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史柏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

　　赵学勤(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陈恩显(石景山黄庄小学校长)

　　易本耀(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

　　主持：原 杰

　　责编：王 玲

　　主持人原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我是主持人原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让孩子们的课桌不再漂泊，下面先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嘉宾。

　　王：我叫王春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原：据王春光副研究员讲他从92年就开始关注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有很独到的见解。

　　史：我叫史柏年，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

　　原：史柏年教授不光是关注这件事情，而且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史：从去年开始，我们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进行了一些培训，我想这样的工作对学校对孩子是一个帮助，对学校老师也是提高。

　　原：赵学勤是北京教育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您这儿好像有一个国际项目。

　　赵：对，去年我们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搞了这样一个课题，就是流动人口子女非正规的基础问题研究，这个研究到现在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原：我想您可以先对我们在场的孩子做一些调查。现场还有两位是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

　　陈：我是石景山黄庄小学的校长，叫陈恩显。

　　易：我叫易本耀，是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

　　原：他的妻子李素梅也跟他一起创办了这所学校。

　　易：是李素梅创办的，后来我来帮忙。

　　原：另外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还有一些家长和他们的孩子们。

　　(音板：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有一种专门接收流动人口子女的学校，人们称为“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没有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批，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办学者租来简陋的民房、废旧的仓库、厂房作为校舍。教学设备差，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但是，生源却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请听《午间一小时》今天的话题《让孩子们的课桌不再漂泊》。)

　　原：谈谈你们的孩子在北京上学的情况好吗？

　　家长1：我叫马秀珍，我的孩子从一年级就在北京上，到后来就因条件不好就转到了黄庄学校。

　　原：刚开始到北京，为孩子上学的事情发过愁吗？

　　家长1：发过愁，我们俩都在这儿回不了家，我家人又有病，我在这里上班家里没人管他怕影响他的学习，这个学校比较便宜，就转入这个学校了。

　　原：您刚才说他上过公立小学是吧？

　　家长1：是。

　　原：上公立小学便宜吗？

　　家长1：不便宜，还有借读费、赞助费，还要交很多学杂费。

　　原：大概需要多少钱？咱们光说赞助费吧。

　　家长1：赞助费两千块钱一年。

　　原：一年两千块？

　　家长1：借读费好像是480元，还有好多乱七八糟的费用说不清。后来实在负担不起转入了这所学校，因为这里比较便宜，各方面条件比老家还强一点。

　　原：便宜到什么程度？

　　家长1：现在一学期是三百多块钱，特别感谢这个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原：别的孩子呢？也说说你们孩子在北京求学的经历。

　　家长2：我是董琴的叔叔，我家姐弟四个，总共在北京有八个孩子，有七个孩子上学，有两个是上公立学校，其他几个家里收入不怎么样，私立学校收的学费比较低，而公立学校去游玩什么的一下就要花一百多，咱们打工挣钱也不容易。

　　原：那现在上这种打工子弟学校除了它的便宜还有没有别的优点？

　　家长3：我想就这件事儿说一下，我的孩子刚到北京许多条件也不具备，就近找个学校读吧，后来发现孩子在学校虽然环境比周围的学校简陋了点，但是风气比较正，学生们认真学，老师认真教。再一个我考虑到什么呢？有这些钱我是不是应该给孩子配备一些硬件，像电脑什么的。我本身也是教育出身，孩子到公立学校跟北京孩子在一起，他一学期的学费都够不上北京的孩子买一双好鞋，这样他有一种自卑的心理，不利于他发展，我一再强调像爱迪生失学了他也能培养出来，你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是很重要的，基于这一点，学校也在逐渐培养师资力量，包括到别的院校对老师进行正规培训。当然很多教学设施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他们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场地设施几乎为零，做操的时候后面的学生都要靠着墙。

　　原：但是您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

　　家长3：对。

　　原：您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1：对。我就是这么对孩子说的，我说你能够坚持到2008年你也是北京的主人，见到外国人也可以随便聊，没什么，首先要有健康的心态。

　　原：孩子，家长都愿意往学校送，所以就搞起了学校，我想问问这两位校长，你们的学校是怎么样的状况能让这么多孩子和家长看中你们？

　　易：学校不是本来就有的，它是有了需要才有学校，不是有了学校才有学生，是有学生需要才创立学校。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李素梅，她兄妹多——

　　(音板：李素梅原是河南息县的一位民办教师，1994年到北京打工。几位亲戚因为交不起送孩子进公立学校读书的高额赞助费，就请她来教孩子。于是，李素梅在北京郊区的菜地里办起一所窝棚学校，第一批只有9个学生，而7年后的今天，在校生已超过2000人。可是背着“非法办学”的包袱，学校始终没有固定的校舍，当前又面临着第四次搬迁。)

