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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间一小时：让孤残儿拥有温馨的家

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3月08日13:54 中央电台《午间一小时》

　　主持人孙涛：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位名叫徐国迎的孩子唱的，不知道他那稚嫩天真的歌声让您联想到什么，说起来妈妈是一个非常亲切神圣甜蜜的字眼，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长大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孩子出于各种原因离开了妈妈的怀抱成为了不幸的孤儿，而且多数这样的孩子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刚才唱歌的小国迎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孤残儿，他患有严重的脑瘫，三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不过他后来还是非常幸运的，1993年他被上海儿童福利院收养，94年的时候他又被一位好心的“妈妈”接到家中抚养，使他享受到了和正常儿童一样的幸福生活。而且我还要告诉您，目前在上海市有300名像徐国迎这样的孤残儿童走进了300户寄养家庭，于是演绎出了一个又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将围绕家庭寄养孤残儿展开。为了今天的话题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她是国家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福利处副处长王素英女士，您好王处长。

　　王素英：你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走进《午间一小时》和大家谈谈这样一个话题。

　　孙：另外我们《午间一小时》的主任编辑，也是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王玲也坐在我们的录音间里，不久前她到上海去专门采访了上海的家庭寄养。

　　王玲：听众朋友们好。

　　(音板：孩子是人类的希望和未来，他们需要在亲生父母的关爱下长大，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孩子却失去了家庭亲情，成为不幸的孤残儿童，怎样让他们像正常孩子一样回归家庭健康成长，请您和我们一同来关注《午间一小时——让孤残儿童拥有一个温馨的家》)

　　孙：王处长，咱们国家的儿童福利院，自从建国之后就设立了是吧？

　　王素英：是这样的，应该说从建国之后，儿童福利事业一直得到了党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关心，同时也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关注，正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社会的关注之下，我们的儿童福利事业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儿童福利院在全国的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已经有110家儿童福利院，同时我们也有一千多家的社会福利院，在这一千多家福利院里大概有三百家也有儿童部，在大概四百家的社会福利院或者儿童福利院里面，共监护着33000名孤残儿童。

　　孙：您说的孤残儿童就是儿童福利院主要服务对象是吧？

　　王素英：是的。

　　孙：孤残儿童怎么认定呢？。

　　王素英：咱们法律上有专门的依据，第一就是他的父母双亡，或者人民法院宣告其父母死亡，这样的孩子就鉴定为孤儿，在福利院里这几年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除了孤儿以外还有很多弃婴的产生，福利院里也收养了很多弃婴，但是这些弃婴经过三个月的查找，查找不到父母也被认定为孤儿，这些孩子也生活在福利机构里面。

　　孙：咱们国家的福利机构管理方式有什么特点？

　　王素英：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强调对儿童福利院办院方针，就是养、治、教相结合，所谓的养就是对孩子有好的生活条件。

　　孙：就是生存权。

　　王素英：生存权，所以要把他们养好，这是福利院首要的任务，第二就是治疗，刚才你也谈到了，福利院大多都是残疾孩子，那么程度不同，这些孩子都需要一些治疗，第二方面就是治的任务，第三就是教，因为毕竟是孩子，接受教育也是赋予他们的权利。

　　孙：也有教育权。

　　王素英：对，要给孩子各种不同的教育，我还想强调几句，有的孩子可以上正常学校，那么这些孩子全都要走入正常社会的正常学校去接受义务教育，还有一些孩子是残疾，可能无法送到正常的学校去读书，所有的福利院里都有特教班，为这些孩子提供特殊的教育，这是我们要求的。

　　孙：这些孩子养、治、教的费用都是国家提供的？

　　王素英：对。

　　孙：国家有这笔专门的费用？

　　王素英：是的，各级财政有专门的支出给这些孩子。

　　孙：养、治、教这种方针可能解放初期就制定出来了，现在对孤残儿童的供养方式可能又有新的变化了。

　　王素英：是这样的，应该说从建国以来广大民政战线包括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为了给这些孩子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保证他们身心健康发展进行了不断的尝试，进行了很多很多的尝试，大家可能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建国初期我们山西有乳娘村，所谓乳娘村就是当时把孩子放到了山西大同的一个农村，由那些人帮我们养育这些孩子，那个时候是由于当时没有福利机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是后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逐步的发展，也随着精神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老百姓对孤儿对弃婴不断的关注，如何为他们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应该说福利院的广大干部和职工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目前我们在养育孤儿方面大概有六种方式。第一种是集中供养模式。

