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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孙涛 责任编辑:董廷燕 主持人孙涛: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我是主持人孙涛。南极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千百年来,它一面向世界人民展示它的冰清玉洁,绝世无双的美丽,一面又以其无比恶劣的自然环境断然回绝了人类无数次好奇的拜访。它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存在了千万年,但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踏上了南极大陆,中国涉足南极考察活动已经十几年了,也仅仅有极少数人能够有幸到南极去一趟,估计是平均三百万人能够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天赐良机,所以有人说“天上最难的事是太空旅行,地上最难的事情是南极旅行,”我们今天就请来了两个三百万分之一,非常幸运的到过南极的人士,一位是哲学家周国平,另一位是记者唐师曾。他们两位在去年的十二月份随着第十七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到南极去了一趟,那次活动叫“极地沉思——人文学者南极行动”。 极地沉思行动,由鹭江出版社策划,国家海洋局批准,邀请了国内六位人文学者参加了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他们是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伦理学家何怀宏,主持人兼学者邵滨鸿,鹭江出版社策划编辑阿正,哲学家周国平和记者唐师曾,他们在2000年12月8号飞赴了南极长城站,在那里,他们展开了人文精神的思考和探索,这是世界首次开展的人文学者南极行动。今天到场的嘉宾是极地沉思行动六人小组成员哲学家周国平和记者唐师曾。 主持人:这个活动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周国平:我说说吧。 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出版各类著作二十多种,其中《人与永恒》、《守望的距离》、《妞妞—一个父亲的杂记》、《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等,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是当代具有号召力的学者、作家。 周国平:开始是鹭江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他的笔名叫阿正,这是他的一个创意,说找几个学者到南极体验一下。他觉得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大概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找我和葛剑雄谈了一下,后来他又去了海洋局,海洋局也支持。 主持人:你听了这个消息当时什么感觉? 周国平:什么感觉?我觉得不可能(笑),他问我去不去?我当时表态“去”,因为我想反正去不了,如果万一能去也不错,因为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难得的。 主持人:您当时想去南极吗? 唐师曾:想过,因为他来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他们酝酿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还在伊拉克,我全部所爱在伊拉克,我去过五次伊拉克,我要纪念我十年前参加的那场海湾战争,所以我全部精力都在伊拉克,等通知我的时候大概是十月吧。 