　　原：从小到大整个过程您觉得发展得顺利吗？

　　易：步步有坎坷。

　　原：今天时间有限，您给我讲几步坎坷。

　　易：最典型的是97年，我们从97年的4月21日到8月20日，四个月中三迁校址。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就像孩子和家长选择这种学校一样，学校也非常无奈。

　　家长3：我想替易校长说两句——

　　易：过去的事情不再想，谈起吉它打个场。

　　原：您不谈我想听他谈谈。

　　家长3：易校长为了这个学校是勇往直前，鞠躬尽瘁，现在从鞠躬尽瘁变成了心力交瘁，事无巨细各方面要考虑，所以学校要迁，我了解得比较清楚的是六日包括晚上迁，不能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一年迁三次校址那是什么概念，学校居无定所对老师各方面压力都有。

　　原：黄庄学校也是这样吗？

　　陈：也是这样。

　　原：谈谈您这所学校的情况。

　　陈：我98年到北京来，本来是来玩的，我到易校长学校去，他是我同学，我找他借书，吃住也在他那所学校，由于学校校舍的问题他拒绝了三百多个孩子。我很奇怪，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就是我们老家农村，尽管经济不发达，但孩子失学的现象已经很少，北京是一座大城市，上学还那么困难，我就骑着自行车绕北京考察了一个半月。98年的时候学校很少，你到菜市场，到菜地里，大杂院里可以看到好多没上学的孩子，心里也很心疼，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是穷人的孩子，看到这些孩子交不起学费，上学都困难就产生了办学的愿望，在易校长、亲戚朋友的资助下我98年8月份创办了黄庄小学，学校的发展是很快的，98年8月创办时才100多个孩子，现在已经达到1370多名孩子。考虑到办学的压力和学生家长的要求，又和别人一起办了另外两所学校。

　　原：您这还是连锁的。

　　陈：没办法，这些流动人口需要这样的学校。

　　原：需求量非常非常大。

　　(音板：我国法律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凡达到学龄的儿童以及青少年，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接受教育的义务，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也不例外。尽管打工子弟学校受到城市流动人口的欢迎，并像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增长，但从现行的教育体制来说，它却并不合法。问题出在哪里？请您继续关注《午间一小时》今天的话题《让孩子们的课桌不再漂泊》。)

　　原：刚才家长和校长们都谈了求学和办学的艰难经历，现在我很想听听专家的看法。

　　史：刚才他们讲的实际是一个社会现象，在都市化进程很快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里来，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他们子女教育问题也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由于转型比较快，有些政策还跟不上，再加上人们的一些观念，就出现了这类学校，它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照理说我们北京应该说是教育水平很高，教育力量很强，你来个几万外来人口子女应该说可以消化掉，能够进公立学校，而且现在城市都是一胎化，中小学阶段的生源也不足，应该能够解决。但是为什么没有解决，而这类学校越办越兴旺？据我们调查在北京大概有二百所左右这样的学校，就读的孩子也有几万了。这个现象怎么出现的？刚才校长也说了，一个原因是经济上的考虑，这类学校收费比较低，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它属于贫民教育，适合这些家庭的经济条件。还有一个，刚才那位家长说了，为什么孩子要在这类学校里，其实我看这个家长现在经济水平也好些了，他可能现在也有这样的能力把孩子送到公办学校里，但是没有，因为这些学校里的氛围，大家都来自各地农村，孩子们互相之间，从学校、校长、教师对这些孩子也是一视同仁，没有什么歧视，在这些学校就读对孩子的心理成长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我想现在公办学校实际从教育部也提出来，流入地的政府要把这块管起来，流入地的一些公办中小学要作为吸收这些学生就读的主渠道。但是它现在没有发挥主渠道的作用，为什么呢？从管理上来没有跟上，，这些学生没有被纳入流入地教育系统的考评指标里面去，当地孩子的升学率跟老师的各项考凭是挂好钩的，外地孩子无所谓，因此他对这些孩子关注恐怕就要差一点。

　　原：除了史教授讲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咱们还可以讨论，是不是有了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还有黄庄学校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史：这类学校也有它的弱点，也有它的局限，刚才也讲了设施很差，设备跟不上，校园也比较差，如果到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出来，门口就是一个垃圾堆，每天孩子们就从这个垃圾堆旁进进出出，实际上办学条件很差。