　　(音板：在我国对孤残儿童的供养管理方式主要有六种，第一种是集中供养，孤残儿童集体生活在福利机构内；第二种是义务助养，由社会和个人团体企业资助孤残儿童上学，就医，生活等；第三种是代养，由国家委托地方机构代养孤残儿童；第四种是领养，这是解决孤残儿童出路的最好方式，可以给孩子法定意义上的家，1994年我国出台了专门的收养法，1999年重新修订收养法的当年，国内达到30000例；第五种是机构形式的家庭照顾，比如SOS儿童村，全国已经有8家，很多福利机构内部也在向单元家庭照顾的形式转化；第六种是家庭寄养，把孤残儿童寄放在家庭中养育，孩子的监护人还是福利院，被寄养儿童享受政府给予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寄养家庭领取适当的劳务补贴。)

　　王素英：家庭寄养这种方式被确认为是一种非常好的养育方式后，应该说各地已经开始蓬蓬勃勃的开展起来了，像现在上海，北京，无锡，苏州，合肥，以及像西北部的乌鲁木齐，这些地方都做了，而且都是众口一词，只要做了家庭寄养的地区，全认为这是一种养育孩子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凡是进入家庭的孩子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凡是做了家庭寄养的家长，我觉得他们可以从孩子身上释放出了更多的爱心。

　　孙：也得到了很多的回报。

　　王素英：是，也得到了很多的回报，我觉得无论对谁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孙：家庭寄养可能跟领养有着本质的区别，就是孩子的监护权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孩子确实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庭。

　　王素英：但我想家庭寄养也不是我们工作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完全让孩子回归家庭，家庭寄养也会发生变化，有的孩子一开始是寄养的，经过一段生活之后，家庭和孩子产生了不可分割的感情，所以最终这个孩子又被家庭领养，这是我们看到的非常高兴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真正进入家庭。

　　孙：说到家庭寄养，王玲专门前往上海，采访了上海的儿童福利院和几户寄养家庭，你是不是给听众朋友介绍有关的情况？

　　王玲：好的，上个月的15号到16号，我专门参观了上海的儿童福利院。上海的家庭寄养的尝试是从1994年开始的，上海的第二福利院实行分散寄养，让保育员把孩子带回家养育或者带回邻居家养育，当时福利院有一个保育员叫方惠萍，她一下子把8个孤残儿童带回家养育，其中就包括我们节目一开始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徐国迎，那天我走进上海儿童福利院的时候就正巧碰到方惠萍带着他的儿子徐国迎到儿童寄养办公室开证明，他要带儿子到深圳旅游，我就赶紧去采访这对母子。方惠萍回忆说，1994年的时候他把小国迎领回家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三岁多了，但就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脑瘫，根本不会走路，她说我一定要创造一个奇迹，让这个孩子站起来自己走路，所以就到处求医，看中医，看西医，给孩子扎针灸，那个时候每个孩子只有120块钱的生活费。

　　孙：比较低。

　　王玲：是的。可以说她给孩子看病的钱都是自己掏的，而且医生告诉她除了吃药，另外每天早晨晚上要给孩子各按摩一个小时，而且晚上要用热水给孩子烫脚，从那个时候到现在6年多了没有间断，每天都这样去做。到了96年的时候在方惠萍的精心照料下，徐国迎的病情有了好转，儿童福利院一定要把孩子送回医院去集中供养，当时她不是领了八个孩子吗？她说别的孩子可以送回去，但是徐国迎我不能送，单位说那不行，孩子是国家的，你必须得送回去，你得服从组织。她当时情绪也挺激动的，她说我可以不要福利院的一分钱，但是我一定要把徐国迎留下，为了他，我宁愿卖掉房子，不然我就前功尽弃了，因为我已经给他治到这种程度了，他已经可以慢慢活动了。

