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要被收容遣送的“三无”外地人、贫民窟里的第一代非法定居者甚至是偷渡客，都是无根的漂泊者。他们主动剪断了与土地、与母国的精神脐带，带着对梦想的渴求，选择了在异乡的贫困且漂泊不定的生活。

　　人，正如荷尔德林所说，在灵魂层面都是“大地上的异乡者”。但是当某个个体选择了既“贫”且“漂”的生活，没有制度的护佑，到处是歧视的白眼和强力的驱逐，他所遭遇的种种现实困境，是旁观者永远无法体会的。

　　不管是对滞留日本的中国人的关注，还是对他国贫民窟的考察，都是希望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都能够在理性、人性的制度保证下安居。

　　日本贫漂：我们是日本的“孙志刚”

　　本报驻东京记者黄凤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非法定居者主要来自农村及乡镇贫民；对于经济发达的日本来说，城市收容遣返制度的主要对象则是偷渡客和非法滞留者。

　　近来，日本入境管理局与警方联手采取措施，对旅日外国人的非法就职等活动严加取缔，并开始着重打击中国人非法入境和非法滞留等违法行为。

　　中国留学生在日滞留多

　　据日本法务省出入境管理局今年5月底公布的统计数字，在去年一年期间，因违反日本入境法而被遣返的旅日外国人共计41935人，比上年增加了1171人。其中，中国人达9764人，比上年增加653人，遭遣返的中国留学生、就学生呈上升趋势。在被遣返的中国人中，80%是中国留学生和就学生(在日本各种日语学校学习日语的学生)。这是去年一年遣返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

　　非法滞留日本的中国人大多流落在东京，而且有陆续从城市向农村扩散的趋势。在这些人员中，20岁至30岁的占70%，其中女性未满25岁的竟占一半以上，男性在工厂、服务业等行业工作的最多，而女性则以陪酒女等接客服务的最多。

　　非法入境华人遭遇不幸

　　在日本各地的遣返收容所里，过去时常发生被收容者受虐待等侵犯人权的事件。1997年，东京入管职员对被收容的外国女性进行性骚扰的行为被记者曝光。后来，又发生了被收容者死亡和遭受暴行等事件。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多起中国人在日本收容所内的不幸遭遇。

　　〖暴力事件〗

　　一个中国人因为在移送车内大声说话，遭到入管职员的残暴殴打：其颈部被一个职员用胳膊卡住，脸部被打，嘴唇裂口，两颗门牙也被打松动了。另一个针对中国人的暴行是在收容所里发生的。当时这位中国人因被收容后妻离子散，心情很不好，因而拒绝回答入管职员的问话，于是惹怒了入管职员，遭到他们的毒打。为了防止他反抗，入管人员还先用衣服将他的脸蒙上。打完之后，在让医生给他医治时，却强迫他说是自己撞墙碰伤的。

　　〖虐待事件〗

　　大阪府茨木市入境管理中心在遣返一名52岁的中国人时，不仅给他戴上手铐，而且将他裹在毛毯里五花大绑。这位被强制遣返的中国人，名叫刘滨德。1992年与作为日本归国者后代的妻子一同来日并取得定居身份。因他没有按期更新签证，当他2001年2月14日去入管局申请更新签证后，接到一纸通知，让他在当年2月28日去入管局。当他如期来到入管局时，竟突然被宣布为非法滞留，被当场收容。在收容所一年多后，2002年10月16日，他被告知，将被强制遣返中国。当天，刘滨德被五六名警官押在地上，全身被闷在毛毯里，用绳子捆绑，放到汽车座位下面，两名警察用膝盖顶着他，押送到大阪关西机场。到了关西机场，刘滨德被好几个警官揪着，戴着手铐押向中国北方航空公司飞往沈阳的班机。因为他强烈反抗，再加上机长拒绝搭乘。结果，他又被押送回收容所。

　　〖投错药事件〗

　　今年5月初，位于茨城县牛久的法务省东日本管理中心职员在为中国收容者投药时，对两个人投错药，让一个没有尿道炎的中国人误吃9天尿道炎药，而事后不过十几天，牛久收容所又一次发生投错药事件。东日本管理中心的中国收容者中有两个中国人同姓，一个住在1号房间，另一个住4号，两人都不会说日语，又都各使用一种止痒的软膏。5月18日，4号房间的人得到3管软膏和一片内服药，他开始时觉得很奇怪，但因不懂日文，看不懂，也无法问，就吃了内服药并用了送来的软膏。他涂上这种软膏后觉得患处有些疼痛。而19日在再次送来的药中，却只有1管软膏，于是他就设法问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说不知道。后来记者从日本法务省得知，投错的药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但法务省表示，这是不能原谅的过失，将迅速进行调查，追究当事人是否失职。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具体措施。

