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折邮票的大量出现，产生的不良连锁反应，侵害了用邮者，侵害了集邮爱好者，也损害了国家邮政的信誉

　　本刊记者/马韬

　　17岁的小姑娘秦宏锶感到很奇怪，寄出信件或者被退回来，或者是老家广西罗城的同

学并没有收到。她在去年成为广西河池地区民族中专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学生。邮寄信件，是她和以前同学交流的首选方式。

　　“我的同学都有这种被退回信件的经历。”秦宏锶说。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两封被退回，到了去年12月份的时候，会一下子退回两三百封信。”河池地区民族中专负责邮件收发工作的陈璐老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秦宏锶用来邮寄这些信件的邮票，是从学校的小卖部里按照邮票上标识的面值买来的。与邮政局卖的寄信邮票不同的是，她买的是纪念邮票，邮政局窗口卖的是普通邮票。

　　去年12月的时候，秦的疑惑有了答案。她所在的广西河池地区民族中专有大量信件被退回，退回的信件上贴的纸条上写着原因：非邮局出售的邮票，请同学到邮局买。

　　国家的邮资凭证，为什么在地方的邮政局里受到了抵制？

　　纪念邮票不能寄信

　　秦宏锶的同学罗媚元被退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

　　罗媚元要把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需把一些相关文件寄回老家。她贴的也是纪念邮票，她的信件也被退回了——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学校的老师看到了退信后帮她保存起来了。“要不是老师保存好了，转户口的事情就很麻烦了。”罗媚元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陈璐老师回忆道：“当时这封信混在几百封被退回的信件中，还被人撕开了，幸好有人发现保存起来了，如果丢了这些文件，户口的事情会变得很复杂。”

　　“曾经有一段时间，同学只好到南桥邮政局买邮票，顺便给其他同学带回来。”秦宏锶说。民族中专比较偏僻，离南桥邮政局有20分钟的车程，到邮政局去买邮票给同学们带来了相当的麻烦。

　　“我们的同学当时还得到了这样一种解释：纪念邮票是用来集邮的，不能寄信，如果寄信需要使用普通邮票。”陈璐说。

　　见怪不怪

　　广西河池地区民族中专的秦宏锶罗媚元们，只是中国有此经历人中的一部分而已。

　　“其实这种事情在全国范围内也比较普遍，不仅在广西有，你在北京的某些邮政局里买邮票，就能发现邮票背面有记号。邮政局的想法很简单——我这里提供寄信服务，就要用我这里卖的邮票。”资深邮商李国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国庆从事邮票经营五年多了，曾任北京月坛邮票市场的宣传部经理，还办了一份在业内颇有名气的《邮市月谈》，他为主编。

　　广东省博罗县也有类似事情发生：博罗县邮政局为了防止涌入本县的假邮票和外省邮票对本县邮政收入造成的“冲击”，从去年3月起就在本单位出售的邮票上作了记号，并向全县发了通知——凡不贴本县邮政部门出售的邮票的信件，将不予投递。规定出台后，隶属博罗邮区寄发的信件，只要没有记号，均纷纷退回，寄件人颇多怨言。

　　“对我来说，是见怪不怪了，邮票市场上的怪事还有不少。根本原因就是邮票打折，而且打折幅度非常大。”李国庆解释道，“不能简单地怪那些不想提供邮寄服务的地方邮政局。虽然违法，但仍然出现，也说明了邮政经营部门面临的压力。”

　　迅即叫停

　　广西邮政行业管理办公室的李先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邮政系统面临的压力是很重的，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地方邮政局，如果提供邮寄服务时的邮票不是在本邮政窗口购买的，就不会有收入，业务的确难以为继。

　　但只要出现这种“退回信件”的事情，都会被上级邮政管理部门紧急叫停，并给以处罚。

　　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司的副司长邓慧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纪念邮票也是国家邮资凭证，本质上就是为了寄信用的，谁敢不接受纪念邮票，就可以举报谁。”

　　给民族中专退信的南桥邮电局马上得到了上级管理部门的严厉处罚。

　　广西邮政行业管理办公室的李先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详细讲了处理的方式：“相关负责人到学校道歉，并给以内部批评，责其下岗培训学习。我们一知道这件事情，马上电话通知河池地区南桥邮政局停止退信行为。作为管理部门，我们还要加强监管，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管理部门一插手，事情马上就有了变化。从今年1月开始，信件邮寄恢复了正常。”陈璐说。