　　王素英：这里面还有一个感情的问题，已经没有办法分割了。

　　王玲：对，领导看她这么执着，就答应她义养，就是义务抚养，国家不再给她一分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可是她自己还得上班，她又专门每月拿出四百块钱请了一个人来照顾这个孩子。但是早上、晚上她依然每天坚持给这个孩子按摩，她给我讲为了这个孩子已经花掉了上万块钱。

　　孙：很不容易。

　　王玲：很不容易，直到1999年上海《新民晚报》报道了她的事迹后，儿童福利院才开始给她发儿童的抚养金或者说补贴，现在每个月是668块钱，方惠萍舍不得用，她把这个钱都存起来了，她说这个孩子大了还要花钱，所以她依然是用她自己的钱给孩子治病，到现在这个孩子还需要吃药，还需要按摩。到现在我已经看到这个孩子能够走路了，而且她还能用左手练习写字，这两年为了给小国迎开开心，长长见识，她就带着孩子去过大连，苏州，杭州，北京，就在我见到她们的第二天，她们要去深圳，当时方惠萍特高兴的说，人家都说他像我小儿子一样，我走在哪儿他就得跟到哪儿。

　　王素英：王玲，我特想问，你在采访他们俩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孩子不像她寄养的孩子，有这种感觉吗？

　　王玲：我觉得完全像她的亲生儿子一样，甚至可以说胜过她的亲生儿子，因为她为了照顾这个小国迎，她自己的儿子、女儿都没有更多的精力照料过。

　　王素英：现在很多地方，包括大兴，也是这样的，我觉得老百姓给孩子付出的爱是特别特别质朴的爱，他完全不需要任何回报的，有时候你还在想政府给了一些补助，但我觉得这些家庭已经不在乎这些补助了，更多的是在乎这些孩子的明天。

　　王玲：而且这种依依不舍的感情不仅是她照顾这个孩子，而且孩子还曾经救过她的命，她就讲了这么一件事。

　　(录音：这个孩子特别懂事，我有心脏病，我有扩张心肌病，去年冬天的时候，99年11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心脏一直痛，脸色就转黑了，他当时也在家，就我们俩，他看我讲话好像有点不行，躺在沙发上不行了，他马上给我单位里拨电话，他也讲不出话，就哭，单位就问他找谁？他说找陈国明(音)，我老公叫陈国明。

　　王玲：别的他说不出来，就说你丈夫的名字，还在哭。

　　方：我们单位的门岗说快叫陈国明，你们家的孩子不知为什么老哭，后来我老公马上就骑着摩托车回到家里，马上就送到医院去，通过这件事情我更加喜欢他了，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王玲：当时他要不打这个电话您就有生命危险。

　　方：是啊。)

　　王玲：当时站在我面前的小国迎，在方惠萍的精心照料下，白白净净，虽然很瘦弱，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很懂事的，当时我专门采访他，没想到我的话一不小心还把他弄哭了，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为什么呢？我当时问他你挺喜欢你的妈妈是吗？他说对，我说现在让你回到福利院你还回吗？这一句话把孩子给问哭了。

　　王素英：我觉得这话千万不要这么问，因为他已经认定这是他的家。

　　(音板：选择合适的家庭是家庭寄养成功的关键，孤残儿童寄养家庭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家庭成员必须身心健康，关系和睦，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和道德修养，热爱儿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承担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义务，家庭的住房条件良好，主要的家庭成员有稳定的收入，如果您有这份爱心，如果您有这份愿望，请您继续关注《午间一小时——让孤残儿童拥有温馨的家》。》

　　王玲：1997年7月，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新民晚报社联合发起了倡议，以政府出资，社会支持，家庭寄养，统一监护的形式，在全市范围开展了“让孤残儿童拥有温馨之家”的公益活动，也就是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活动，这次在上海采访的时候，上海社会福利中心的李彦林主任向我介绍了他们开展家庭寄养的初衷。

