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主笔 章敬平 北京报道

　　一个新话题，一个让人先是一愣，而后众说纷纭的话题。2003年全国“两会”上，《南风窗》就此话题寻访京城的学者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答案见仁见智，亦不乏意见相左者。但众多受访者认为，在中国新领导人接连亮相的2003年春天，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出现拐点的敏感时刻，尝试着探讨这样的问题，可以“微言”显“大义”。

　　新政治家

　　2003年3月8日，《南风窗》截稿的日子，新的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内阁成员”，尚未产生。然而，综观胡锦涛新班底，省市区地方大员新团队，以及“两会”上的中国新一代市长，一个新的说法频频出现：新政治家。在不同的受访者的理解中，这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并不确定的概念，一个附会的说法，但它可以很好地回应民间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政治家的新期待。虽然受访者意见纷呈，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新政治家”的概念，一定包含着三个不同的指向：亲民、开明、透明。一名北京资深时政记者在阐述新政治家“亲民”指向时，言及北京“的哥”“的姐”为之兴奋的新规定：“两会”车队遇到交通信号红灯时，也要等候。往年“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车队，总在参政议政的名义下，对红灯视而不见。由于车队的出行，正值北京车辆出行高峰，长安街一带的路段往往因之堵塞。尽管官方认为“违规”与“堵塞”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民愤”着实不小。尤其是出租车司机，“两会”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意味着麻烦和收入的减少。今年“两会”，不仅红灯不可以闯，工交局还提醒市民，“两会”期间出行要避开交通高峰，遇到不便请予谅解。这名资深记者说，“‘等红灯’虽然仅仅几十秒，但它彰显了‘公众利益至上’的现代理念。表明上看，这个新规定是北京市交通管理局颁布的，实质上是新政治家们过去三个月内‘亲民’的结果。”在他看来，北京方面此举，与“新三民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据悉，所谓“新三民主义”，是中共老资格党员针对胡锦涛提出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得为民所谋”的评价。“两会”期间，外电以赞叹的口气，报道了中国新政治家们表露出的开明指向。俄罗斯《新闻时报》说，新政治家们着意于“政治改革和提高人大的作用”。报道称：“去年底胡锦涛采取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做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学习宪法，同时还开展了学习基本法，建设法制文明。”京城观察家认为，新政治家身上折射出的“开明”指向，还能从央视的“两会”新闻报道上窥见一斑。据信，高层认为，新闻应该着眼于基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不是高层领导。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最高决策层成员政治活动的及时公开，新政治家们表现出的“透明”指向，由此可见。2002年12月12日，九位常委共同听取有关部门关于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的具体措施。曾经神秘而封闭的党的最高层次的活动，如今终于公开在党所代表的亿万公民面前。舆论评价，新一代的领导团队正在努力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尝试接受全体民众的监督和评判。高层之外，亲民、开明、透明的“新政治家”气息，还能从刚刚履新的地方政要身上分辨得出。譬如，透明。“两会”前夕，中国地级市的换届选举悉数完毕，一批新市长以“地方政治家”的姿态步上区域政治的核心。与他们的前任不同，在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曾被广而告之，向社会公示。山东淄博市长刘慧晏，是媒体列举的一个“典型人物”。去年，山东省委新班底，决意探索地市党政官员选拔制度透明化，由过去的省委常委会“决议”变为省委全委会“票决”。刘是“透明化”的第一个实验品。尽管他们还不是市民们直接用选票一张张“票决”而出，但他们履新前的透明度较之前任，则大大提高。辽宁抚顺市人大代表王大平对此体会颇深，在透明的选举中，由于选票不过半，他的市府班子缺副市长两名。除却亲民开明透明的特征外，以上海市府班底为代表的从“工程师”到“经济师”的变化，也是舆论眼中的“新政治家”之所以为“新”的地方。中纪委有关人士认为，从最高决策层，到地市级官员，新政治家们给中国政坛带来了新气象。中国亟需这样的新政治家。

