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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宾：
徐 飞(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张 瑜(清华大学团委学生素质拓中心主任)
张继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孙彩虹(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朱鹏翔(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硕士生)
刘敏华(清华大学自动系博士生)
主持人：朱煦
责任编辑：扎西顿珠
(音板：365个轮回，365个话题，365场议论风声，365场欢声笑语。每天正午1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准时登场)
主持人朱煦(以下简称“朱”)：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我是主持人朱煦。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副处长徐飞老师。您好！徐老师。还有几位同学分别是来自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同学，他们是清华大学团委学生素质拓展中心主任张瑜同学、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硕士研究生朱鹏翔同学、博士研究生刘敏华同学，还有两位女同学，她们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是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张继清，还有一位是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孙彩虹。工商管理，现在简称什么？
孙彩虹(以下简称“孙”)：MBA。
朱：大家说MBA比较明白，是工商管理硕士，如果读到了工商管理博士，应该怎么叫呢？
孙：大家开玩笑地叫“DBA”。
朱：我看前两天的报纸上又出现了什么MPA。
孙：这是公共管理学硕士。
朱：这真是越来越眼花缭乱，但是我们今天谈的既不是MBA，也不是DBA，也不是MPA，而是想关心一件什么事情呢？不久前，教育部对今年的高考制度做一些改革，一个很亮的点就是从此以后针对所有的考生。刚才，刘敏华同学有一个很通俗的说法，就是放宽了考生的年龄，你是怎么说的？
刘敏华(以下简称“刘”)：就是说上至九十九，下到会走路的都能上大学。
朱：换句话说，原来只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往一两届毕业生可以参加高考，而如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而且据媒体介绍，今年北京的高考报名确实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老考生，他想再试一把能不能考清华或者北大，而且在全国其它地方还发现岁数更大的。徐老师，您对这件事是怎么看呢？
徐飞(以下简称“徐”)：既然教育部有这样的规定，这本身就是个权利。
朱：您说这是一种权利，但是大家尤其是媒体把这个事儿吵得这么热，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徐：我觉得这是有些媒体故意炒作，其实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现在的高考扩招每年以30%递增，我不知道清华的情况，清华比人大招得多。人大以前的本科生一直是招得比较少的，去年是1180人，今年招了2300人；去年我们硕士生1400人，今年1800人，每年都是以30%往上递增。
朱：随着教育资源不断地扩充，给社会上更多的人有了这样上大学的机会，看来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国家对于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总想更大程度的得到满足，因此年龄放宽一点。刚才，刘敏华说“上到九十九”，如果九十九还有那么能够精神矍铄的人来参加高考，那肯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
(音板：为进一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增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教育部对200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作出规定，对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条件进一步放宽。其中，取消“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的限制，报考普通高校年龄、婚否不限。)
