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篇·性骚扰最终是法律层面问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王振宇

　　“性骚扰”这个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很多事件，如美国前风流总统的“拉链门事件”，让我们对它有了感性认识，可那毕竟发生在国外。应该说是一场官司提醒了

我们：性骚扰并不只是别人家的事儿。那是发生在2001年的“中国首例”性骚扰案，该案一审程序以法院驳回原告起诉而告终。当时人们惊问：“法律难道拿性骚扰没办法吗？”时隔一年有余，“京城首例性骚扰案”给出了答案：中国法律目前似乎没什么办法。就在此时，媒体传出消息：2003年6月9日，中国有了首例性骚扰胜诉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工作已经启动，有关性骚扰条文将被写入其中，这些是否意味着某种转机的到来？

　　给现有法律打补丁是杯水车薪

　　我国目前没有关于性骚扰的权威性定义。按照国际通行的说法，性骚扰是指所有违背意愿的性侵犯、性要求和其他与性有关的言词或行为。其具体表现形式可谓五花八门：可能是语言骚扰，也可能是行为骚扰，还可能是通过设置某种环境进行骚扰，比如摆放令异性难堪的图片等。从前述定义上看，认为只有女性才是性骚扰对象的普遍看法并不正确，媒体也实在不乏男性遇“狼”报道：一个17岁男孩因摆脱不了一个40岁左右女性的骚扰而非常烦恼、某公司男秘书因屡遭女上司骚扰而不得不辞职、某男士在长途客车上被女士摸臀骚扰……当然，正如俗话所说：“妇女和银行是天生的犯罪对象”——女性毫无疑问是性骚扰的最大受害群体。

　　既然人人都有可能遭遇性骚扰，那么这其中是否有规律可循？笼统地说，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当然是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就性骚扰而言，组织中的下级、学校中的学生、行政行为中的相对人、司法活动中的当事人、服务交易中的被服务者、公共场合中体弱的人都容易遭遇性骚扰。引起公众极大关注的三个“首例”性骚扰案都发生在某个组织机构当中，其实禄山之爪无处不在：“禽兽教师”猥亵强奸学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引诱威胁妇女与之发生性行为、狱警强奸女囚、律师骚扰当事人、医生以检查身体为名猥亵妇女、裁缝趁量身之机对顾客上下其手、摄像师对模特身材评头品足，发生在公交车上的性骚扰更是令人防不胜防，逼得一些人想出设置男女分离车厢这样的办法来……

　　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当然可以减少性骚扰的发生，但我们都非常清楚，道德只能约束有道德感的人，前两天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报道让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在游人如织的北京什刹海裸泳、当街脱换内裤的勇敢者们，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泰然自若——他们的性骚扰行为怎一个舆论谴责能起作用的！

　　利用现有法律来解决性骚扰问题无疑是一条很好途径，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法律难堪此任。从实体法方面来说，刑法中虽有性犯罪方面的规定，但对于未达到犯罪程度的性侵犯无能为力；民法中虽有关于公民人格权的规定，但被侵权者无法据以判断到底被侵犯了什么权——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一些专门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如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压根就不见什么性骚扰条款！从程序法上看，困扰原告的最大问题就是举证难：达到犯罪程度还好办，刑事诉讼由侦查机关寻找证据，检察机提起公诉；对未达到犯罪程度的性骚扰案，要依据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诉讼规则进行：谁主张谁举证，而且是“过错责任”，也就是说，起诉对方性骚扰，自己要提供证据以证明确实存在性骚扰事实，而且要证明骚扰者有故意或者过失。而性骚扰多在隐蔽情况下进行，要想取证何其难也？修改现有法律势在必行。

　　首先要在实体法中加上关于性骚扰的规定；其次要在程序法，尤其是民事诉讼法中对性骚扰诉讼作出特别规定：明确性骚扰是一种特殊侵权，由此可以让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而且是承担严格责任——也就是无过错责任，只要损害发生，无需证明有过错存在。如此看来，仅仅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若干条文还是杯水车薪。

　　保障平等权利最终要靠宪法撑腰

　　有人建议制定专门的《性骚扰防治法》，理由是性骚扰发生领域广泛，各单行法律无法取得综合治理效果，而且它们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我认为进行专门立法与修改现有法律都很必要，但不要以为一“立法”就灵。现在有一种倾向：凡是遇到难题就抱怨没有立法，“法律不完善”简直就成了一个筐，什么借口都能装，似乎只要“填补了法律空白”就万事大吉。

　　其实，如何完善立法只是技术层面问题，很好解决——国外相关法律已经相当成熟，只需加以恰当借鉴即可。但有时候我们也许会发现，有了法律似乎更糟糕，它可能在执行过程中走形，甚至可能压根无法执行——让人白盼了一场；更加可怕的是，局限于作技术层面的工作会阻碍对制度进行深入思考，由此我们也许会遭遇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直接导致对我们法律合法性的怀疑。具体到性骚扰方面的立法而言，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对某些群体进行特殊保护的法律的合法性来源在哪里？如何解决法律永远无法穷尽所有性骚扰情形的困境？等等。

　　性骚扰对象是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的产生可能是基于自然原因——比如性别、先天遗传、后天灾难导致的心理、生理弱势；也可能是基于制度原因——制度本身会导致一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合法”压迫。人类社会有保护弱者的先天伦理要求，因此对于自然弱者的立法倾斜有自然法和人定宪法作为依托；而对抗不公正制度、保障平等权利最终要依靠宪法。如果我们用宪法来考察所有的法律政策、如果我们有了宪法诉讼制度，让所有受到歧视的人以宪法条文为依据到法院申请权利而不必等待某个词汇被法律确认，如果我们因为有了宪法撑腰就不必担心反抗了上司的骚扰丢掉饭碗后因为性别原因难以再就业，如果我们的进城女青年不再被当作“盲流”而忍气吞声，我想性骚扰问题不会再让我们头疼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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