　　广东省博罗县邮政局的行为也很快被叫停。

　　巨额亏损

　　有人因为打折邮票而不能顺利邮寄信件，有人因为打折邮票而损失惨重。

　　说起邮票，会有很多人想起1980年发行的第一张生肖票——猴票；23年后的今天，这枚面值仅8分的邮票市价维持在1300元左右，升值1.6万倍。但，现在邮票市场发生的不是升值，而是剧烈的贬值。

　　秦宏锶罗媚元们开始因不能正常寄信而苦恼时，齐朗(化名)的苦恼已经持续5年了。

　　齐朗1998年买了近10万元的邮票，5年后最多只能收回3万元。

　　齐朗进入邮市比较偶然。1997年下半年的时候，他曾经在朋友的带领下去邮市“玩”过：在朋友的指导下，买了一封(100张)铜车马的小型张。没想到的是，没走几步，就有邮商高价收购，齐朗几分钟就赚了几百元。

　　“如果没有当时邮票市场的疯狂，没有那天的经历，我也不会买那么多邮票。”齐朗承认。

　　1997年的邮市，这种看似疯狂的事情屡见不鲜。1998年这波狂潮结束后，邮票市场已近5年没有走出低迷。

　　“我买的时候大约是1998年底，买了两个品种：一个是庆祝香港回归的金箔小型张，一个是庆祝香港回归的普通小型张。”齐朗买这两种邮票的时候，全是以国家发行价买的：金箔张是120元一张，普通张是8元一张。

　　现在这两种小型张的价格分别是：金箔张20元出头，普通张不到4元。而这两种邮品在最高峰时曾经分别达到过400元和30元。齐朗这笔并不漂亮的“投资”让其10万元现在仅可能收回不到3万元的本金。

　　“现在还套着，也不想了。”齐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当时做那么大金额投资的时候，认为市场已经跌幅很大了，而且我选的两种邮票具有相当的纪念意义——票面上是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形象，是纪念香港回归而发行的，在面值上买不可能会有很大的损失。根本想不到这种对中国有这么大纪念意义的邮票会跌得这么惨。”

　　带齐朗进入邮票市场的那位朋友则说，以前对邮票非常痴迷，每天都会欣赏自己收集的邮票，而现在，一看到邮票两个字就心痛。很显然，他也因为邮票价格的巨大变化而损失惨重。

　　打折伤害集邮者

　　集邮者在邮票价格的狂跌下有巨大的损失是很普遍的，因为从1997年下半年邮票市场步入低迷后，连续跌了5年，很多邮票的价格几乎是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重庆创策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易刚表示。他是该公司集邮协会的秘书长。

　　“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高峰时期的50多个会员现在都不再关心邮票了。”易刚说。

　　易刚认为，单纯的炒作带来的风险只能说是一种市场行为，不能简单地因为损失就埋怨谁，但由于发行量的激增导致集邮者对邮票信心的丧失，却是国家管理部门应该重视的一件事。

　　“庆祝1997年香港回归的普通小型张，发行量竟然达到5770多万，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量，市场的确难以承受。”易纲说，“预订的邮票按照面值买回来，可市场上马上就会出现打折的，这种情况下，集邮者会怎么想？集邮者不玩了，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集邮者也受了这么大的伤害，原因还是一个打折。

　　“最低的花票曾经打到2.5折，很多面值8元的小型张的市场价不到3元，打折幅度大的可怕。”李国庆说。

　　说这话的时候，李国庆正站在北京大钟寺邮币卡市场大厅外的院里。原来这院里交易繁忙，而现在不见几个人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钟寺“邮币卡”市场中，现在交易最火爆的是电话卡，其次是钱币，邮票最清淡，和称谓顺序正好相反，可见现在的邮票市场之低迷。

　　花票

　　“市场上将这种打折票称为花票。”李国庆说，“1990年前新邮票打折的情况非常罕见，但1991年开始，邮票发行量开始剧增，开始了新邮票一面世就打折的现象。近几年还出现了专门经营打折票的邮商。”

　　有人曾经统计了1992年到2002年9月发行的邮票：发行246套，打折242套，打折率98.4%，平均折幅将近5.5折。

　　近10年的邮票年册(即包含本年度发行的所有纪念邮票的邮册)，最低价大约都是7.5折，1998年的最低，仅4折。自1992年开始发行编年邮票之后，已成为新中国邮票发行50多年来市场表现最差劲的板块，迄今依然有50%仍然属于跌价票。国家发行的纪念邮票面值已经没有任何效力了。