朱：随着这条规定改变以后，有人就出来说话了，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很有趣，他们就说原来教育部有规定，各高校也有自己的实施细则，那就是说在校大学生是绝对不能结婚的。因此，还有法律专家专业就母法和子法的关系认为这种规定完全是剥夺了在校生的基本权益，认为他们原来已经够了法定年龄就可以结婚了，可是现在由于有了这样的规定，他们的权益就受到损害了。所以，我想问问学哲学的张继清，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何在？
张继清(以下简称“张”)：如果法律规定公民有这个权利，那么大学生属于公民，就应该享受这个权利。
朱：比如说，20岁的大学生跟辅导员说您帮我开张结婚证明，我准备跟某某同学或者我家里的某某朋友要结婚了。
张：我认为这可以接受。
朱：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但是现在学校有这样的规定说不行，那你觉得他的权利是不是被侵害了呢？
张：我认为是他的权利侵害了，但是也并不是说这个规定放开了以后，套牢都会说在20岁的人都会跑去说老师我要结婚，我估计比例也会比较小。
朱：你认为有没有这种可能？？
张：有这种可能，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反对。
朱：不应该反对什么？
张：不应该反对他们结婚。如果是法律规定，我是同意法律专家的意见；如果法律规定公民有这样的权利的话，大学生就不应该排除在享有权利这个群体之外。任何人都不要打着保护他们的旗号来限制他们。他享受、承担对国家、社会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以外，他承担的权利应该和大家平等的。
朱：孙彩虹，你觉得呢？
孙：我觉得差不多，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家长和学校应该给予必要的引导，因为小孩儿还是想得不够多嘛。
朱：20岁，还算小孩儿？都已经成年了。
孙：对于我现在来讲，20岁是小孩儿。就像社会上20岁他想结婚，是不是也应该有家长或者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辅导和限制呢？
朱：我理解，是不是在张继清叙述她的观点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她是从法律意义上说的应该是不反对，但是现实层面上，我听了你的意思是说好像这事儿就不太被支持呢？
孙：我觉得可以接受，但20岁学校也不可能让他想结就结。
张：看来，她同意我的基本观点。但是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应该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并且在引导的基础上再加以规范。我觉得大学生和社会上的也没有多大区别。
朱：但是，这个问题在有此的规定上是不是很合理？我接下来想听听朱翔祥同学的意见。
朱翔祥(以下简称：朱1)：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的法律做为一个普视性的规定，在社会上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具体根据行业部门的不一样，像军队、政府机关对于结婚年龄都有具体的规定，通常作为你这个部门的人承担相应的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有相应肩负的义务。同样，我想大学生也是这样的，我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规定放开了，有人要结婚或者他结婚了，对于我来看我不会觉得有任何奇怪，这一现象本身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如果我有一个妹妹或者是一个弟弟，他要20岁结婚的时候我会努力去劝告他，这样样子不好。
朱：挺着急？
朱1：对，这样做不好。我想，在坐的这几位可能都有类似的想法。
朱：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谈论一个概念或者说大的一般性的问题的时候都比较超脱，但是具体到自己身上或者离自己很近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问题还要细细地琢磨一下。
徐老师，我觉得您对这个规定本身的由来可能比在坐的同学了解得更多一些。据我了解，关于在校大学生的结婚这一问题的有关规定很早就有了，而不是现在才有。
徐：很早就有了。
朱：制定这个规定的初衷是什么呢？
徐：就像刚才几位同学说的，咱们大学生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而且我们的高校和国外的高校没有什么太多的可比性。我们的大学以前完全是公费的，包括分配你的时候连行业都不能跨。现在大家觉得高校收费了，但是这些学费和国外大学相比是象征性的，包括住宿费也是象征性的。像现在清华也有几个同学暂时休学经商，现在国家也鼓励这样。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说学生不可以经商，为什么就不让学生经商呢？这得有个环境问题，比如不能在我宿舍经商。你说我交了住宿费，但这只是象征性的，并不是太高的。现在学生的住宿费人大每人一年是50——还是550元。