唐师曾,记者,海湾战争期间,唐师曾是最后撤离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采访的中国记者,1991年到1993年底,唐师曾先后采访卡扎非,沙尼尔,拉宾,阿拉法特,孟巴拉克,加利,曼得拉等军政要人,主要著作有《我钻进了金字塔》、《我从战场归来》,曾被《中国图书商报》评选为1998年十大新锐作家。 唐师曾: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服从组织安排,来找我的时候大概是最后一个找的我,跟我说是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中宣部新闻出版局鹭江出版社联合策划主办的这么一个活动,我是得了一个现成的,就跟着去了。 孙涛:你们知道他们选人文学者的标准是什么? 唐师曾:至少不会是像我这样的,我估计后来可能是身体健壮又胆大妄为的不够,就临时让我凑了个数,因为我决不是学者,也没想当学者,我顶多是个行者,行者还不是修行的行者,是满街瞎溜达的人。 孙涛:孙行者的行者。 唐师曾:孙子辈的行者(笑)。 周国平:现在会溜达的人特别多,选中你是因为你溜达得特好。 孙涛:对,你走了万里路,写出了若干的书… 唐师曾:我那个哪儿叫书啊,就是日记。 孙涛:你以前想过去南极吗? 唐师曾:南极那地方没明确过,凡是遥远的、好玩的、让人觉得很玄的地方我都想去,但是没有明确拿到议事日程上来。 孙涛:你们这次去南极,去的目的是什么? 唐师曾:对我来说就是任务,任务就是让我写本书,我是记者嘛,看见什么写什么,我现在正准备开始把我看见的开始写,要说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服从命令,因为从小人家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孙涛:从小就想当一个军人啊? 唐师曾:对,服从命令为天职。 周国平:没那么驯服吧? (笑) 孙涛:给周公分配的是什么任务? 周国平:我们每个去的人都要写本书,这是他们的希望。 孙涛:那是不是说希望老唐写得更感性一些,希望您写得更哲学一些? 唐师曾:你说周公理性,我感性,可能出版社想的,但我就乱想,比如说极地考察办公室,就是让南极连续考察了十七年的项目,突然又以一种新的抢眼的方式,在全国人民面前又展示了一下,让全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重视一下南极,至于再往大的想就更深了,春节的时候,温家宝讲话,也提到了我们六个人…所以我就特高兴,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支持着我们的行动,所以我现在就越来越理直气壮… 孙涛:越来越觉得高兴了。(笑) 唐师曾:我们是为国家做事。 孙涛:你们做得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在批准你们去之前,老唐你先讲讲对南极的印象。 唐师曾:我觉得是寒冷,没有生命,充满挑战,生命在呼吸之间。 孙涛:周公对南极了解多少?去之前。 周国平:去之前也不了解,我就看了一点资料,知道南极大概的地理情况了,另外就是对发现南极的探险经过有一个了解,总的印象是觉得南极是一个气候特别恶劣的地方,这我是知道的。 孙涛:去之前觉得那个地方气候比较恶劣,有没有想过心理或者身体有可能承受不了?尤其是您的年龄比老唐要大一些。 周国平:气候我倒不怕,当时我怕的是我的身体在那个地方犯病,犯病了那里又没有医疗,那是毫无办法,因为我的心脏不太好。 唐师曾:周公是娇妻幼子啊,而且他是很有爱心的人,走的时候他是一家之长,所以走的时候我觉得周公一定在那儿呆不长,首先他有冠心病,对他体检是很苛刻的,所以我想周国平君,一介文弱书生,况老唐我啊。(笑)这是一个,还有我觉得他是一惯不怎么离家出走,情感上大概也受不了,所以我始终拿周公当一个及格线,我老比他… 孙涛:觉得个儿比较高,身体比较壮,受罪比他多… 唐师曾:而且我已经破罐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了(笑)多活一天,每一天都是赚的,我是这么想的。 孙涛:你也是心理体验。(笑)周公,您刚到南极的感受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激动的吧? 周国平:刚开始的时候大力神飞机快到了,我们在乔治王岛,南极大陆百分之九十八是冰带,几乎全是冰,几千米深的冰。 