　　王：我想插一句话，首先我对两位校长表示敬佩，为什么这么讲？教育是每个人，尤其是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权利，我们搞社会性研究很重视教育在消除社会不平等这方面的作用，这些人，这些小孩到了城里如果没有受教育也可能会造成以后不仅仅是他们找不到工作，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平等。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我98年去法国，了解温州人在法国的情况，我先了解他们大人的情况怎么样，后来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小孩，16岁以下的小孩在法国能够享受到跟当地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权利，根本没有任何差别，不管这些小孩有没有合法的身份都能享受到这个待遇。我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法国教育机构的学者，他们给我一个很大的观念，就是对法国社会来讲，这些人来了就不会走，教育是最好融入的渠道，我们现在如果不让他们受教育的话，以后还是我们国家要管起来，他们失业怎么办？他们犯罪怎么办？不是他本人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他是从这种理念，这么高的角度来看待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变化非常快，但是好多陈旧的观念，好多陈旧的机制，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去做，或者有时候没想到去做。

　　原：您能举个例子吗？孩子

　　王：比如刚才史教授讲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一胎化，城里的公立学校都招不满，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做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机制为什么不改革？教育机制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你发布几个规定各地跟不上也没效果。

　　赵：据我了解，起码北京的公立学校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还是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北京市普查的数据，2000年在北京市小学和初中就读的，没有北京市户口的流动子女有69000多人，这个数据是通过各区县普查来的，这个数据还是基本可靠的，那么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人数上次普查的时候是16000多人，当时普查的数据可能偏小，因为有的学校可能不太容易调查，从数量来看，政府部门包括公立学校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另外现在包括我们课题组的石景山教育局他们也在探索建立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小学和初中，现在石景山各建了一所，小学有240多人，中学有130多人，他们也在考虑这位家长说的问题，他们跟当地孩子一块儿，可能会有一些心理问题，在公立学校，每个学校强制性的一个年级办一个班，这个班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另外可能学生的想法和家长不太一致，比如您说在这种学校学生可能容易心理负担小一点儿，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孩子他倒愿意跟当地的孩子在一个班享受同样的教育，比如我们调查其中一个学校，你希望在哪所学校上学，有43%的学生希望跟当地的孩子在一块儿上学，我不知道咱们这些孩子有什么愿望，是不是和咱们调查数据一样？

　　原：您可以现场调查。

　　赵：你们现在是八个人，如果有条件让你们到当地正规学校上学，跟本地居民的孩子一块儿上学，谁愿意到公立学校，和当地的孩子在一个学校一个班上学？同意的举手。

　　学生1：不愿意去。

　　赵：为什么？

　　学生1：我觉得在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挺好的，老师对我们特别关心，校长也对我们特别关心，在这里比在他们那儿好，所以不想去。

　　王：问一下从公立学校出来的小朋友。

　　学生2：我想去。

　　赵：为什么？

　　学生2：因为那儿的朋友挺关心我，心里有事儿都能坦白说。

　　原：你在现在的学校不能坦白说心里话吗？

　　学生2：有的同学可以。

　　学生3：我不愿意去了，我原来在那儿读了一年，一些同学就跟北京同学议论你什么什么的，我有时候听到了也特别不舒服。

　　学生4：有一次我们在公园玩，我和几个小伙伴玩，有一群北京的孩子看见我们了，说他们是乡巴佬，我说你们才是乡巴佬，他说你们上学了吗？我说我们上学了，而且学校比你们好一百倍，他说是吗？就用那样歧视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感到特别委屈，我觉得北京的学校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

　　原：但是现在打工子弟学校里面，教学条件恐怕没有公办学校好，公办学校里的老师教学恐怕会更系统一点，学校的活动是不是更丰富一些呢？

　　7：条件——

　　原：羡慕过他们吗？

　　7：没有。

　　(音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所做的“改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课题研究中，有一项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对北京态度的调查。在回答“你羡慕北京的孩子吗？为什么？”的问题时，有42.1%的孩子答“羡慕”，57.9%的孩子回答“不羡慕”。从“羡慕”的原因看主要是羡慕北京孩子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不“羡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城里孩子优越感和歧视态度的一种抵触。专家认为，孩子们的这种认知和内心世界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原：我想先问问校长，像他们这些孩子毕业之后能顺利升入城市的初中吗？