朱：清华多少？
朱1：清华相当于每天一块钱。
朱：一年才300多块钱。
徐：所以，我想大学里的学生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国家的目的还是想这些人尽快能够成才。
朱：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学习上，专心读书。刘敏华你同意吗？
刘：我想还是从法律先说起吧。在法律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因然权利，一个是实然权利。实际上，刚才朱鹏翔所说的因然权利指的可能就是普视性，也是在法律上对所有公民都要规定的东西，但是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未必就能实现，这正如前面我们国家修改《婚姻法》的时候谈到的问题，山沟里的《婚姻法》和城市里的《婚姻法》是不是一样？所以，我想刚才张瑜说的这一点我还是挺赞同的，就是说我们所处的一群对象是受教育的群体，它有它的特殊性。我想对这样的群体看，因为我作了很长时间的学生辅导员，我想如果说从学生这个角度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我想说一下有些家长的想法。有很多家长他们写信到学生处或者学生科，表达这样的想法：他们对孩子很不放心。前些日子还在父母的羽翼之下，孩子一下子来到广阔的大学。
朱：他们像自由的小鸟一样，自由度很大。
刘：对，对。他们特别希望得到学校里的老师、学长们对他们的关怀。实际上，家长也许有过于担忧的一部分因素在里面，但是这也表明了很多可能刚来到大学的同学，特别是本科阶段的同学，可能在这方面还显得很不成熟。
朱：确实也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
刘：对，对。
朱：刚才刘敏华说得很具体，直到今天我们的家长实际还是很担心，甚至说可能比以往更担心。如果50年代孩子出来读书可能家长不会写这种的信或者说不会想我们家孩子读了书会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却有了这样的。因此，我是感觉到当我们在关心在校大学生这个群体的时候，是不是把他们具体的权利，包括能不能结婚这件事情放大了以后，整个社会包括网上、报上在写，甚至广播电视上也都在说，意思就是说要还他们这种权利，我觉得是不是太有必要或者太重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音板：每个新生告别中学进入大学教育的第一课里，都有“不准在校大学生结婚”的内容。199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这样的表述：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并且被退学的学生，均不得申请复学。因此，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大学的布告栏里，都贴出过因为擅自结婚而被退学的“处分文件”。因为有关“不准在校大学生结婚”的规定在很多高校里，只针对本科生，而对研究生已经有很多变通的途径。但是，从今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取消了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限制。有关专家认为，随着这一新制度的出台，“妈妈考生”、“爷爷考生”以及大龄考生入学后，都会对这样的规定提出挑战，这是调整的现实要求。)
朱：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坐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听到在坐的几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比较明确：张继清认为如果他有这种权利，当然要尊重，但是接下来几位同学认为权利是应该尊重的，但是到权利具体实现的时候，就有很多特殊性了。比如说，特殊阶段，还有就是我弟我妹等等。(大家笑)
我觉得这点是很实事求是的，我想学校也好、家长也好、社会也好，对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种规定放开了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也是不无担忧的。我要说的是什么呢？除了担忧这一点问题，其实我们对于今天的大学生多少的了解呢？这好像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甚至包括你们家里有大学生，你是不是很了解大学生，可能他只了解他们家里的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去上学一个学期给家里打个电话，写一两封信也就罢了，大学生在大学到底是怎么样的？据说，和过去相比，现在大学里的大学生也确确实实比较热闹。咱们别比远了，十前年或者十几年前的大学就和现在大不一样了。除了大学都继续学习以外，象清华的同学还保持比较好，晚自习占教室、占座位，多数学生还是保留了这么良好的传统。