孙涛:几千米深的冰? 周国平:对,乔治王岛是百分之九十是冰带,它那个冰平均是一百米深,等于是一块大冰,冰带是一片白的。我们坐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首先是看见海,海旁边有一块白色的大冰,当然那是没边的,当时是挺激动的,也知道那就是冰带,因为去之前是反覆看这个书的,对那里的地理状况比较了解。海边的冰带非常好看,非常洁白,它的侧面像用刀切的一样一个截面,横在海面上,我把它比作放在一个蓝色托盘上的一块冰淇凌蛋糕。 孙涛:我们都很想知道,你们到那儿之后是怎么生活的? 唐师曾:我们住的是两星级宾馆的待遇,屋里连卫生间都有。我这次去跟以往不同,我的左邻是葛剑雄,右邻是周公,我老叫他伟哲,他是哲学家。我这个人肤浅,现在我能看见他们思维方式跟我不一样,他们想问题跟我不一样。他们写的那些东西像茶似的可以品,我这东西跟报纸似的看完就扔,我跟葛剑雄的是双人间,伟哲是单人间,他是我最常串门的地方,我敲门:“写作着吗?”他说没有,我就进去跟他胡聊一通,童言无忌,伟哲一笑了之,然后我再回来骚扰葛剑雄。 周国平:房子还不错,房子比较坚固,最后那几天刮风,我真害怕,我说它倒了怎么办?那风太大了,这是在别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风。 孙涛:能把人刮跑吧? 周国平:肯定能,人在那种风里,是很难走路的。 唐师曾:我有一张照片,你在风里走。 周国平:是吗?(笑)我也拍了一段录像。 孙涛:那个风肯定还不够大,否则你们俩都拍不到。 唐师曾:我多重啊,我担心伟哲走,大鹏展翅,把哲学家卷走了,我很担心。(笑) 周国平:比较新奇的就是到别的小岛上去,我们对面有个岛,企鹅是非常多的,看起来密密麻麻的,像好多小树枝一样特别多,这是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是小岛,我们一起去过,我还在那里住过一夜,那地方还不错,风景很多。冰带就在旁边,就是海面上的冰带。后来我们几个人还一起上了冰带,其实上冰带是比较危险的,按道理说应该有人带的,有向导的,知道哪条路线比较安全,但始终没有给我们安排这样的活动。 孙涛:你们就自己动手。 唐师曾:是自己动脚。(笑) 周国平:我们不甘心啊。后来我们就决定自己上。我们六个人自己上了,确实还是有点危险。 孙涛:之前说点儿什么或者后面有点儿什么了吗? 周国平:我想那倒没有。 唐师曾:就想都到了那儿了,回来了挺冤的。 周国平:实际我们还踩到冰缝了。 孙涛:确实离危险还是挺近的。 唐师曾:已经踏到上面去了,只不过我们脚比较大。(笑)我们赶上了冰缝不够宽,冰缝一两米宽的那就下去了。因为冰缝尤其到了夏季特别可怕。 周国平:南极是有危险的,具有开拓性的探险和发现,确实很危险。 南极考察,是一个国家国威的象征,更象征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国家在权力、资源、环境和科技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我国的南极科学考察工作开展始于80年代,从90年代初开始考察工作开始进入由建站为主转为科学考察为主的新阶段,迄今,已经成功派出了17次南极考察队,在完成站利建设和维修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国内不可得到的样品和数据。其成果获得了国家特等奖和三项科技进步二等奖。 周国平:但是说你仅仅在长城站坐下来,天气好的时候出去转一转,天气不好的时候躲在家里,这个没有什么危险。 孙涛:你们六个人是不是都这么做的? 周国平: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天气不好的时候肯定是躲在家里的,这是应该的,没有必要出去冒这个险… 唐师曾:人所谓说的危险,往往是对生命构成危险的一个程度。我当年住北京军区总医院做骨穿手术的时候都比这危险,我去可可西里的时候比这个危险,我去海湾战场的时候比这个危险,像某些我在国内从事的采访都比这个危险,可能都会和死神失之交臂,但是这个地方,除了那天那个大冰缝和几个其它的之外,就没有和死亡面对面的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危险是持这种认识态度的:对我来说是没有危险,但并不是说没有危险就没有价值了,它是集体活动,集体活动就有组织,就不是随心所欲,游刃有余,有这么一个问题在这儿。