　　(录音：

　　李：家庭寄养来自这么几个思考，一个是从我们自己儿童福利院的实践来看，这些儿童最终是要长大，最终是要进入社会，所以我觉得除了在完成他们小的时候的一些抚养之外，我们要为他将来进入社会有所考虑，那么怎么才能让他们进入社会，融入社会，并且在社会上成为其中一员，能够跟其他人相处得很好，能够给社会做出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应该对这些儿童从长远的角度进行的思考，另外一个就是从我们的现实的实践中我们感觉到这些儿童长期在一个机构里头，应该说直接跟社会生活接触相对要少。

　　王玲：在儿童福利院都是一些孤儿残疾儿，要单独生活在一起。

　　李：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这些儿童在院里，他往往产生这么几个概念，院长，老师，阿姨，他就这么几个概念，他进入一个社会一个家庭就会产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姐姐、妹妹、弟弟各种各样的关系都会出来，这些信息量对他各种发育，比如说智力的发育和各方面的发育都非常有好处的。)

　　王玲：从刚才这段话我们可以听出来，上海儿童福利院开展家庭寄养可以说不是出于无奈被动的选择，而是积极主动的探索。我再说说另外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接收了一个唐易酥的聋哑儿童，她的父亲叫郭中奇，是上海港泊公司拖轮队的职工，母亲叫平水美，已经退休了，1997年7月的时候，郭中奇的女儿大学毕业，郭中奇还在船厂工作，他的妻子平水美已经退休在家，当时他们看到报上关于家庭寄养的报道，也想试试看。他们就去儿童福利院报名，在儿童福利院他们看到唐易酥的照片，知道她是聋哑儿童，就要求寄养唐易酥，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缘份吧。唐易酥到他们家来的时候并不会哑语，平水美的侄女是聋哑人，她就用看图识字的办法来教唐易酥，使她慢慢懂得哑语，她的姐姐郭洁介绍说：

　　(录音：

　　家里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老师关系都非常融洽，但是她晚上睡觉就只盯着妈妈或者盯着我，或者盯着我婆婆，我婆婆也是非常喜欢他的，就盯着这三个人睡觉，哪怕白天你再跟她怎么好，晚上跟她说今天晚上跟我睡好吧，她还是说不可以。洗澡、洗脚的时候爸爸也不可以过来，不可以看的。

　　王玲：是谁给她灌输这样的概念的？

　　唐：这些在学校里她应该知道的。

　　王素英：这里面有一个自我角色的认定，进入家庭的孩子首先要认定角色，这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的。

　　(音板：上海寄养办公室对300户寄养家庭寄养孤残儿童动机的调查结果是：爱孩子；乐于助人；给自己的孩子找伙伴；关心儿童福利事业；为空巢期或退休后的生活增添乐趣，让孤残儿童享受长年温暖，感受生活阳光，请您继续关注《午间一小时——让孤残儿童拥有温馨的家》。)

　　(录音：

　　王玲：你叫什么名字？告诉我。

　　孩子：我叫王凯梅。

　　王玲：几岁了？

　　孩子：8岁。(笑)

　　王玲：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录音是我采访的第三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孩子叫王凯梅，今年8岁了，她的父亲叫孙海明，是上海嘉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母亲叫宣正英，已经退休了。王凯梅到孙海明家里来的时候是1997年11月，当时她已经4岁了，可是不会说话，连大小便也不会说，没办法这对父母俩就去给她买尿不湿，而且最要命的是王凯梅患有癫痫病，经常发作，孙海明夫妇就去给她买药，看病，孩子吃得最贵的一种药叫“马宝粉”，一支就要5元钱，一天她要吃两支，而且还不包括其他的药，福利院给王凯梅的钱，这对夫妻全都给她存起来了，到他们家穿的衣服，鞋，她的妈妈也都帮她包好存起来，他们说将来要给王凯梅做嫁妆。这次采访中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儿子，我就说你们儿子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他们回答让我特别感动。

　　(录音：

　　王母：我们领个妹妹吧，他告诉他同学，他同学是学法律的吧，他同学一听反应好快，就说你这个问题要想好，不是那么简单，以后她回家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和你同等的，也有继承权什么的，家里的财产和你都是同等的，我看儿子想也不想，他说没关系的，同等就同等吧，只要她对我爸爸妈妈好，我多给她也没有关系，我听了以后很感动，使劲说儿子好儿子好。