　　申诉制度“贼喊捉贼”

　　为了避免发生被收容者受虐待等侵犯人权的事件，日本法务省从2001年11月起实施针对法务省职员的暴力等行为的申诉制度，被收容者可向法务大臣提出申诉。

　　但是，据东京都市民团体“入管问题调查会”日前透露，到目前为止，外国人因遭受法务省职员的暴行及侮辱而提出申诉的共有68件，但都被入管方面以“没有证据”为由而不予受理，68件申诉材料至今还躺在法务省的内部资料柜里。

　　“入管问题调查会”从法务省内部得到的数字显示，68件申诉中有暴力事件，侮辱和虐待事件，医疗事故等。另外对“被多数职员集体殴打”、“恶语伤人”等问题的申诉也比较集中。

　　被搁置的68件申诉中的5例暴力事件，旅日中国人就占了2例。

　　目前，日本法务省规定，如果被收容的外国人有了不服申诉，则由各收容所的课长向申诉人及职员进行事实调查，如果申诉成立，就要向法务省报告。但东京市民团体“入管问题调查会”认为，尽管有不服申诉制度，但由于“入管”职员缺少人权意识，具体操作时漏洞百出，而且由于从事这种调查的人都由各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来担当，调查就设法隐瞒真相，申诉在收容所内就终结了。至今也没有一项申诉被报告到上级。前述刘滨德事件根本就没有申诉，类似事件不在少数。

　　菲律宾贫漂：贫穷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本报驻马尼拉记者孙笑天

　　城市非法定居问题历史久远，成因复杂。菲律宾马尼拉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根据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估测，这座超级城市的总人口超过1300万，其中约450万为非法定居者。非法定居者使本来就已十分棘手的城市贫民问题日益激化，并且给城市供给、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乃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淘金

　　菲大约30%的家庭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由于贫困家庭的规模通常大于非贫困家庭，贫困人口实际占人口总数的40%以上，且其中五分之四生活在农村。90年代中期菲在美国裹挟下过早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外资如洪流般涌入，在跨国农业公司压榨下，农村经济破产，贫困程度加深，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或因土地太少、耕种无利可图而放弃务农。

　　菲律宾属天主教国家，反对计划生育，目前总人口已高达8200万。且农村人口出生率远高于城市，狭小的耕地渐渐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人们纷纷离开乡村，沿着他们父辈的足迹到城市淘金。

　　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首都马尼拉是非法定居者流入城市的最大集结地。

　　“众星”簇拥“垃圾山”

　　马尼拉的非法定居点的分布是“众星捧月”：“月”就是大马尼拉市中心一个叫做彤杜的地方，当地华人将这里称为“垃圾山”，因为大马尼拉市于90年代初成立以前，这里是小马尼拉市填埋垃圾的地方。垃圾填埋达到饱和后形成了几个须仰视才见的山头。起初，以拾荒为生的城市贫民定居于此，以后的外来人口也陆续在这里安家立户，形成了大马尼拉市规模最大的贫民窟。其他一些小块闲置土地也被外来人口“见缝插针”，星散地形成规模不等的贫民窟。

　　记者曾造访过一些典型的贫民窟，它们一般都集中在铁道或臭水河两侧以及集贸市场附近。往往连成一片，相互依托，以抵御频繁的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棚户内的拥挤常常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记者曾见过一座面积不足20平米的木板房，里面住着5个家庭，共23口人，其中有4名婴儿和6名未成年人。屋内大致划成了5个区域，包括一个地铺，一个酒精炉或煤油炉，以及一些日用杂品。

　　贫民窟居民一般就地取材建房，不外乎木板、纤维板、泡沫塑料板和商业建筑的下脚料等，易燃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贫民窟发生恶性火灾的消息经常见诸报端，动辄殃及上千间房屋、数千人无家可归。缺水是火灾无法及时扑灭的主要原因，他们没有电力供应，而几百户人家的日用水都来源于一条私自接通的供水管线。所幸因为房屋低矮、结构简单，人员疏散相对容易，火灾极少造成人员伤亡。但如果贫民区内爆发的不是火灾而是瘟疫，他们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非法定居者：廉价的劳动机器

