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 佟刚

　　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后的首次试验，也是美国对二战后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的颠覆。

　　从威慑遏制到现实遏制

　　以先制方式打击伊拉克标志着美国将实现从威慑遏制体制向现实遏制体制的转变。首先需要明确，该战略的提出是在“9·11”背景下，紧随在美俄签定战略稳定条约之后，这种时间上的顺序决定了“先发制人”在美国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特殊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发动的历次地区战争，其直接军事打击对象一直是处于欧亚大陆结合部的地区或国家，但其战略威胁对象则是欧亚大陆对其地位构成挑战的大国。

　　一方面，军事打击的理由从维护民主、人权过渡到反恐，从反恐又扩大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很巧妙地利用了大国的利益共性和威胁共性；另一方面，美国军事打击的国家都位于在战略利益或地缘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地区，也是美国在冷战后急于取得主导地位的目标体现。

　　打击对象的改变实际上使威慑遏制战略具有了很大的可操作性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欺骗性，这种现实遏制与冷战时期建立在核恐怖基础上的遏制战略不同，此次伊拉克战事更清楚地表明，它也是美国借以调整大国关系的杠杆。

　　现实遏制的5个保障因素

　　首先，石油供应与通道是美国敢于放手实施先制打击的前提保障。因为这关系到美国能否自始至终保持主导权的问题。

　　其次，必要的盟友是实施先制打击不可或缺的条件。这里的盟友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实施打击的盟友，其二是被打击对象内部的盟友。在打伊前夕，美国外交斡旋的全部实质与其说是要争取联合国授权，不如说是在争取战时盟友(尽管在打伊问题上，美国与欧洲出现了分歧，但随着战事的深入发展，弥合这种分歧的机遇也在增大。可以预计俄罗斯和法国等坚决反战的国家都将参与战后重建，这也是目前在“战斧”导弹下悄悄进行的外交的核心内容)。

　　第三，要有可以替代被打击现政权的政治力量。以伊拉克为例，25个反对派中，内部成分复杂，信仰各异。国际许多评论认为，它们尚不具备承担战后伊拉克的政治稳定的任务。但是，必须看到这样的可能性，一方面，美国决定“倒萨”伊始，反对派已经开始出现整合的迹象。加之布什政府打算利用1998年通过的《解放伊拉克法案》拨款来加强伊拉克反对派的训练和装备，各派的军事力量也会借此壮大；另一方面，按照美国意愿，战后伊拉克的政治稳定(组建民主政府)将是1-2年之后的事，在这么长的过渡期年内，扶植出一个亲美的政府并非不可能。总体上，“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改造模式应比较接近日本模式，而不是阿富汗模式。

　　第四，军事装备和情报系统的保障是实施先制打击的重要技术性因素。“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全力研发新式武器系统(例如能够摧毁地下坚固的核生化武器发射装置的常规炸弹--“炸弹之母”；小型化、高当量的核武器等)。此外，着手加强建设更准确、更可靠、更及时的对外情报部门(例如：通过足够数量的卫星网络建立起覆盖全球的多层次太空情报信息网，实现从情报搜集、目标侦察、监视、预警、定位乃至精确打击等功能)。

　　第五，优势的舆论宣传对于预热战争气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同时表明，布什政府很好地领会了美国前国务卿迪·艾奇逊的政治名言，“主张必须比事实更加清晰”，但这其实是一种国际政治理念的倒退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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