　　易：只要有钱，交得起这个费用，可以。

　　原：只要有钱。但实际上初中还属于九年义务教育范围之内，按说不应该交这笔钱。

　　易：最近有个好消息，宣武区广安学校，广安中学准备收70、80个学生，那里已经不收赞助费，只收借读费。

　　史：我想说一下，学校为什么收？他是指着这些孩子挣钱吗？我说也不尽然，他有他的苦衷。有个调查，还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一个学生在小学里读一年需要花费学校的教育经费1500多块钱。按借读费来算一年只能收480块钱，学校如果越多收这类学生，他补贴越多，因为我们教育经费的投入是这种体制，分灶吃饭，属地管理。这些孩子的教育经费在原来你的迁出地，北京没有得到这个钱，北京政府也没有下拨过，学校也没得到这个钱，因此从国家教育部下的文里面，也没有明确说不能收费，可以视情况而定。

　　原：现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里面还特意提到关于流动人口儿童的教育问题，要解决他们的九年义务教育问题，实际从国家来讲还是希望把这个问题做好。

　　史：对，从大的政策上要调整，经费的下拨应该是既然你这些打工人员在北京工作，为北京贡献，他交税也在北京，他的孩子在北京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教育权利，但是由于过去政策没有做这样的变化调整，所以学校收这个钱也是应该的。

　　王：这里面财政体制有很大的问题，你的人权和事权怎么重新界定？原来我们的财政体制是在计划体制内，是条块分割，就是说你的收入给你多少你只能负责你的常住人口这一块，当时的前提是什么？人口没办法流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流动，农民朝城乡流动，这个应该考虑，我们的财政体制应该做调整。国家财政做什么？在教育方面，义务教育是国家一定要承担的，国家应该拨款，不是局限在某个地方，所以从整体上讲公立学校是面对所有的公民，我们每个公民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应该保证这个体制转变过来。第二、咱们的教育体制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是什么呢？现在重视高等教育而不重视基础教育，或者在经济上大力向高等教育倾斜，高等教育完全可以面向市场，我们应该保证基础教育这方面。当然国家的科教兴国，高科技人才是需要，可是没有大众的教育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科教兴国是没有基础的，这种体制应该做这样的调整。

　　原：我想问问咱们家长，你们的孩子都在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还属于黑户，在这种情况下，今后孩子们的继续教育问题你们有什么考虑？

　　家长4：我来自甘肃，我来北京就是因为家里穷得没办法，出来打工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那边是甘肃山区，出门就见山。开始爱人丢在家里和孩子们一块儿过，后来把孩子接到他姥姥家，我们两个人在北京，姥姥特别关心我女儿，但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一次我回去，女儿数学考了40分，我问她你怎么考这么低，她当时回答了一个问题我就哭了，她说下课的时候她就玩，上课的时候她就想爸爸妈妈在北京干什么，根本没注意老师在讲什么，后来我就决定把孩子带出来，在北京哪怕再穷也要好一点。刚来的时候知道易老师办了一个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我就是冲着这个学校来的，今年我女儿初一了，拿了六项奖，都是特别优秀，我说在这个学校是有希望的，我两个孩子给我讲什么？今后我上大学怎么办？我说付出一切代价，你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完高中，我一定让你上大学，有经济能力我还让你留学，所以他们没什么顾虑。

　　(音板：近日，天津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流动人口对子女的教育日益重视，在赚钱与孩子教育的关系上，更看重孩子的教育。虽然对于一些来自贫困地区青年来说，远离亲人，远离家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赚钱摆脱贫困，然而有87%的人不同意“赚钱比教育孩子更重要”的说法。有高达65.6%的人希望孩子能达到大学以上学历。)

　　原：不管怎么说打工子弟学校出现了，而且不管怎么说它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刚才我好像听您说，有了这样的学校很有可能会减少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这些孩子们能够学习知识，今后城市里的文盲就会少一些，问题青年也会少一些，刚才通过这几个孩子的问话，我倒突然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尽管这些孩子也都上了学，但是乡下人跟城里人的隔阂心态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

　　王：我觉得是这样，这是存在，但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那是教育专家要做的。社会要做什么呢？创造一个公平的流动机制。比如我也是从农村来的，我通过上大学的渠道，我有这个能力，能够提供我一个教育的机会，我就上了大学，没有什么障碍的问题。像他们，以后社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渠道，一个什么样的公平机制让他获得在社会上的位置，这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现有的体制下，现有的条件下，有些打工子弟可能教育子女质量很差，从教育角度来讲可能是不合格的，但是总比没有好，这点首先应该肯定。第二、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应该怎么帮助它提高质量，我很赞成赵老师的话，不要因为他们教育质量差就马上把它关闭，应该帮助它。