　　记者询问非法定居者的生活来源，但多数人只是一味地笑着表示无可奉告，但也有心直口快的人吐露实情：多以乞讨、拾荒为生。有把子力气的帮别人搬搬东西、跑跑腿；有点本钱的就贩卖一些廉价日用品或盗版光盘什么的；有些还成为政府的非正式雇员。大马尼拉发展署官员对记者表示，外来的非技术型劳动力对本地人就业造成巨大压力。虽然政府出台种种规定来限制本地企业雇佣外来人口，但绝少有公司能够抵御廉价劳动力的诱惑。有一位当地的华人业主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这里的劳力太便宜了，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买机器。”

　　贫民窟滋生罪恶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非法定居者也并非都是良民，其中当然不乏小偷小摸甚至打家劫舍者。由于菲律宾并没有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他们作奸犯科后常一走了之，无法跟踪他们的形迹。另外，还有“职业”非法定居者将黑手伸向了同类，他们合伙作恶，谎称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其他定居者讹诈房租、地租和保护费等。

　　城市非法定居问题历史久远，成因复杂，这些家庭几乎各有各的不幸遭遇。历届政府实施了多项措施引导和帮助非法定居者回归主流社会，其中包括提供住房贷款和有选择性无偿分配土地等。然而长期的贫民窟生活让他们中很多人缺乏过正常生活的勇气和能力，某些获得土地的人将土地出售牟利，然后再度加入非法定居大军。＃

　　巴西贫漂：被迫选择罪恶

　　本报驻里约热内卢记者殷永建

　　作为世界十大旅游城市之一，里约热内卢景色奇特，海水环抱市区，市内山水相依。入夜，多座山峰灯火辉煌，呈现出一道独特的风景。不了解里约的人可能会依惯例，认为山上是富人区。但事实恰恰相反，众多山上的聚居区就是闻名世界的里约热内卢贫民区。与狂欢节、桑巴舞、美丽的风景和技术高超的足球相比，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在世界上的名气并不在前几者之下。

　　城市扩张导致贫民区增加

　　整个20世纪，受农村地区自然灾害的影响和城市易于生存趋势的吸引，里约贫民区开始逐步增加。进入50年代，瓦加斯政府执行的政策使公共职员大量增加，城市服务业就业机会多了起来，东北部地区又遭受干旱和饥饿，大量贫苦农民涌向大城市，里约的贫民窟迅速增加。

　　中产阶级拥有庞大的购买力，房地产业空前活跃，促进了里约城区的扩大，同时它也成为穷苦的东北部难民的劳动市场，家庭佣人、看守大门等工作成了他们竞相争夺的对象。为了节省交通费，这些穷苦人就在距离工作的居民区较近的山上建造简易的存身之处。因此，里约每出现一个新住宅区，周围就会出现一个新贫民区。现在的里约，每个区都有贫民区，只有弗拉门戈区的贫民区较少。

　　据了解，现在里约贫民区已发展到630多个，居民总人口已达150多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1/10左右，其中罗西尼亚是拉美最大的贫民区，人口达5万人。

　　贫民区成为罪犯的大本营

　　贫民区虽然有极少数住房比较考究，但自来水、电力供应、医疗、商业、教育、警察执勤等公共服务和治安设施却远不及居民区，因此这些地区成为罪犯隐藏的理想地点，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毒品交易在巴西兴起之后。毒枭成了各贫民区的头目，他们不仅经济较为富有而且还拥有武器，贫民区也成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警察在人少的情况下都不敢进入，前往抓毒贩至少要20多名警察，而且要携带重武器。山上有人病了，不是求助于公立医院，因为医院的救护车根本不会上山，而是求助毒贩，他们会向病人提供交通工具，甚至给他们钱去买药。贫民区内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据说拉美最大的贫民区罗西尼亚还设有麦当劳分店、学校等设施。著名的喜来登饭店就位于维迪加尔贫民区山脚下。

　　毒枭不仅是贫民区的山大王，而且即使他们被逮捕，在监狱中也能呼风唤雨。今年狂欢节前夕，狱中的毒枭准备越狱，为配合行动，他们下令贫民区的毒贩采取暴力行动，抢劫行人，焚烧公共汽车，勒令商业设施关门，学校停课，以吸引警方的注意力。然而警方事先得到了情报，没有放松对监狱的监视，使之越狱的计划没有得逞。但骚乱并没有平息，直至联邦政府派军队，才保证了狂欢节平安无事。

