世界政治角度来看，是古典政治秩序与现代政治秩序的冲突，从动机的纯洁性而论，美国并非是现代文明的天使。就像人类脱胎于动物，不可避免地带着某些丑陋的动物习性进入人类社会一样，尽管美国以天下为己任，追求至善的境界。但作为超级强国，它的天然的霸权意识和霸道行为归根结底也同样属于古典社会的遗产。如果从谋求霸权的角度看，美国的聪明在于能够借助现代文明的原则来牟取自己的利益和霸权，能够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给他人带来福音。例如，它在控制了中东局势的同时解放了科威特。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儒家“王道”的客观效应，但是，“王道”的主观条件是动机的纯洁无暇，按照儒家的解释，汤武之师是怀着“解民倒悬”的纯粹善良动机发动战争取天下的(这恐怕是儒家立论的需要，未必符合事实)。这点美国显然是不够格的，它公然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不是带着“学雷锋”的动机发动海湾战争的，它也许有解民倒悬的客观效果，而无解民倒悬的主观纯动机。然而，即使具有这样的客观效果也足以使国家获得成功，这就是“假仁以霸”者在历史上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原因，也是美国成功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参谋总长施里芬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出现一次坎尼会战，必需一方要有一位汉尼拔，另一方要有一位法罗。”正是因为法罗的愚蠢，造就了汉尼拔伟大，如果遇到的是小西比阿，汉尼拔只能兵败札马。在国际政治对局中，正因为萨达姆代表的是中世纪黑暗的政治秩序，才使得怀有世界霸权动机的美国轻而易举地占据了现代文明政治秩序代表的位置，是萨达姆奉行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政策才使得美国获得“替天行道”的有利形势，并使自己处于四面楚歌的绝境。总之，是萨达姆自己对美国的霸权作了漂亮的政治包装。在这样一场大霸与小霸的国际政治角逐中，美国的聪明在于利用了萨达姆赤裸裸的暴政，给自己的霸权行径涂上令人赏心悦目的色彩，多多少少地封住了依赖于现代政治秩序的国家的嘴巴(除去主观动机不论，客观上也确有维护现代政治秩序的效果)并赢得了一些国家的支持，巧妙地利用现代政治秩序，以曲折的途径牟取霸权。萨达姆却同时代发生严重错位，不明智地以古代哈里发的面目登场，直奔霸权。这就破坏了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作为现代政治秩序的违规者，萨达姆无疑将被逐出舞台。因此，从争霸角度看，萨达姆失败是牟取霸权手段拙劣所致，从政治原理看，是萨达姆挑战现代政治秩序的失败。作为个人而言，萨达姆是一个同自己所处时代发生严重错位的悲剧人物，他应该生活在古代社会，在同冒顿单于、阿提拉、成吉思汗、萨拉丁、帖木尔等古代枭雄们的角逐中，或许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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