　　正是这些打折幅度极大被称之为花票的纪念邮票，导致了纪念邮票“不能”寄信的后果。

　　“打折邮票的出现，使很多用邮票的人买的都是这种低于面值的花票，像民族中专学校里卖的邮票，绝对是邮商送去的低面值花票；而地方邮政局在这种花票的冲击下卖不出邮票，没有收入，却还要提供邮寄服务，压力的确很大，所以就出现了那些退信事件，目的就是为了让寄信人在邮政局窗口买邮票。”李国庆解释道，“如果纪念邮票的市场价格能维持在面值之上的话，绝对不会涌到邮寄服务领域去，也就不会给提供邮寄服务的部门带来这么大的压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打折票？

　　厦门大学集邮研究会会长何大仁教授在病中接受采访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邮票印太多了，并且把邮票当股票来炒作，这是极端错误的。最大的庄家就是管理部门。邮票是一个邮资凭证，而邮政部门却把邮票当做商品，邮政部门的扭亏很大程度上是靠发行天文数量的纪念邮票，这么大的发行量集邮者根本消化不了。想改变这种情况，惟有恢复到1988年时候的发行量。更令何教授着急的是，被称为“国家名片”的邮票如此下去，会影响国家的信誉。

　　仅是供求关系就导致了邮票打折的幅度这么大吗？

　　打折票从哪里来？

　　李国庆在分析打折票现象的时候首先问道：“邮票是国家邮政局印的，难道会有人按照面值买了之后再打折往外卖？有这么傻的人吗？”

　　地方集邮公司向市场低价倾销纪念邮票的现象，在集邮市场也是见怪不怪。李国庆认为，只有掌握货源的地方分公司低价倾销，或者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邮商，才会导致市场出现打折票。

　　“邮票‘早产’的现象也很突出，譬如今年的羊年生肖票就在国家定的发行日前几天就出现了，不是地方公司放货，怎么会‘早产’？这种早放货是为了配合期货炒法。”

　　李国庆说的期货炒法是这样的：地方分公司在拿到了最新发行的邮品后，先卖掉，等价格跌得差不多了，再从市场上买回来，交给预订的集邮者。虽然一上市就会低于面值，但刚面世的时候一般能处于相对的价格高点，譬如8折卖掉了，随后可能有6折甚至更低价格买回来的机会。

　　“这也是新邮票一出来，邮票市场上就马上出现充足货源的原因。”李说。

　　“还有地方公司的库存票，以更低的价格倾销出来，这部分是2.5折邮票出现的主要来源。只要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批超低折扣邮票，肯定是公司放的货。否则你怎么解释这些邮票的来源？邮票不是什么人都能印的。邮商只能炒高邮价，把邮票价格打到那么低的主要力量，还是掌握货源的集邮公司。”李国庆说。

　　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司副司长邓慧国从管理者的角度分析：“首先应该承认，就是因为邮政内部系统中有违规现象，出现了一些邮票交易的不正规渠道，才会导致打折票的涌出。这也是近几年国家邮政局监管的主要方向。力度也在逐渐加强。但也有一些市场行为导致打折票出现，原因是双方面的。”

　　邓司长举例说：譬如一套票中，邮商将市场价格高的紧俏品种以高于面值的价格卖出，实现了盈利，剩下的不紧俏品种，即使以打折的方式卖出，也仍然会保持整笔交易的盈利。

　　“这种市场行为形成的打折是不好管的。”邓司长说，“但我们要做的就是抓好系统内部的监管工作，从根源上杜绝。近几年已经查处了100多名有违规行为的邮政系统工作人员，有撤职的，有罚款的。”

　　监管的方式还有很多，譬如加强邮票结算中的资金管理、票品发放的计划管理等，国家邮政局财务部门也正在设计从财务角度进行监管的新方式。“国家邮政局，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治理打折票现象。”邓司长讲了其余将要出现的监管方式后总结道。

　　全国邮政部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于3月4日至6日在厦门市召开，会议上对邮票打折及其它违规现象给以高度重视，并提出要不断加强在此方面的监管工作。