我这个人呢,比如说我自己办一件事儿,去巴格达,我会选择这个车还是那个车,选择黑天走还是白天走,选择在这个大冰面前按快门还是在那个大冰面前按快门,每一刹那都有危险的感觉,都有那种和危险面对的快感。但是这是一个集体活动,我是受别人邀请,而且在体检的时候我表现不好,不及格的,我也知道我身体状况不佳,可能我年龄还年轻,但危险程度可能跟周公差不多,所以我就尽量不去把我的危险转移到别人中间,我的办法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状态不好了,就躺在地上,我在巴黎机场都躺在地上,当我头晕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不管多脏,什么地方,多丢人,我觉得自己不给别人增加麻烦,就可以避免危险,尽管我喜欢冒险,但是我从来都是想跟危险碰一下就回来,而不是说要把自己的小命撞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人生只能活一次,既然活一次就要活好玩了,好玩了就得浓缩。在这一点上如果说有什么认识的话,我原来没发现,这次跟周公一起聊天什么的,我自己回来反思,我就觉得人生应该把所有什么事儿浓缩,而不是把它稀释,比如说一天可干的事别拖到十天去做,不仅对自己是浪费,对自然对社会都是浪费,这是我在家里想不起来的,因为在家里我是不怎么浪费的。我这个人生活比较简单,简单就不浪费。 唐师曾:我的白血球、血小板低,比常人低很多,常发生的事儿就是容易感冒,感冒还不能吃抗生素,吃了抗生素白血球更低,鼻子容易流血,南极它冷,我带了两大包药棉都没用,最后拿它当擦照相机的了。我知道白血球和血小板有障碍,说起来比如专业,检测和治疗办法就是拿一块布铺在你后背消毒,然后拿一根锥子,扎到骨头里抽点儿东西什么的,打点儿东西什么的,住过一段医院,疼倒是不疼,打了麻药,但“喀吱喀吱喀吱”,听到锥子往骨头缝里刺的时候还要满面笑容,跟护士小姐调侃,显得自己是个英雄。 孙涛:那你现在身体状况看起来很不错,听众朋友可以放心了。 唐师曾:感谢!我在那里经常干的一件事儿就是跑到通讯处找河南老乡,那是我好朋友——李志刚君,我到他那儿看录像,都是很肤浅的录像。但是在南极看就会觉得:呀,真好玩,这是林青霞啊。后来我就发现有许多我从来没看过的,比如像日瓦格医生等,以前我都没有看过,开始我在那儿偷着看,后来我就介绍周公,周公也蹲在那儿看,那个时候没有说哲学家欣赏录像带,还是孙行者欣赏录像带还是新乡搞通信的,我们都在那儿看,看得两眼发直。 孙涛:在南极有没有想过家里的事儿或者是你的太太,你的女儿。 周国平:我是挺牵挂的,因为我太太她不善于处理家务,孩子又那么小。 唐师曾:南极去之前我拍了一张照片,是周公他太太拉着他们家小女儿蹒跚而来,在海洋局门口,活动结束我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是他女儿和他太太来接他,我老觉得一个多幸福的家庭。 孙涛:自然科学家到南极考察各种各样的仪器挺多的,人文学者到那里去仪器就是自己的脑袋了。 唐师曾:我是国际主义者,小时候看共产党宣言,“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伟哲刚才说得特别对,就是每个人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事,比如我是照相的,我就希望能有比较罕见的东西能照到,但是能不能照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它发生了我才能照。如果不然,我就只能照照天照照地照照我自己,凌晨两点我去拍日出,天也是灰蒙蒙的,我就发现远处有一堆企鹅,快日出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大号的企鹅,我过去一看原来是周公。(笑)我还说摩西来得最早,偏偏遇到耶和华了。(笑) 孙涛:周公您当时那么早去干嘛去了? 周国平:我就去看日出了,因为我那天晚上没睡觉,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好,在那里很难碰到好的月亮,因为天气不好。碰到好的月亮必须是晴天,同时天又必须要比较黑,太亮的时候也看不见,这两个条件很难凑到一起。