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星期一，早上8时。

　　这个春日和上海以往的任何一个春天没有什么不同，阳光明媚，空气中传来树叶的芬芳。

　　然而，对于34岁、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感染科的年轻女医师黄琴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就从那一天起，她走进了医院大楼一楼“非典”病人所在的病房，成为上海第一批进入“非典”隔离病房的工作人员。

　　亲爱的读者，你能想象一下去医院看病时，医生用听诊器在你胸口听诊的情形吗？这，就是黄琴与病人之间最近的距离，只有几厘米。

　　出于24小时监控病人病情的需要，也出于与家人隔离的需要，她没有再回过家。

　　截至记者昨天发稿时，这样的日子黄琴已经过了整整10天。昨天18时，在经过数次联络之后，我们终于通过电话与黄琴聊上了半小时。对于前一晚才休息了5个小时的黄琴来说，这半小时是相当珍贵的：要知道，我们采访占用的这30分钟，正是她每晚与7岁的宝贝儿子通过电话聊天的时候。

　　黄琴24小时随时待命

　　先戴上浅蓝色的口罩和防护帽，再穿上脚套，下一步是套上像宇航服一样连帽的白色隔离服，接着戴上手套，最后才是套上如同蛙人一般的眼罩———这么一套严格密封、全副武装的、繁复的防护设备，黄琴穿来只需六七分钟，而且不用护士帮忙。每次从“非典”病房出来，这一套行头便要立即丢弃。她几乎已经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最合理的程序，使穿着过程变得更快捷。最多的时候，一天中她要穿五六套这样的防护服，这也意味着她这一天进“非典”病房的次数。

　　从早上7时开始，用完简单的早饭，黄琴就开始了她一天的工作。

　　上午下午各有一次例行的查房，做必要的检查，并开医嘱、写病史，查看胸片、血样等实验室报告，每天还须填写申报表。然而实际上她与病人的接触远远不止例行的这两次，“因为医院实行的是‘24小时待班制’，有突发情况时需要医生立即到位”，黄琴说。

　　电话那头的她声音柔和动听，又带着医生那种不紧不慢的职业口吻。她说起“非典”，就像提到她以往接诊的麻疹、伤寒、肝炎等传染病人一样，既不小题大作，也不轻描淡写。

　　有一次，黄琴刚刚忙完手中的活，来到3楼休息室用餐。一位护士急匆匆地告诉她，那位女病人不管医护人员怎么劝说，就是不愿意上呼吸机。黄琴立即扔下手中吃了一半的饭菜，飞快地套上防护服，冲进一楼病房问清原由，原来是病人不适应呼吸机的面罩，觉得带上后透不过气来。黄琴告诉她上呼吸机对整个治疗非常关键，并以熟练的手法为她带上面罩，调整到比较舒适的位置。现在，这位女病人的情绪和病情都相当稳定，时不时还打个电话跟家人聊天呢！

　　黄琴对家人的电话叮嘱

　　昨天在记者采访前，黄琴刚刚用完她的晚餐，菜是莴笋和炒肉丝，还有餐前一碗鸡汤和餐后西瓜。丰盛的饭菜是由食堂直接送到他们11位专门负责“非典”病房的医护人员手中的。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一共有600多名职工，相对于这个整体来说，他们现在是特殊的一群。

　　不过黄琴已经干完10天一个轮回，从今天起，她将进入另一个10天的观察期，如果平安无事，她就可以回家看望宝贝儿子伦伦了。

　　黄琴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黄琴说，在这个非常时期，她对家人的电话叮嘱就是：注意常开窗户、保持空气流通，尽量不去公共场所，多吃水果和开水。对于儿子，她平常就很注意给他吃点黄芪和太子参来增强抵抗力。

　　最后，黄琴说，她给家人的建议，也就是她想给所有上海市民的建议。

　　在同座城市却暂不能相见

　　两个月前，当黄琴一家人从电视上看到广州发现非典型肺炎的时候，他们只是把这当成众多新闻中的一条，并没太在意，更没想到这种病会让他们一家人身处同一座城市，却暂时不能相见。

