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为贯彻上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通告》精神，市商委发出《关于公共餐饮服务场所防范“非典”的紧急通知》，通知明确要求：即日起，各餐饮服务企业应提供分餐服务或者提供顾客自助分餐的用具。“分餐”，这个并不陌生的名词，又一次在危难时刻振聋发聩。

　　目击“分餐不怕巷子深”

　　不幸遭遇“非典”，左邻右舍的饭店都已门可罗雀了，新天地“真的好”海鲜餐厅这两天生意却意外地好起来。秘诀是什么？一如既往“分餐制”。

　　昨天记者赶到“真的好”，正值午餐时分，二楼餐厅上座率达到“非常时期”罕见的七成。顾客三两围坐，各自优雅地“对付”着面前的盘中餐，偶尔抬头轻声交谈。清一色戴着口罩的服务小姐，蝴蝶般穿梭着，送上按人分在盘盏中的珍馐美食。

　　“一个午餐，营业额大概能上万”，总经理黄音有点喜出望外。20年前，乙肝横扫台湾岛，“吃饭时候用公筷”深入人心，中餐西吃的饭店次第火爆。“可要不要把分餐饭店开到上海来，我是犹豫过6年啊！”1995年起黄老板年年到上海来“踩点”，看到的总是清一色“投筷如雨”的“会食制”，到上海开店的想法一点点消散。直到前年，新天地起来，黄音硬着头皮把“中餐西吃”打进上海，朋友泼冷水：“分餐制？肯定勿灵。”

　　果然开张不利。黄音不急，她认准了：“分餐”不怕巷子深。分餐实惠，分餐优雅，分餐清爽健康。半年后，回头客越来越多，日营业额迅即翻番，清爽健康的分餐制成了“真的好”海鲜餐厅的金字招牌，“非典时期”更是风景独好。

　　当不期而遇的“非典”凸显出分餐制饭店的优势时，沪上绝大部分中餐馆营业额3月下旬以来急剧下滑。而开业20多年来一直坚持走“每人每”分餐路线的静安宾馆，这些天餐厅午市生意不降反升。附近商务楼的金领粉领们，都冲着它的“分餐卫生”来了。“我们已经打出口号：抓住‘非典’，做强分餐。”

　　昨天，市商委《关于公共餐饮服务场所防范“非典”的紧急通知》发出后，全市饭店紧急动员，添“公筷”、加“公勺”，增加人手为分餐。

　　据悉，至今年一季度，上海3万余家餐饮企业，实行分餐制的中西式快餐、西餐、中餐西吃所有饭店加起来，占餐饮企业总数的10%。上海市商委服务业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非典”的袭击能让市民都切实感悟到分餐的好处，“坏事也能变好事”。

　　聆听“分餐”18年

　　家庭主妇梅若英，跟着美国丈夫迈克，带着四个孩子从台湾安家上海。这对中西合璧的夫妇，无论是当初两人世界，还是如今一家六口，坚持“分餐”已经18年了。

　　记者：你是一个地地道道中国人，怎么会在家里实行“分餐制”，因为丈夫是美国人吗，嫁鸡随鸡？

　　梅若英：是让瘟疫逼的呀！你知道20年前的台湾乙肝大爆发吗，90%的台湾人被感染了，是的，90%！其中大概十分之一的人由此得了肝硬化或肝癌，这些都是相关部门正式公布的数据，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就是从那时候起，全岛全力推行家庭“分餐制”，阻断口沫传播，所以我就是被“从娃娃抓起”，自小开始“分餐制”。结婚后，我和先生在文化上有很多差异，唯独吃饭问题“东西一致”，分餐制。

　　迈克：既然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说出来你不要动气，两年前我刚到上海，真的不敢上饭店。想想都可怕，十几双筷子伸进一盘菜，你们是从小耳濡目染、习以为常，可我……哎，尤其是吃鱼，等那条鱼转到我面前，体无完肤了不说，多少筷子挟过，多少口水沾过，My God (天哪)，中国话叫什么？不忍下箸。

　　记者：我一直有个疑问，电影里看西方人吃分餐，是有专人操作的，要么是饭店的侍者，要么是贵族家里的佣仆，普通家庭里应该由谁来分菜呢？

　　梅若英：很难一概而论，基本做法是用公叉公筷各取所需。

　　记者：那么，“公筷制”与“分餐制”到底有什么区别？

　　梅若英：所谓“分餐制”，就是一个菜上来后，大家用公筷“一次性”把菜分到自己的菜盘里，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用“公筷”去挟菜的情况。我想说的是，中餐同样可行“分餐制”，我们家请的就是上海阿姨，每天烧的是地地道道本帮菜，照样“分餐制”。

　　记者：其实“公筷”在上海饭店也很普遍，但常常是吃着吃着“公筷”就跑到嘴里去了，大家也是见怪不怪的。

　　梅若英：我来提个建议吧，把“公筷”做得大一点，拿在手上就会有种异样感，这叫“公筷”提示，自然再不会往嘴巴里送了。不知生产筷子的厂家以为如何？

　　点评分餐，从公筷做起

　　上海二医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施榕

　　国人喜欢“觥筹交错”中情感交流，殊不知，也“交流”了病菌。曾经有科学家做过统计，导致胃溃疡的幽门螺旋菌、乙肝病菌，全世界数亚洲人携菌率最高。为什么，罪魁祸首就是筷子带来的交叉感染。本报实习生邱洁 杨扬 记者尤莼洁 陈江

　　目前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的“非典”病菌，现在还不能排除消化道传播的可能性，咽部是食道和气管的交叉口，病毒很可能通过口腔到达咽部进而潜入气管。所以，推行“公筷”和“分餐”正当其时。

　　“分餐”当然好，但一人一菜要有个普及的适应过程，先推广“公筷”应该比较容易被接受，只要泾渭分明、严格规范，自助分餐式的“公筷”，同样能起到阻断病菌的屏障作用。

　　其实，分餐制是个老话题了。1988年甲肝迅猛袭来之时，“公筷”“分餐”呼声高涨。15年过去，我们忘了吗？不期而遇的“非典”，以一种不容丝毫闪避的强硬姿态，再一次将这个话题推到了我们面前，应该明白：“公筷”“分餐”———绝不仅仅是权宜。

　　钩沉隋唐之前是“分餐”

　　分餐制是西餐独有？据研究饮食文化史的专家考证，分餐制是不折不扣的中华传统。

　　从上古文献和残存的器皿图案可知，我们祖先聚宴吃饭，是双膝着地“跽坐”着，人前各一案摆放饭菜，即便只有两人，也是分案而食。《史记·孟尝君列传》就记载着，孟尝君某日请一个新来投奔的侠士吃饭，侍从不小心挡住了烛光，侠士就此认为自己吃的那份菜与孟尝君不一样，欲离席而去。显然，那时候的盛筵，也是不吃“圆台面”的。

　　到隋唐时期，少数民族的椅凳传入中原，当时叫“胡床”、“胡坐”，桌腿椅腿全都变高了，围桌就餐的形式开始普及。但此后的民间亲友欢聚，有时也采用“分餐”的办法。北宋何远的《春渚纪闻》记载过一次“邻人小席”，各菜都由侍从分到每个人盘里。直到明朝，众人合吃的“会食制”才完全取代“分餐制”，并在圆桌上产生了长幼尊卑、主宾陪副的又一种饮食文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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