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好,我就不睡觉,月亮本身都是一个月亮,但是周围的环境都不一样了。它那里是一片空旷,大海,月亮下面是企鹅,那真是特别奇特的风景。 周国平描述的南极动物素描 企鹅,像一群孩子,在海边玩过家家,它们模仿大人,有的扮演爸爸,有的扮演妈妈,没想到的是,那扮演妈妈的真的生出了小企鹅。可是,你怎么看,仍然觉得这些妈妈煞有介事带孩子的样子还是在玩过家家。 在南极的动物中,企鹅的知名度和出镜率稳居第一,俨然大明星。不过,那只是人类的炒作,企鹅自己对此浑然不知,依然一副憨态。我不禁想,如果企鹅有知,也摆出人类中那些大小明星的做派,那会是多么可笑的样子?我接着想,人类中那些明星的做派何尝不可笑,只是他们自己认识不到罢了。所以,动物的无知不可笑,可笑的是人的沾沾自喜的小知。人要不可笑,就应当进而达于大知。 在南极还可以见到贼鸥,身体像黑色的大鸽子,却长着鹰的尖喙和利眼。人类没有来由地把它们命名为贼鸥。它们蒙受了恶名,但并不因此记恨人类,仍然喜欢在人类的居处附近逗留。它们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人类才是入侵者,可是这些入侵者却又断定它们是乞丐,守在这里是为了等候施舍。我当然不会相信这污蔑,因为我常常看见它们在峰巅筑的巢,它们的巢相隔很远,一座峰巅上往往只有一对贼鸥孤独地盘旋和孤独地哺育后代,于是我知道,他们的灵魂也与鹰相似,其中藏着人类梦想不到的骄傲。有一种海鸟因为体型兼有燕和鸥的特征,被命名为燕鸥,遵照此例,我给贼鸥改名为鹰鸥。 南极燕鸥身体像鸥,却没有鸥的舒展。尾羽像燕,却没有燕的和平,这些灰色的小鸟总是成群结队地在低空飞舞,发出尖利焦躁的叫声,像一群闯入白天的蝙蝠。它们喜欢袭击人类,对路过的人紧追不舍,用喙啄他的头顶,把屎拉在他的衣服上。我对它们的好斗没有异议,让我看不起它们的不是它们的勇敢,而是它们的怯懦,因为它们往往是依仗数量的众多,欺负独行的过路人。 让我喜欢的还有南极的黑背鸥,黑背鸥从头颅到身躯都洁白而圆润,唯有翼背是黑的,因此得名。在海面,它悠然自得地凫水,有天鹅之态。在岩顶,它如雕塑般一动不动,兀立在闲云里,有白鹤之象。在天空,它的一对翅膀时而呈对称的波浪形,优美地扇动,时而呈一字直线,轻盈地滑翔,恰是鸥的本色。我对这种鸟类情有独钟,因为它们安静、洒脱、多姿多态又自然而然。 海豹,常常单独地爬上岸,懒洋洋地躺在海滩上。身体的颜色与石头相似,灰色或黑色,很容易被误认做一块石头。它们对我们这些好奇的入侵者爱答不理。偶尔把尾鳍翘一翘,或者把脑袋转过来瞅一眼,就算是屈尊打招呼了。它们的眼神非常温柔,甚至可以说妩媚。这眼神,这滑溜的身躯和尾鳍,莫非童话里的美人鱼就是它们? 可是,我也见过海豹群居的场面,挤成一堆,肮脏,难看,臭气熏天,像一个猪圈。 那么,独处的海豹是更干净,也更美丽的。其他动物也是如此。 周国平:开始的一个月我还是比较详细的写那些见闻,因为不管怎么说,南极还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我这次在那里也写了一些东西,包括我对人生的一些思考,有些人就问这跟南极有什么关系,我说很难说和南极有直接的关系。我的这些思考都是很长时间的,是以前思考的一种延续,在那种环境里比较安静,平时在北京很忙,各种各样的干扰特别多,像你们记者要采访一下之类的(笑),在那里我可以和这些东西都隔绝了,比较安静,比较安心,也没有家里…像家里孩子也是经常干扰我的,虽然可爱,但还是要干扰我。那么,在那里也没什么干扰,实际到后来都觉得寂寞了,在那里没什么事可干了,基本上我就自己想问题,写东西了。确实比较安静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写了一些东西,比较喧闹的环境我可能很长时间不去写的东西,在那里我写出来了… 周国平:当时我就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大自然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那么美,所以我们需要跟它和谐,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大自然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它同样也是残酷的。