朱：学习的认真一直是清华的传统，但是清华也和八十年代风雷初动年代的很多影子也已经看不到了，也有很多大学生是从理想主义一步一步向现实，有人用了“滑落：这个词来描述，但是我觉得这很难从一个精神或者现实的意义来考虑这是进步还是倒退。这个问题你很难评价，但是毫无疑问大学生是更适于现代社会。
朱：因为大学生生活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我们校园的门不再像以前关得那么紧了，校园内的设施也比原来要多元化了。
徐老师是哪年上的本科？
徐：1982年。
朱：1982—1986年？
徐：对。
朱：那时的人大除发教室、图书馆、实验室，还有什么设施？
徐：基本没有。
朱：除了食堂。
徐：食堂也是算不上食堂。我来的时候，人大的很多地方被人占了，食堂就是一般的平房，里边没有吃饭的地方，都是买完饭蹲在外面地上吃，如果遇到刮风的天气，很惨的。
朱：现在，大学校园里光是海报介绍的电影、录像以及各种活动，校内的些措施能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基本不用出校门很多的事情都解决了呢？
徐：现在，商店、邮局、银行这些都有。
朱：所以，我想听听张继清你所了解的本科生一天的生活大多数人是怎样度过的呢？
张：现在本科生他们的学习劲头跟我们当年差不多，大家都在为将来着想。
朱：你说的当年是什么时候？
张：我是1991届的。
朱：也是十年了，那就有可比性。
张：到了北京这种特殊的环境，一来就能感受到一种紧张感，所以进了大学校门就在为我大学毕业以后我的出路着想。我学的是哲学，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专业比较冷僻，大家都说我就业困难，当时也拼命的学各种各样时髦的或者实用的，多填补一些知识，想经后多点技能。我也问过一些现在的学生，他们还是这样，还是像我们当年的学习情况一样，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我跟我特别小的小师妹谈的时候，我问她以后打算怎么办啊？因为我在20岁、30岁的时候就把40岁、50岁、60岁打算，甚至怎么死的问题也都考虑了一遍，但是她说我考虑不了那么远。
朱：这是不是和学哲学有关系啊？
张：我觉得和我们70年代出生的那些人有关系，我们可能还处于中间状态，不像80年代大学生这么理想主义，也不像现代的大学生活得那么现实，完全生活在现实当中，可能是特殊的过度状态。她就说我两年后的事情我还没考虑到，我说我连怎么死都考虑到了，但是她们知道今天该做什么。
朱：学自动化的同学呢？刘敏华，你们俩年代差不多吗？
刘：我也是出生于70年代。
朱：上学呢？
刘：我比她晚了四年，我是1995年入学。从我们入学那年来看，至少在清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一年学校的计算机马上就发展起来了。比如，视窗95系统就是从那年开始的，后来明显发现学校人际对话的氛围，很快就变成人机对话的氛围，现在平均下来可以说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有一台计算机，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可能在清华特殊一些吧，但是我想在社会里也正在流行起来，可能在大学校园这种流行趋势更明显一些。那么，这种人际对话被人机对话所代替实际就表明了大学生一方面在渴求交流，但另一方面又在交流中谨慎、小心地把自己包裹起来，因为人际交流之间不需要付出平常人际交流要付出的代价。
朱：这好像有点回避现实。
刘：对。
朱：在大家看来，这样的变化尤其搞学生素质拓展研究的，可能对学生的整体情况可能研究得更多一些，特别是本身在学生中了解问题。我们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这一群人在这个阶段。他们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或者希望其它群体来关心的，或者他们觉得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很困惑的，从你在清华做团委这项工作来看，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张瑜(以下简称“张1”)：我觉得做团的工作，也需要及时了解同学们的心理状况、个人需求，必须的的放失。我们经常也做一些调研，近来我们感觉在学校有几个热点问题：现在的大学生可以说个人成才、自我实现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了，在大学期间社会对学生的宽容度、选择余地也更大了，所以说越来越多的学生要面临更多由自己做出的选择。在清华，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比如出国、创业这都要和本职专业的学习发生矛盾，以前的大学生安心学习就可以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而现在大学生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诱惑。