　　王父：儿子这一点还是可以的，他现在办出国手续，我说你出去以后钱不能乱用，他说你放心爸爸，我出去存的第一笔钱就是为妹妹存，留下来做手术，她的病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来治疗，他在网上看了一下，广东的中山医院搞了一例，大概是15万，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法国的报道，就是这个手术，一样的，我儿子就跟我说了，爸爸你放心，我第一笔钱就给妹妹存，我把钱寄回来，你们带妹妹去做手术，他很喜欢她，真的很喜欢她。

　　王玲：这个小凯梅非常活泼、好动，那天对着话筒给我唱了一支歌，依然是唱的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孙：我想刚才王玲也讲到了，就是父母给孩子很多的爱，给孩子有病治病，心理创伤可以慢慢的医治，让他们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孩子也给寄养家庭带来很多的欢乐，像您刚才说的孙海明的家庭，他大儿子出国以后，家里好像就成了空巢家庭了，有这么一个小女孩儿应该是天伦之乐，孩子在自己的周围，自己的生活之中带来了很多乐趣，非常充实的生活。

　　王素英：对，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往往做这种工作都是孩子爸爸妈妈报名的，都是爸爸妈妈主动找到了孩子，实际上这里面还有爱的传递的问题，父母的行动本身也给他们的亲身子女传递着爱的信息，已经给他塑造爱别人的品德，这个孩子将来走向社会，他也会把他的爱给别人。

　　孙：尤其咱们国家的独生子女比较多，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像这种情况孩子对自己的父母就很有感情的，但对兄弟姐妹的概念就非常模糊。

　　王玲：对，我听上海儿童福利院的同志介绍也说多数情况是孩子比较大的，当然也有少数寄养家庭选择和自己现在孩子同龄的带回家，就是希望原有的独生子女能够学会尊重别人，爱护别人，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同龄的或者略小的弟弟妹妹，那么他就不再是唯我独尊，包括对社会的弱者，如何去伸出自己的手。

　　孙：我想再稍微大一点儿不单单是对自己的家庭有很好的示范效应，我估计对左邻右舍都是一个很好的效应。

　　王玲：对，像唐易酥那个家庭就说到，刚开始他们周围的邻居都还不太理解他们，说你好不容易退休了，你还要找这个麻烦，你还不在家清闲清闲，领这么一个残疾儿童回来不理解，但是后来看着他们家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是挺羡慕的。

　　孙：在大兴也是这样，在北京大兴，凡是领养孩子的家庭，都是特别受人尊重的家庭，而且他们甚至还带动别的家庭。

　　王玲：是的，有些家庭看到孩子在他们家给家庭增添了不少欢乐，我也去报名吧，所以有很多家庭也去报名，希望也能寄养孩子，上海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现在上海还有800个家庭在报名申请。

　　孙：还在排队呢？

　　王玲：对，排队，希望能够领养这样的孩子到家里。

　　孙：看来孩子到家庭寄养得到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有些社区的社会风气，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去比较冷漠，就是些不太好的情况，估计通过孩子在家庭寄养，可能能净化社会空气。

　　王玲：对。

　　(音板)

　　孙：咱们民政部已经认定了北京是可以示范的地方，你们有没有推广家庭寄养的大体设想？

　　王素英：应该说是有的，去年民政部在广东召开了全国的社会福利社会化会议，在那样的会议上，司马懿国务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并且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民政部部长就提出各地都要积极探索北京模式，并且要尽可能为孩子创造回归社会，回归家庭的条件。从广东会议之后，大家都在积极探索家庭寄养，从部里来说要如何规范这项工作，规范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使儿童的权益得到最大的保护，所以这两年我们正在积极的努力，准备在近期出台家庭寄养的管理办法，目的也是要把这项工作推向健康，规范的发展轨道上。

　　孙：现在是这种情况，家庭寄养这种方式可能是比较成功的，各方面的反映也比较好，但是社会一发展，而且咱们国家正在进行改革开放，这种转型期孩子的生活学习费用越来越高了，这可能对家庭寄养会有一定的影响。