　　平民政治家

　　中国当下还没有平民政治家，但已经有了带有平民政治家色彩的人，或者说“准平民政治家”。2003年3月7日晚，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作如上表示。他认为，一些专注于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民间人士，正在向平民政治家方向靠拢。民间知名人士袁岳也相信这样的判断。袁岳，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委员，一个议政时喜欢把美国英国挂在嘴边的“海归”，援引《美国传统词典》，说明平民政治家在中国是存在的，因为无论是statesman，还是politician，英文对政治家的描述，不仅是国内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者，在政府的科学或管理上老练的或有经验的人，还包括积极参与政治或者政党政治的人。一个可以佐证上述看法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平民，或者说民间人士，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当前的政治生态。2003年3月2日，重庆律师韩德云再一次来到北京。此行的目的不是办案。他在当下的身份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律师，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干部，当下已属于完全和官方脱钩的平民。去年，韩以一个律师的名义，参与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方面的立法，并被市人大通过；今年，韩以“非公经济和新阶层人士”的名义，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显然，在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看来，这个新当选的参政议政者，具有某种符号意味。报道说，2003年“两会”上，律师人数众多，与先前相比，可谓空前。众所周知，美国议会中出身律师的议员最为常见。一般看来，精通法律的议员能够更好地履行立法、服务公众的职责。全国政协委员高宗泽是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作为参会的政协委员，他声称“现在要实现角色的转变，不再仅仅是一名律师，更要着眼国家，着眼时代，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能”。作为律协这个民间组织的领袖，他感慨“律师社会阶层已成为参政议政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学者预言，中国平民政治家将从这些阶层的优秀人士中诞生。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平民政治家”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正在逐渐发育。一些非政治学科班出身的民间人士，凭借感觉大胆地说，中国出现“平民政治家”，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时、过去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例举了两个人：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年愈古稀的茅退休之后，于很多层面显露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在江汉平原促成了以乡村民主为旨要的“天村实验”；推行过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内容的课题研究；呼吁每个人都参与政治体制改革。姚立法，湖北潜江市教育局的小公务员，市人大代表。16年前，他被10个以上的选民联名推选为人大代表候选人，从后坚持11年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最终于1998年11月28日，正式成为人大代表，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竞选人大代表成功的人。一个动人的细节是，他当选三天前，向所在的教育选区选民发出他的正式竞选誓词，且承诺当选后立即着手解决大家关心的两件事。当选后，他兑现了承诺。在他的参政传奇中，不仅按照民主程序批评过市长，还领衔反对湖北省“汉江立市”且获得成功。过去两年内，这个口头经常挂着欧美政治家名言的人大代表，有很多精力投注在村民自治之类基层民主事宜上。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南风窗》说:“他们其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定意义上的平民政治家。”《南风窗》注意到，过去几年里，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在中国并不鲜见。辽宁省人大代表冯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等人，退休后几乎将所有时间投注到人大代表的工作当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职人大代表。声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而绝非政治家的茅于轼说:“我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学家，只不过对人权等公共利益领域内的研究更为集中而已。但是对‘平民政治家’的探讨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起码有利于社会消除政治家的神秘感，政治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政治家也不是至高无上的完人，他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平常人。”这位平素不苟言笑的老人还开玩笑地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搞男女关系呢。”尽管对平民政治家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一个广泛的共识却就此达成：政治家，不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那些处于权力巅峰的人。每一个为了公益积极参与政治，不染狭隘派性色彩的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无论平民政治家什么时候出现，他们都将拓宽产生政治家的通道，变单一化为多元化。