朱：这既是诱惑又是机会。
张1：对。这也是机遇，接踵而来。自然而然，有些同学就出现了各种各样选择的困惑。在一个奋斗目标中，遇到挫折不能承受的情况也有，所以我们团队工作更加需要深入到同学们的心里中去，可能不光是指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教育的问题了。
朱：也要解决一些现实问题。那么他们作为学生一些具体的行为，面对很多选择，ABCD他不知道怎么选、去求助于什么？或者他通过什么把自己的困惑缓释掉？
张1：据我的了解，同学们面临这种选择，反正自我寻找答案的主动性更加了。我们学校团委的学生素质拓展中心的素质拓展活动而言，简单地说就是同学向我们提出项目的创意、策划，我们给予指导和奖金的支持。爱来，有很多活动是关于心理的、出国留学问题、创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同学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朱：这三个问题比较突出。
张1：对，我们把心理老师请过来进行训练，把出国留学的一些成功者，或者什么新东方的老师请到这里进行交流；创业的就是把一些创业成功的学长、师哥师姐请过来，这样的活动我们也支持，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交流，也许是沟通也许是碰撞，使他们能够自我思考，做出自己正确的、适合自己的选择。
(音板：南京音乐台《零点有约》一期有关在校大学生该不该有结婚的权利讨论的节目中，参加讨论的老师和学生认为，有没有结婚的权利和有这个权利去不去用完全是两码事。其实在初涉人事的现代大学生当中，“结婚恐惧症”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既使校方放开在校学生不许结婚的规定，学生们一往无前地大量结婚的现象也不大可能出现。家长和学校也许确实担心的多了一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多彩的校园，欢迎您继续收听。)
朱：作为家长或者社会来讲，认为学生还是在学校里，学校应该做更多工作。对此，这样的要求，您是怎么看的？
徐：我把规则给你贯彻下去，也有的班主任也有团的工作来分管你，这些规则是要分管的人传达下去的。比如过五一了，要放长假了，我要通知你，学生要出去郊游要出去玩，你要注意安全，通知班长口头传达一下你要传达，这些事先我都做到了，但是万一你不遵守规则，到处乱跑出事了，我觉得像这种事情有些问题应该社会化一下。
朱：您觉得应该社会就应该由社会来负一下。
徐：从学校来说，对学生已经负到责任了。行文也好，条文也好，通过系里开全班也好，已经都通知到了要注意安全，而且不能说单独一个人爬山去，尤其是很危险的地方。
朱：在坐的同学对咱们学生管理部门的负责老师的这种看法，你们能理解吗？
合：支持，理解。
刘：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道理。在工商管理里面企业是有边界的，企业有核心竞争能力；对于学校的管理来说也是一样的，学校也应该有一个边界。
朱：但是我们如何面对家长对学校的期望和要求，或者说社会对学校的一种期望和要求呢？
刘：我是这么理解的，我对学校的期望，我不可能站在家长的位置上，因为我不是家长。但我觉得学校应该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引导，就是说它应该有一个楷模或者榜样，精神上的感召来引导你的学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样的方向是正确的。比如说，清华对学生的培养方式大概有三个方向：治国之才，兴业之将，学术大师，这些基本上涵盖了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和学术研究这三个方向，每个学校都应该有自己对学生培养模式的考虑。二是在培养模式的方向上能够提供足够的舞台。这一点我觉得清华是做得非常出色的，我们自己在做光纤项目的时候本身就得到学校各种各样的资助包括资金上的资助。
朱：作为学生具体个体的品德修养和他自己行为的自律如何来进行引导、启发、制约呢？
刘：在这个年代里，单纯地凭借说教的力量已经非常苍白了。
朱：这还有没有可为之处？除了你刚才讲的从大的方面要给他们一个方向，有没有更具体的呢？
刘：我觉得应该是强调学生的自省。
朱：张继清，你认为这也是靠悟吗？
张：不是，确实每个都有年轻的时候，从年轻走过来的。有时候在反省走过大学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面从父母的身边走出来在外面学习、生存，可能基本生活需要是能满足，就是有一个心理的煎熬过程、心灵历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在引导学生方面应该提供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这些方面应该很有作为，不只是应该把大家书本知识学好了，合格了你毕业了，学费也交了就行了，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不管怎么样，首先应该尊重学生作为个体的权利，不要打着一个保护的旗号之类去约束学生，造成人身自由。