大自然对人类并不仁慈,无论是地球上发生的各种灾难,地震火灾海啸,包括南极的气候,那种大风,对人类都是残酷的,它并不仁慈。我觉得不要去把自然美化,不要把它去诗意化。 孙涛:您认为人类与南极是怎样一种关系? 周国平:对南极当然应该保护了,尽量少的干预。 孙涛:现在干预得已经有点多了? 周国平:现在定了一些国际条约,关于南极环境保护的条约,我想大部分,基本上还是遵守的吧,但还是有问题。 孙涛:你去了一趟南极回来感觉有什么收获? 周国平:第一就是我去了,很喜欢那里的自然环境,因为这种环境在别的地方见不到,我很高兴,但你让我看两个月三个月,我就不愿意了。 唐师曾:看一个月差不多,我们去两个月多了点儿,真的是这样的。 周国平:去一个月差不多,这个景观还是很新奇的,我还是很喜欢。因此我还是留下了些文学作品,我很喜欢自己写的那些东西。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前一段时间我在那儿游山玩水,我来写那些游记,文学性的,后面那段是修身养性,就在房子里冥思苦想,想平时没深入想的问题,但并不一定与南极有关。在那儿确实给我了时间,我就写了一些思想性的杂记,这些东西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的。作为一个写作的人能写出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就是很大的收获。 唐师曾:收获就是在不经意中捡回来的一朵小花(笑),南极对我来说就是…四十岁的时候我到了一个听来很严酷的地方,合了中国那句话叫“四十不惑”,所以应该珍惜这个很偶然的机会,而这个四十岁又是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而我生日那天又赶上正月初一,所以说上帝总是垂怜我,在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在我这儿都有可能,所以那天我就跳到大海里洗礼一下。 周国平:冬泳,都照下来了。 唐师曾:然后我就一跃而进,然后又挣扎着出来,我就为了给自己一个强刺激,就像十年前我三十岁生日的时候,飞毛腿从天上嗖的一声飞过,我哆里哆嗦的站在那儿,站一下,中国古话说“三十而立”,尽管我的腿肚子转筋,但我也要立一下。你想,人只能活一辈子,我想前三十岁在火海立,四十岁在冰海中,(笑)回来能吹牛啊!对我来说有两件事使我感受颇深的,因为我这么多年来采访起来,大量的新闻都像破纸似的一文不值,但有两件事到现在都值得我怀念的,一个是战争与和平,我采访过战争;再一个就是环境保护,我走过长城,我拍过大熊猫,我去过可可西里,神农架找野人等等,还有更多的东西,所以我想和平、环保是很重要的。随时我都会想到这两件事儿,我觉得做为一个记者,你是为你的民族服务,为人类服务,不是为一个你为了在他面前表现的那么一个讨人好的服务,一个人只要干的那件事儿,对大多数人有好处,就不会倒霉,所以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我并不是像别人想像的那样盲目的冒险,我每次去都是为了想给我边上的朋友,我的同类带回东西,比如我去南极,我想得更多的都是人类在南极不该做什么,比如长城站边上大概有十多个站,每个站都在那儿发电,比如说俄罗斯站,一百二十几万千瓦,我现在没带笔记记不清楚,它还要造一座二百四十万千瓦的发电站,其实那一百二十万千瓦的电他都用不完,他的边上每天就得消耗大量的柴油,在那儿发电,而且这些柴油可能是从遥远的巴库或者从基尔库克运来,人们一边在中东玩命的打仗,就为那点儿油,一边又把油提炼成高标号的柴油汽油拿到南极那块净土去浪费。我有张照片,就是俄罗斯站旁边的那些废钢铁堆得跟山一样,苏联解体,俄罗斯那些铁也没功夫运回去了,就往南极那海里扔,有的还在路上,恶臭冲天,当然我的照片闻不到臭味了。他们只玷污科学考察,但这些说出来可能让人很扫兴,其实人是挺丑恶的一种动物,并不是说把一堆钢铁弄到哪儿就是为地球做好事,这些叫收获吗?我不知道是收获还是失去。 孙涛:有关人文学者南极行这个话题就到这儿了,感谢周国平和唐师曾的光临,更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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