　　王玲：在采访中我就感受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刚才介绍的这个聋哑儿童唐易酥，他们家就谈到这个问题，我当时问他们，你们想不想领养这个孩子呢？他们就特别为难，说现在我们处在特别矛盾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要上聋哑学校，上聋哑学校的学费和食宿费比一般的学校要高得多，比如这个学期他们给孩子交学费就交了1600块钱。那么福利院只能报300块钱学费，剩下那1300块钱就是他们自己掏的，他们当初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郭中奇，这个男主人还在工作，那个时候他一个月还有八百多的收入，可是现在他下岗了，一个月还剩三百多的收入，他爱人又退休了，他的状况就不如以前了，经济水平就下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领养这个孩子付出的就要更多了，他们觉得特别为难。可是要把孩子送回福利院，他们又觉得跟这个孩子已经是难舍难分了，而且孩子已经被他的亲生父母抛弃了，已经有了第一次伤害，如果再把他送回福利院，就等于伤害他第二次了。

　　孙：就像你说的你问一问这个孩子回不回福利院就把他弄哭了。

　　王玲：当时他们尽管处在这种矛盾之中，但是他们依然对孩子充满了爱心，他们讲了一件事就让我特别感动，就是这个孩子的姐夫，在一家公司当普通的职员，他说每期福利彩票我都要买，为什么？这个孩子不是聋哑吗？他们从网上看到，给孩子看病的话，一个耳朵要花20万元，两个耳朵就要花40万，那么一个普通的家庭是承受不起的，所以他就每期都去买彩票，他说如果我中奖的话，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妹妹治病，真的，我当时觉得特别感动。

　　孙：我们国家对这些家庭寄养的孩子最基本的生活费用，治疗费用，教育费用可能也有些不足的地方？

　　王素英：是这样的，一般做家庭寄养的这些地方，他们的财政，拨给福利机构的孩子所有的费用，包括医疗费，包括生活费用，也包括教育的费用，这些费用都会拨付给家庭的，但是我想这种费用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那些又有先天性病残的孩子来说更不够了，那么这里面王玲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政策支持的问题，像我们，如果能够使得家庭寄养这项工作长久的开展下去的话，必须要有足够的政策支持，当然这项工作毕竟是刚刚起步，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去完善它还有很多的工作，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政策完善的问题，我们相信通过完善这方面的政策，这些孩子的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

　　孙：我们相信孩子的明天肯定比今天更好。因为我们已经关注这个问题了是吧？将来孩子在这个家庭中一天一天长大，将来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就业的问题，成家立业的问题和寄养家庭父母关系的问题，父母老了他们有没有赡养的义务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都要有个说法？

　　王素英：寄养和领养就不一样了，领养是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寄养没有，寄养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所以我想家庭寄养如果我们开展好了，我们是能够通过家庭寄养走向家庭领养。

　　孙：马上就要开两会了，有没有类似的说法或者一个提案，一个议案，有关社会福利，社会化的问题。

　　王素英：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过去每年两会期间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这方面都是人大，政协代表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想这次也会有人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像社会福利社会化，这些年，不论是民政部也好还是各级民政部门也好，都在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咱们还是回到家庭寄养来说，我想如果我们很好的开展家庭寄养工作，就应该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政策的问题，要完善家庭寄养的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能使这项工作长期做下去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社会支持体系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孩子虽然进入一个家庭，但是他所需要的支持可能不是一个家庭就能提供的，他需要整个社区的支持，社会的支持，比如这个孩子上幼儿园，上学校，就医以及他将来的就业问题，他需要全社会支持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社会支持网络体系，应该逐步健全；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监护权和抚养权已经分离了，因为监护权是在儿童福利院，而抚养权是在家庭里面，那么福利院如何行使监护权，如何有效的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第四个方面就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应该说家庭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像刚才王玲谈到了这个孩子已经被家庭遗弃了，如果再一次在家庭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对这个孩子可能是一种终身的伤害，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为这个孩子选择一个最适合的家庭，这也是我们工作人员要努力做的，现在我们在很多地方也注意到了，报名的人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踊跃，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听到了合适的家庭，孩子真正需要的家庭可能还有一段差距，大量的培训工作要做，如何使这些家庭具备合适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生存环境。