朱：如果学生有一些在一般人眼里看起来比较极端的行为，比如自己出去同居了。
张：对，他在学校同居了，他不在学校还是会同居。
朱：孙彩虹，你觉得呢？
张：不要做那么多硬性规定。其实，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自己基本的辨别能力，他知道什么是好坏，毕竟他受教育这么多年了。反过来，我觉得你越压他，他越发形成一种反弹。就像放开结婚这个问题，我们做个假设：如果放开了以后，大家都去结婚，还是那些该结的那些都结了，不该结的不结；要是你不放开了，那些不该结婚的还是去做一些什么，他变相地去结。我觉得适当的引导，不要太压制了。
朱：你这个适当的引导，是引导什么呢？
孙：还有别的选择。
张：你告诉他结了婚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但是听不听是他的事。
朱：但我听着好像告诉他有什么不好的或者负面的结果以后，实际上你还是规劝他。
张：对呀！我觉得别人可以规劝我，但是我听不听是我的事儿。
朱：那你觉得这种规劝还是很重要的？
张：对。我觉得别人强迫我做一些事情之后，我很反感；如果他劝我的话，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吸收能力，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就会想这件事确实坏，我为什么要做呢？我可能会进一步地考虑一下。
朱：按你的说法就是换一种角度，不要说这件事情是不行的，告诉他这件事的好与坏就行。
张：对。主要是考虑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其实这就是后果你愿不愿意承担的问题。
朱：你们学工的同学，听她们两位学文同学的描述，有些什么想法？
孙：不，我不是学文的，是学工的。
朱：孙彩虹，我听着怎么觉得您跟张继清一样。
孙：这可能我是在文科院校长期熏陶的结果。我觉得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你就是稀缺，你压着它就会产生市场需求嘛。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一样，你越压它越容易产生反弹。
张：刚才这俩位女同学谈到你越要我怎么样我越不怎么样，这种冲突的解决，如何解决得更为平滑一些，不让被教育者也好，受教育者的主体也好，让他们的主体意识有更大的发挥呢？。
孙：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事情本身在发生变化。比如说，现在提出来允许那些结了婚的人来报考大学，这肯定在一定意义上就改变了传统大学的性质。传统大学就是学院式的，因为我们现在渐渐的在提倡大学校园要向社会敞开。过去，大部分人理解的大学生活、大学之类的都是一个围墙围起来的，一帮学生就像僧侣一般的作息非常规律。但是现在的现状地是大学的校门慢慢向社会敞开，学生日渐关心这个社会，而且逐渐参与社会生活，而且现在随着新规定的出现，可能报考的人的数量不多，但是它显示了未来发展方向。就说整个社会，整个大学和社会的界线在慢慢消失，整个教育就社会化了，相对集中学习的方式慢慢地消失了。由于远程教育的出现，可能以后的大学只是在人们想起来的怀念时的一种淡淡的影子。我们曾经这么美好过，曾经在大学生活中度过非常美好的时光，但是以后可能很难找到这种大学，也许还有人会选择上大学，但这已经是多元化中的一种选择，大部分的选择可以是个体式的，我自学或者远程教育是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学习，那么我学习的内容可能也不是现在你大学告诉我应该学这些，而我去学这些，对不对？那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学习，整个学习就是社会化，一种学习性社会下在在形成，所以我现在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在说校园生活还是像以前那样，大学生应该这样管理，我觉得我们的眼光应该面向未来。
国家出台这个新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教育面，让更多的人有学习的机会，但是它反映了一种未来的趋势，就说整个大学校园和社会在溶合。所以我们今天在说我们要管理啊！要怎么样引导啊！这些可能都是纸上谈兵，因为这个社会越来越强调学习，但是学习的内容和以前不一样、方式不一样，它更强调的是个体的学习能力，是吧？
朱：对。
孙：它更强调的是个体自我教育，对吧？至于方式你要自己选择：校园还是远程教育？
朱：根据你的说，我想再发挥一下。我想这先得跟徐老师说一下，因徐老师一直在哲学系，本身的课一点都没放松，专业一点都没有放，但我想学生工作这一块儿你可能真得放一放了，因为张继清为我们构思了一个美好的前景。