　　痼疾必除

　　邓慧国副司长在接受采访时强调：邮票打折的痼疾必须根除，否则影响国家邮政局的形象和信誉。

　　从今年开始，纪念邮票上出现了一种可以对邮票进行跟踪监督的荧光喷码。

　　“这种喷码的震慑力极强，每枚邮票上的喷码都不同，如果有地方公司倾销邮票，总会查出是哪个地方公司放出的货。喷码是一条非常有效的监管线索。”邓司长说。

　　国家邮政局的这种喷码构思已经在多年前实施，1999年发行的“汝瓷”邮票上第一次出现了喷码。以前是在整版邮票版边上喷，或是在整版邮票中某一枚邮票上喷，但违规者有他们自己的办法。

　　“近一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整版缺一枚的打折票，地方公司放货的时候，为了不暴露自己，把有喷码的那枚邮票抠掉了。”李国庆说。

　　“由于有把喷码邮票抠掉的办法，国家邮政局干脆在每枚邮票上都进行喷码。”邓慧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着监管的逐步升级。

　　地方公司敢超低折扣卖邮票，就是因为结算的折扣也是比较低的。邓司长表示，以前有过按照面值的3折、4折结算的方式。

　　“从今年开始，结算的比例升到了面值的8折，剩下的2折空间作为地方公司经营成本，这样地方公司根本就没有办法低价倾销邮票了。”邓司长说。

　　国家邮政局不仅在追踪监督上有了新举措，在结算上也有了新制度。新制度执行后，市场上果然有了新变化。

　　“近期，超低折扣的邮票已经很少了，即使打折，折扣率也很小。而以前积压在市场上的花票，由于消耗及新低折扣货源的断档，价格已经开始逐步走高，目前已经接近4折了。”李国庆说。

　　1998年国家邮政局成立前，1992～1997年期间那部分发行量巨大的邮票，是超低折扣邮票的主要品种，涌到邮寄服务领域后，给邮政服务部门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这部分正在进行消化的老花票，导致目前很多邮寄服务应该收到的服务费被这些邮票抵销了。

　　“1998年成立的国家邮政局，也一直在体会市场超低面值销售邮票带来的切肤之痛，邮政系统在与邮电分离后一直没有有效的盈利点，现在还要面对历史上遗留的压力，但现在的评价似乎全是限于邮票价格变化这一丁点，没有全面的来看，谁知道邮政系统的难处呢？”邓司长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两会中，人大代表、江西省邮政局局长李国华的两个提案之一就是关于邮政普遍服务的补偿机制问题，认为邮政作为一个较特殊的行业，国家应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对于发行量，国家邮政局也注意到了。

　　国家邮政局公布的2003年前2个月发行的3套纪特邮票发行量，已下降到1000万套以下，这个发行量已接近1987～1988年的纪特套票印量水平，成为近15年来的最低量，而刚刚发行的百合花小型张也以900万出头的发行量，成为1990年以来发行量最小的小型张。

　　“今年的年套票，最多的900多万，百合花小型张这款邮品的发行量已经限制了今年套票的总数量。”邓司长用具体的数字表示今年在发行量上的变化。

　　针对市场认为今年所有邮票都要发行小版张是一种变相的圈钱行为的观点，邓司长有点无奈：“经过近两年的摸索，知道小版是集邮者喜欢的一种邮品，是针对需求开发的品种，难道这种针对需求开发新产品，为国家增加收入为集邮者提供更好的邮品也是错？看样子国家邮政局被误解太多了。”

　　扭转形象的困难

　　看来，邮票打折影响邮政局的形象和信誉，挽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减少发行量，无疑是集邮市场上的邮商最希望看到的，那样可以借机炒作，很容易就把集邮的人气带起来；因为买邮票而亏钱就对国家邮政局一片骂词的情况，也会在短时间改变。邓司长表示。

　　“但，那岂不成了鼓励邮商的炒作？量少了，集邮者买不到，刺激邮商的炒作，就更偏离了邮票这方寸世界展现大千世界的文化载体本质。所以，国家邮政局就是想扭转形象，也不会简单地把发行量一减了之，而是根据不同品种的市场需求科学地调整发行量。”

　　北京的大钟寺、上海的卢工邮票市场，在中国的集邮市场中很有影响力。“也正是这种影响力，导致观点往往跟着这两个市场走。但这类市场中价格的变化，几乎全是大邮商从自己利益角度出发左右的，以这种市场上的信息来评价国家邮政局在邮票方面的工作，是不是过于偏颇？”邓司长对目前层出不穷的质疑反问到。

　　邓司长面对的是多年累积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慢慢解决的难题，扭转形象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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