　　孙：我听出来了，但是培训家长之前首先要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

　　王素英：对。

　　孙：开展家庭寄养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我觉得除了政策最重要之外，这方面的队伍，这方面的人才也非常重要，工作人员的规范化培训还有机构设置，还有你所说的筛选合适人选的专家评估队伍这些建设怎么办啊？

　　王素英：目前也都在逐步的建立起来，比如像专门的工作队伍，因为过去福利院的孩子都是在机构里面，不需要专门的家庭寄养的工作队伍，而现在凡是开展了家庭寄养的地区都建立起来相应的队伍，而现在这支队伍要包括各方面的人员，他不仅仅需要医生，还需要老师，需要心理学家，心理卫生这些都很重要，这样一支队伍也在各地建立起来，我们目前的水平可能不够，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专业方面的培训。

　　孙：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尝试，咱们刚才讲的人员的培训，还有政策支持可能已经纳入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了。

　　王素英：是这样的。

　　孙：而且还有一些好的尝试，像大兴县为了这些孤残儿童将来的就业问题搞了“一条龙”就业基地是吧？

　　王素英：是的，把孩子送到家庭仅仅是第一步，还有孩子就业的问题，所以就搞了一个农业基地，在这个基地里他可以教孩子养殖和种植，等于是给他了一种生存的本领。

　　孙：对，已经有长大了的孤残孩子在那里就业了。

　　王素英：在那里成家了，非常好的事情。

　　孙：我们有始有终，到最后还是对孩子一生负责的，说起有始有终我就想到源头的问题了，就是这些孩子的出现，我们今天话题的提出都是因为孤残儿童，这些孩子被人遗弃了，出现了弃儿了才会有这一系列的问题，怎么能够从源头上来减少这个问题，减少弃儿的出现，甚至从根本上解决弃儿的问题，不再出现弃儿。

　　王素英：弃婴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全球问题，是一个很多国家都存在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有，其它地方也有，那么我想这种弃婴出现本身是有多方面的原因，也是一种综合治理的问题。

　　孙：各种各样的因素。

　　王素英：对，也不是民政一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很多部门共同努力，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根本解决弃婴这个问题，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家庭支持，因为这个家庭遗弃孩子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道德方面的原因，伦理方面的原因，有社会方面的，可能也有经济方面的，这种经济方面的就是说，特别对残疾孩子，他们弃婴可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残疾，家长无力拿出足够的费用给孩子治疗。

　　孙：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不是？

　　王玲：一般来讲父母亲不忍心抛弃自己的孩子。我看到一篇报道，好像是通县吧，两个孩子全瘫，都已经20多岁了，妈妈一直在照顾他们，当然他妈妈也常说，我死了你们怎么办？

　　王素英：这里面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想经济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政策支持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有有关的政策，比如是有残疾的家庭，能够在孩子的治疗、就学、就业方面能够有些优惠政策来支持这些家庭，那么可能这个孩子就不会离开家庭，所以我们在谴责那些遗弃孩子家庭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呼吁社会给这些家庭多一些关心，多一些支持，另外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当我们奉献爱心的时候，那么你得到的回报比你的付出会更多，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的孤儿，关注我们的弃婴。

　　孙：您的话已经得到了证实，几乎所有家庭寄养孤残儿的家庭他们都感到特别幸福，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家庭是儿童学习和成长的最佳环境之一，也是孩子进入社会的桥梁。通过今天的节目，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家庭寄养孤残儿童工作以及它的社会意义有了一些认识和了解，我想，当我们身边的福利机构正在或者将要开展家庭寄养活动时，就让我们共同去支持、参与这项活动，让你的、我的、大家的爱，去温暖受伤的幼小的心灵，用我们的双手为孤残儿托起明天的太阳。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一小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孤残儿童的家庭寄养问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王素英副处长的光临，主持人孙涛代表责任编辑王玲以及录音师王青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明天继续关注明天我们的《午间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