我想她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大学社会化的过程不断、充分地发展的时候，当大学的围墙和校门更敞开的时候，当社会和大学内部矛盾的交融更加深刻的时候，我们原来大学生的这个概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原来设想包括一年级教你什么，二年级教你什么，三年级、四年级就放开一点等要求可能都要发生很根本的变化。但是，我也在想，毕竟我们刚刚迈入21世纪，我们的路也刚刚开始，很多以前的问题还在继续的发生，以前的问题和今天的问题还在不断地交融，使我想到前几天看到的新闻，听听徐老师的评价。《北京晚报》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有一个人利用网络进行色情的媒介，而掉进去的人当中硕士、博士高学历的人非常之多。后来，这些人也是追悔莫及，因为他们触犯了刑律，应该社会对他进行处理。这就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高素质的人才在这样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上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是不是反过来反映他在接受整个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可能缺了点儿什么东西？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徐：张继清刚才说未来大学社会化，这一点都不假，但是大学社会化学校还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比如说，国内每个学校之间的特点都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和国外的大学风格也都不一样。既然学校有它自己的风格，它有它的特点，另外还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定。不管多大年龄，放开了年龄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学校，不管多么社会化，后勤、食堂、医务都社会化，但是有些基本的还得遵守，就像现在说的底线概念是一样的。底线不能突破，总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我可以把规则给你，这个规则我不是说必须让你这么做，我们也做了解释，但是我可以把规则放在其它活动、其它教育当中，让你去遵守、引导你。总而言之，规则必须还得有，底线还不能突破。
朱：规则有，而且还必须执行。
徐：就看你怎么执行？还有刚才说到的研究生教育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薄弱环节。以前研究生比较少，本科生多：现在研究生招得比较多了，不知道清华每年招多少？
张：基本上是1：1。
徐：1：1是吧？人大现在基本也达到了这个数——1：1。以前包括学生会、团委的活动主要都是本科生在做，现在也有这个问题，研究生这方面的工作还是个薄弱环节。人大现在也在考虑怎么把这块儿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很多人觉得研究生层次很高了，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当然有些东西也不完全是这样。
朱：就像刚才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其实也反映出来很令人担忧。在思想教育方面，原来学生处和团委应该是两个最方面主要的部门，相互配合在一起，然后和各系的辅导员、各系有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还有团委支书记等这样一个整体的网络来开展工作，现在这种模式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徐：现在这也没什么变化。
朱：从工作的重点来说呢？
徐：团委的工作重点是主要从事一些活动，在活动中来教育、培养学生；学生处围绕思想教育主要更多地侧重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
朱：这就说管理工作更多一些，而真正地实施教育性、引导性的工作主要还在团委。
徐：在团委。
朱：您作为这样部门的负责人，以本科生为例，最让您头疼的是什么事情？
徐：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头疼的。
朱：为什么？
徐：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像以前，有些规定就必须硬要执行，尤其是一些强制性的规定可能导致不太好管理。我觉得现在有些东西该告诉他的就告诉他，让他自己选择，最多做些引导。
朱：但是，有人说大学生很活跃，刚才我记得刘敏华讲到从经历了初中、高中以后，高考整个历程管得很死，家长就在跟前。因此，把他们一下放到大学以后，就像小鸟儿出了笼似的。刚才您说我们现在更多地引导，告诉他们，至于学生怎么做就更多地靠你的自觉，要是自觉性不够呢？现在社会上的诱惑又那么多，象这样的问题存不存在叼？学生受社会的影响？