　　原：就是说不应该采取堵的办法，应该疏导，让它理顺。

　　王：对。什么叫合格，什么叫不合格，你不给人家教育本身就是不合格的。我觉得整个社会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流动机制，让他们也有机会参与，找到工作，体面的生活，社会应该接纳他，不能因为他是外地人就说你不能进入我这里，这个社会不能这么封闭起来，我们这个社会体制应该做这样的调整，这是最重要的。

　　原：有人认为打工学校合法化就会造成今后有更多的农民涌入城市。

　　史：这个问题提出来是现在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政府主管或者外来人口管理部门人的一些担忧，这种担忧的根源是什么？它深层的根源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管理，外来人员不要大量涌入城市。为什么不让他们大量涌入？实际上看中国的城市化程度，现在不要说和发达国家没有办法比，跟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都没有办法比，中国是非常低的，大量涌入是一个好现象。

　　王：有个导师提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80年代、90年代初，有人说粮票放开怎么办？没问题啊。那我们现在能问一个问题，户口制度放开有没有问题？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关心这个问题？没问题啊。

　　原：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就像史教授说的，农民进入城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史：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这种动力，没有大批农民进城，中国现代化遥遥无期。

　　原：国家现在要搞农业产业化，实际农业产业化大批农民进来了，在农村人均土地占用量大了，你才有可能搞产业化是吧？否则还是小农经济，农村人口特别多，人多地少，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很难解决。

　　史：没有农民的城市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遥遥无期的。

　　(音板：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外来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但是他们的子女不应该因此成为教育的边缘人。但是不管他们来自哪里，不管他们多么贫困，让孩子们受到良好正规的教育，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美好的梦想，应该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请您继续关注《午间一小时》今天的话题《让孩子们的课桌不再漂泊》。)

　　原：今天我们的讨论很多，有到北京来打工人们对孩子的期望，以及他们孩子求学的经历，还有实地去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们谈他们办学校的一些情况，还有咱们几位学者谈了自己研究的观点，咱们还是落到实地上来，应该怎么办？现在有非常实际、非常具体的问题，需要马上做。

　　史：我是这么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有一个预计，这种现象还会存在多长时间？我的观点是，现在有很多打工人员在举办这类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简易学校，这个现象我的想法是不可能长久永远下去，但是它要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为什么？转轨过程中有很多要磨合，政策要进行调整，所以它既不可能长久的永远办下去，永久办下去是没有希望的，这样的教育问题始终不能解决吗？但是也不是说三天两天就能解决，所以它还会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种预计下，如何对待这类学校？我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发现一所关闭一所。

　　原：这是最极端的。

　　史：对，这是不可取的，还有一种是现在我既不承认也不驱赶你，再到宽容一点，比过去好了，但是也不是一个办法，这类学校确实有很多问题是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去介入去规范它，去帮助扶持它，去改善它。还有一个，易校长也说了，有些城市这个问题解决比较好，我就出台一些政策让这些学校可以登记，但是你要达到一定标准，当然这个标准不能跟公办学校一样，我可以适当降低，一点点把它提高。

　　原：逐年考核。

　　史：对，然后规范他们的教育行为，当然我说有些这类学校除了设备差，除了师资水平差，也有一些主办者是为打工赚钱，它的投入也是不够的，所以你把它规范起来，然后考核它，这样使得它一步步提高，这样对在这类学校就读的孩子有好处，我说实际上还是要有相关的政策去规范它。

　　原：我觉得时间的紧迫感真是值得有关部门去注意这个问题，咱们看看眼前的这些孩子，几年以后，他们就完全长大成人了，如果说什么问题都要等一等，研究一下，再看看，几年以后又是一代人了。

　　史：他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原：我想两位校长你们有什么愿望没有？

　　易：我心底有两个希望，第一个是希望早日结束这种学生非法求学，老师非法办学的局面，另外就是这几年我们奋斗在为流动人口子女求学提供机会的岗位上，确实感到疲倦，疲乏，特别是在这样飘泊中的疲乏，如果让这个学校规范，让它继续存在的话，希望能给一定的空间，让我们能继续深入下去，让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的课桌不再继续漂泊下去。如果将来有一天，把这些孩子都容纳到公立学校去，让他们都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这是我们最欢迎的，如果能有那一天，说明我们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原：我觉得我们应该为易校长的胸怀鼓鼓掌。

　　(掌声)

　　陈：让孩子们有学上，从中国现状来讲，我想如何动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倒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北京这200多所学校可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上学的问题，下一步如何实现孩子有学上，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支持、政策的支持。

　　原：我在这儿希望两位校长的心愿早日实现，不光为了他们辛辛苦苦办起了这样的学校，主要为了这些辛辛苦苦求学的孩子。

　　易、陈：对。

　　原：谢谢大家！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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