　　大量贫民区和大量贫民的存在已是一个既成事实，是对里约市治安的严重威胁，贫民区地形的复杂和人员的杂乱为政府实施控制增加了困难。历届政府都想尽办法，努力改善城市治安，但无一奏效。最近，有人提出加大对犯罪分子的镇压力度。这一措施刚一提出，就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因为人们担心物极必反，导致犯罪分子更大程度的报复。＃

　　娜拉走后怎么办

　　孙志刚事件后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重构设想

　　萧瀚

　　2003年3月17日到20日之间，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先生，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转到收容站收容之后，被残忍地殴打致死。此事引发的社会性舆情浪潮表明，收容遣送制度已走到尽头，但是“娜拉走后怎么办”永远是制度变革的最大困惑，这需要对社会甚至历史的了解和对公权力的性质以及社会救助制度本身的研究。

　　在中国，要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实际上不仅仅是个现行制度改革的问题，同时也更是一个传统观念更新的问题。其实中国所谓“流民”(即现在人们常用的几个侮辱性称谓“三无人员”、“盲流”的古代称呼)自古即有。自商鞅以降，“禁迁徙，止流民”的政策延续了2000多年，其本质在于管理的方便。然而这一观念至今未变，1982年以来的收容遣送制度迁延至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虽有所谓对乞讨流浪者的社会福利救济一说，也少有其实。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动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人口流动在给社会带来巨大生机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应运而生的问题。任何人没有权利限制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走动，但这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秩序就不重要，只是延续商鞅这种古老的高压手段来管理现代社会无疑是刻舟求剑之举。现代法治社会已经形成的共识是：不论需要怎样的社会管理，政府不得侵害基本公民权，这是社会对政府最底线的要求。如果流浪者无法得到基本的社会关怀，将是不正义的，同时他们确实可能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我想这样一些基本措施可能会有助于解决流浪者的社会救济问题：

　　1、立法机关应该制定专门的《流浪乞讨者紧急救助法》，由政府专门成立专门的城市流浪乞讨者救助中心。

　　中心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那些流浪者免于一时的冻馁，因此流浪者在中心生活只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必需，而且一般有期限限制，例如一次最多住一周，在同一个城市的救助中心最多只能居住三次，并且三周不得连续。这种救助的原则是“救急不救穷”，不给流浪乞讨者长期居住提供食物，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而言，完全由政府来养流浪乞讨者是不现实的，同时正如亚当·斯密所论证过的，只有试图给每个人提供独立生活的机会才是防范犯罪最好的途径。政府应该对近年来，全国的城市流浪乞讨者进行一个总体性调查，以了解他们的生活，从而有的放矢地设立救助中心，例如由此可确定中心的规模，确定每年的预算——花纳税人的钱总得有个交待。但是，救助中心绝不是派出所、遣送站，帮助流浪乞讨者的时候，必须尊重他们的基本自由，流浪乞讨者应当可以自愿进入中心生活，政府无权强行要求他们进入。中心除了提供基本生活的必需品之外，还可以招聘义工为流浪乞讨者提供教学以及其他服务。

　　2、政府应当尽快全面完善社会保障的福利救济制度，降低贫富分化的水平，使老有所养、少有所依、病有所恃、孤寡有所凭。

　　这是减少流浪乞讨者数量的治本之举，越早完善越好。鼓励民间成立各类社会福利性质的基金和福利组织，允许各个宗教的教会向流浪乞讨者提供各类救济，鼓励各类企业的适时捐助，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帮助这些无助的人。

　　3、在《刑法》中增加保安处分制度，通过司法程序对于那些轻度妨碍社会治安的流浪乞讨者以及虽然没有流浪乞讨，但穷困潦倒、颓废并且妨碍附近邻居正常生活的人实施一定的强制措施。

　　区别于收容遣送制度之处在于，保安处分制度是一种刑法制度，必须经过司法，而收容遣送制度则是行政制度，宪政的基本准则之一就是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都应当由司法来决定，警察应当仅仅是执行者，而不能是决定者，因此保安处分制度不属于行政执法的范畴，警察权过大必然威胁公民权。

　　当代最伟大的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按照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自由并不仅仅是吃饱饭穿暖衣服以后的事，甚至可能恰恰是反向的事情.我们必须清楚，因生活所迫——这种乞讨流浪的表面原因往往只是另一种更深刻、更复杂、更积重难返原因的结果，面对他们，社会还有更多的罪孽需要回赎。＃

　　两性学堂--掀起夏日阳光中的爱欲狂潮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新东方口语听说速成 2004考研名师授课 司法考试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