徐：有还是有，因为我以前做过团的工作，也当过班主任。我主张就是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这么跟学生这么交待，你在规则范围之内，当然规则都有一定灵活性，不是特别死，不像自然科学、经济上的误差是多少，差多了不行。人文方面，它的灵活性比较大的，我要告诉他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不管你，但你不能太过分了。
朱：比如规定住在宿舍里，他没住在宿舍里就住在外面去了。您觉得这个问题？
徐：这个不管。
朱：这个超出规则了没有？
张：其实有些东西就不好管。
徐：其实，面对有些问题不能说学校什么都能管，也管不了。校外的发生的好多事就应该让社会来管。比如说，你在校外骑车撞了人，你也找系里管学生工作的书记，我根本管不着；因为这件不是发生在在我学校范围之内，你在马路上撞人有警察。这应该问题是社会来管，我管不了，学校主要是负责学生期间的学习。
朱：您是否认为这也是我们调整学生工作的管理职责范围的很重要的调整？
徐：对，有些应该调整。
朱：以前的高校恨不得什么都管。
徐：以前的高校什么都有。有人开玩笑地说：生老病死什么都有，就差火葬场没有。
(音板：快快拿起电话，快快找末电脑，告诉我您的观点、您的话题、您的困惑、您的感受。热线电话：010-66092330，网址：www.sina.com.cn)
朱：在这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当然不能谈到很多存在于高校教育当中，特别是大学特殊人群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我们作为社会也好、家长也好，应该更多地从哪个角度去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在节目中毕竟也涉及到了一些问题。不管张继清从哲学的角度还是刘敏华既是当过学生又当过班主任，现在还在不断地做学生工作，看起来非常年轻，但是感觉很老沉，还有我们徐老师这样长期在学生工作的第一线，在人民大学这样的大学里做这项工作都带来了非常多的信息，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也很想听听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面对你们的同龄人和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你们有什么希望？清华团委学生素质拓展中心的张瑜，你来说说。
张1：从团委这个角度出发，我希望我们学生管理工作者包括我们团的干部能够更多的与同学交流，了解同学的需要，使我们的工作能够真正做到满足同学发展的需要。
朱：孙彩虹呢？
孙：我觉得当然是要跟老师沟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孩也挺有主见的，自己多看看、多想想，听听别人的劝自己思考思考，我觉得挺有用的。
朱：嗯！一句大俗话是：“听人劝，吃饱饭。”
孙：学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
朱：朱鹏翔非常诗情画意，刚才已经有同学评价了，最后你对年龄人或者同学有什么话想说？
朱：在现实的大潮越来越冲击学校的时候，刚才人大的同学从新的视角已经描述了未来的大学，但是我还是相信像清华、人大都会是所有中学生心目中闪烁的名字。我还是很怀念我们很早以前很老的清华人，他对于人格魅力的提升。我想现在大家对清华大学的尊重可能更多意义上来自他的毕业生，对于现在里面成功触手可及的逼近，但是我还是很怀念以前人格意义上的魅力，就像从我们清华毕业的朝宇先生，在临终的时候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的时候，还能很自豪的说：我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3级学生。
朱：张继清。
张：我觉得成长的过程要受好多好多罪，但是生活本身的过程值得你受这些罪，因为生活本身是美好的。在年轻的时候，很多困惑大家都面临过，经常跟你身边的同学交谈一下，跟过来人交谈一下，学会和周围的人交流，从中能够受到启发。
朱：你用的是罪，我想把你的“罪”换成“苦”。
张：对。
朱：因为苦过了就是甜。刘敏华呢？
刘：在这儿，我想用一句八十年代初的诗，简短地用其中的两句供大家共鸣：“我是鹰，云中有志；我是马，背上有鞍。”我希望广大的朋友能够像鹰、像马一样驰骋千里。
朱：“天生我才必有用。”很自信。
朱：徐老师，听了这么多同学的肺腑之言，您想对听从朋友说点什么？
徐：现在的学生自主能力都比较强，在自力自强的同时，还应该有些自尊和良知。
朱：要自觉，对自己要有所控制。
徐：要有自学的意识，这样的话我们的规则就可以很地贯彻下去。
朱：我想徐老师强调自主能力比较强，这也是在对家长说的。家长尽可能地放心，今天的孩子其实懂事多了，能把很多事情做得很好。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信的《午间一小时》节目，在这里主持人朱煦代表责任编辑扎西顿珠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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