　　现代政治家

　　如果存在“平民政治家”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什么？贵族政治家？或者说精英政治家？一些官方研究机构的学者和官员不同意，或者说不愿意从这样的角度探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家”，尽管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研讨是有价值的，时机也已成熟。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周为民，面对这个意味深长的问号，不假思索地道出五个字：现代政治家。同时，期待并欢呼职业政治家以及“共和政治家”的出现。所谓“共和政治家”，是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法律关系上进行理论推导的产物。个别青年学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四颗小星星，原本就出自“共和”的概念。回头看，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有六名副主席，党外人士占了一半，56名委员，党外人士27人，差不多也占了一半！再看政务院的安排，四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两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党外人士九人，占了一大半！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有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遗憾的是，这样的共和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上世纪60年代中期被彻底打破。最近10年来，只有荣毅仁担任过国家副主席。显然，官方背景浓厚的学者们，不愿意从这个层面考察当下政治生态的变迁。从中央党校到国家行政学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受访者认为，一个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中国需要现代政治家。包括各级人大代表在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在未来都要有自觉的现代政治家意识。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周为民说，中国传统政治家中，最高境界是清官。这样的概念需要刷新。认真考察过日本宪政和议会制度的周为民，凭借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列出现代政治家的三条标准：摆脱传统意识，不在潜意识中视人民为统治对象；超越阶层利益，为公众而不是为所在阶层的利益代言；充满宪政精神，对宪法和法律具有不可动摇的忠诚。对照记者采访“两会”的见闻，便发现如此标准的制定，并不是无的放失，“达标”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件奢侈的事。出席本次人代会的大半是新代表，其中不少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手足无措。一些地方代表团驻团记者私下交流“两会”见闻，笑话大多由此而出。让人笑不出的是，少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带到“两会”上的提案和议案，根本不是什么“国家大事”。毛寿龙教授戏言：把家门口的路，报告党中央。2003年3月5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全国政协委员蔡玲呼吁解决再就业不能牺牲农民工利益，反对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地方就业政策，排斥农民工，把腾出的就业岗位‘送给’当地下岗工人。”一个只是尽了政协委员本分的提议，受到了各个层面的好评。原因之一是，她的立场是公众利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据称，并非所有的“两会”代表和委员，都有这样的持平之论。极少数代表的提案和议案，还透露出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倾向。这里的“私有”，倒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很多是狭隘的部门私益，地方私益，阶层私益。本次人代会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集团，其代表在各阶层代表中的比例不到1/5，如果每个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都为本阶层立言，那么，大多数人的利益由谁保证？有学者说，即使依照西方的概念，为狭隘的私益立言的披着“现代”外衣的另类，只能勉强算“政客”，而不是政治家。我们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家。观察家认为，一些代表将“公共权力私有化”，不是有意为之。他们不自觉地走到这个境地，完全是因为宪政精神的缺乏。

　　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

　　尹明善对政治家这样的字眼，是回避的。去年春天，这位65岁的力帆集团董事长入主重庆市工商联，半年后以私营企业主的名义出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3年3月7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尹对《南风窗》说，“我不能自封政治家，别人为党工作了十几年，我只工作了一年左右。”研究者以为，尹避讳政治家这个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观察未来中国政治趋向，他这样的私营企业主完全有可能朝着政治家方向发展，尽管尹本人未必会成为政治家。杜钢建说，这是好事，是酝酿一个有活力的政治局势的良好开端。同样觉得是好事的，还有茅于轼。他对《南风窗》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中国当下的政治家太少了。如何改变政治家少的局面？毛寿龙说，首先要改变现有的封闭的政治体系，将平民政治家们的政治细胞，以建设性的方式激发出来。千万个平民政治家一起涌现的局面，有可能铸就一个精英政治家诞生的摇篮。但，打破一个封闭的体系，所需要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出现。原因很简单：没有竞争性。2003年北京市“两会”期间，选民要见自己的人大代表竟被警方作为上访者遭到关押。试想，一个竞争性的环境里，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怪事”？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专职官员也认同这样的判断。“就目前的状态而言，中国没有多少政治家，公务员不能算是政治家，甚至于一些副部长也不是政治家，”他说，“真正的政治家是在竞争中产生的，现在的政治家还带有浓郁的官僚色彩。”但他对未来很乐观，他觉得竞争机制赖以存在的民主开放的制度环境，已露端倪。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杜钢建看重的是现实操作的可能性。他说，当前，急于让各级人大代表都成为西方式的政治家，不可能。让政治家都通过民选的方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也不可能。可能的是，在执政党内部推行民主的竞选机制，经由党内民主选举产生更多的政治家。他相信：这是中国出现更多政治家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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