　　“我们结婚8年，平时很少分开，即使是外出旅游，也是全家出动，除非黄琴偶尔出差。可是这次不一样，我们都在一个城市，却已经10天没有见面了。”

　　当媒体对于“非典”的相关报道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一家人已经从当初的毫不在意转为密切关注了。终于一天，黄琴接到了院方要求她进入隔离病房的通知，院方给医生和家人们留了一两天的准备时间。

　　可这短暂一两天仍然无法让一家人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走之前的头一天晚上，一家人吃了沉默的一顿晚饭，直到看完电视节目，大家都只字不提这件事情。

　　休息时，还是黄琴第一个开了口。

　　她把儿子伦伦叫过来，叮嘱说：“一定要乖，要听老师和爸爸、爷爷奶奶的话，小心，别感冒，发热。”丈夫则在一旁叮嘱她说：“你自己要当心，不要太累。”两位老人什么都不说，只是在一旁帮着黄琴整理生活的必需用品和替换的衣服。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7时，按照往常的上班时间，黄琴离开了家。家里人也按照往常一样，各忙各的事情，没有去送她，他们希望让这个早晨和过去的无数个早晨一样。

　　电话成生活另一种必需

　　自从黄琴进入隔离病房工作后，家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她的电话。

　　因为黄琴很忙，所以每天只给家里打一次电话，而且时间不长，就几分钟，互相报个平安。家里人总是提醒她自己要当心，而黄医师的答复也总是“没事”。尽管每天重复的几乎是同样的几句话，但这些是他们生活的另一种“氧气”。

　　但是前天，黄琴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正在上班的她突然接到伦伦的电话：“妈妈，我喉咙痛，不想吃饭，发热了，38.4℃，老师让我回家。”黄琴把丈夫叫来听电话，在电话里详细嘱咐了该买什么药，如何服用。这天，他们打破了每天一个电话的惯例，通了5次电话，直到晚上孩子的病情稍有好转为止。

　　这两天，倪先生觉得生活一下子忙了很多，但问他怎么个忙法，他又说“还好”，最后他很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心理压力大。”自从黄琴进入隔离病房后，家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各地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电视里的、网上的，凡能获取的一切。

　　在丈夫的眼里，黄琴一直是个性格坚强而乐观的人，不大抱怨。不过最近几天，她在电话里会无意识地说“很累”。

　　“好几次电话里，黄琴都说，头天晚上又忙到翌日凌晨一两点钟。我一听，心一下沉了下去，你说休息不好，免疫力下降，就更加危险啊！”但电话，他只能不露声色地叮嘱她要注意休息，他也知道，身为医生的黄琴，怎会不知道这个，但他能重复的就是这些。

　　他说，亲人、朋友还有同事都很关心黄琴，总打电话来问：“有没有出来。”他总是半开玩笑地回答：“我老婆回来的话，我就不来上班了。”其实他也知道，何时“回来”的日子还是个未知数。“如果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即使她能回来看看我们，但还是要回去的。”他说。

　　最无忧无虑的是伦伦

　　当记者走进黄琴家采访的时候，家里的两位老人就很客气地坐到一边，一直都很沉默，只是在孩子调皮的时候轻声阻止一下。如今黄琴不在家，这两老担负起了家里买菜、做饭、照顾孩子的责任。记者问他们：“是不是很担心？”“不担心。”老人低低地回答说，之后便不再说话。

　　这个家里最无忧的还是伦伦，尽管这几天电视里一直在播的“非典”节目让他有点害怕起来，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对生命的体验毕竟少之又少，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妈妈如今面临的责任。

　　整个采访过程中，伦伦总是蹦出来纠正爸爸的说法，蹿上窜下，一点也不惧生。

　　在记者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块围棋盘。刚刚7岁的伦伦已经学了近2年的围棋了，在家里，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我让爸爸10个子，他也赢不了我。妈妈就更差了。”伦伦很骄傲地说，边说边有模有样地摆起棋谱来。“妈妈会问我每天在幼儿园的战况，所以我要好好下。”伦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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