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实践”大追问

　　2003年2月26日下午，在“两会”召开之前，本刊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研讨会暨‘长治实践’座谈会”在北京大学英杰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专家、学者、传媒人士济济一堂，共同探讨“长治实践”对“执政党创新”的意义。

　　不愧是“有争议”的市委书记——会议上，关于对吕日周个人的评价，有了一场小小激辩，原定三小时座谈，气氛热烈地延续了近五个小时。有评论家在会后指出：从“长治实践”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以感受到，新世纪的中国政治，确实在变化与进步，这场实践本身已成为人们思考“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与变革”的一个生动的现实标本。

　　本次研讨会系由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李成言和本刊总编辑秦朔共同主持。

　　搞“传媒治市”，让同僚过失大曝其光；“不打招呼”骑单车下基层，让基层干部惕怵不已；盛倡“政务公开”，把全市机关大院围墙推倒；大搞“请猫入室”，邀请全国媒体来长治监督……

　　长治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在长治的作为，对于思考当下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向，究竟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意义？

　　2003年春天的这天，20多位知名学者、专家、资深新闻工作者对此做了专题发言，并展开充分论辩，话题视角从小小长治延伸进中国政治生活无限丰富的现实中……限于篇幅，对于与会者发言，本文只能蕞要摘录。

　　权力不可以没有监督

　　中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李永忠，曾带队对“长治实践”做过调查。席上第一个发言的他富有激情地指出，长治实践所引发的关于党执政方式转变的思索，有三方面：怎么用人，怎么用权，怎么建设党。李感慨：没有及时有效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蜕变为安乐死的温床。苏共领导人正是躺在这张床上，在舒适安逸地享受了多年特权之后，慢慢丢掉了列宁的题词，脱离了群众，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的预言下，竟然提前八年亡党亡国。齐奥塞斯库躺在这张床上，听着每六名罗马尼亚人中就有一名共产党员的欧洲之最，并在享受最后一次党代会上全体起立，数十次雷鸣般掌声后的不久，夫妇俩在被追捕中无人援手，最后竟被乱枪打死。李指出，从近年我国情况来看，由于民主、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吏治腐败情况也相当严重，从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再到骗官诈官，官位价码一再上涨，谋取官职手段不断翻新。由于供需矛盾严重失衡，致使权力成为一些地区和部门最为紧缺的商品；由于体制缺陷，我们不少地方和部门设置的权力，对于掌权者来说早已不是负担，或者基本上没有负担，只是一种乐趣。伴随此乐趣同步增长的，是我们党和国家引以为患的最大危险。李说，在此背景下，评价吕日周现象，评价长治实践，更有意义的，恐怕还是由此所引发的对中国宏观问题的思考，即如何实践民主法理，弥补监督的缺位。

　　要有竞争性的制度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近来一直在关注“制度空间和治道变革”，延续这一思路，他提出：制度空间上进行变革是非常重要的。而要形成良好制度，要有个“竞争”环境。毛指出：大家都说长治干得很好，但是换了一个人，可能把所有的媒体都拒之门外。所以，长治实践的局限性是努力仅仅取决于个人，而不是取决于集体。那么如何让集体努力？就要在制度上来进行设计。不要指望一个人设计，也不要指望几个人设计，而要指望有一种竞争性的制度空间。要很多人去设计，相互竞争，好的制度才会真正产生出来。毛建议要从技术上去思考一些细小的制度模型，他举例：中国是一个行政国家，所有问题都是在行政会议上决定的，行政会议一般是七八个人，你会发现七八人开会、十来个人开会，慢慢就会转变成其中一个人说了算。“去年之前，大家都说领导干部任免是集体决定的，但其实都是一个人决定的，而去年7月份以来推行票决制，这是改变了讨论方式，改变了这个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全委会的票越来越发挥作用了。”毛还指出：我觉得媒体作用很有意思——政治家实施改革的时候，一定要超越既有行政体制，去寻找媒体或者是去寻找群众。一旦丢失了群众，又掌握不了媒体，那么“改革”可能说都说不出来。但媒体有好有坏，如何使舆论监督良性运作呢？就要让新闻媒体相互之间自由地、有规则地竞争，这种提高媒体质量的方法，可能比领导亲自来抓更有效。

　　让职业政治家形成阶层

　　针对有人评价吕日周是在搞“人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指出，对“人治”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那些全身心地扑在自己事业上的人，对那些不顾个人进退安危坚决与旧的官场作风、旧的社会习俗、旧的既得利益势力作不疲倦斗争的人，对那些给社会、给人民带来巨大利益的人，不要抓住其一两个小小失误就用“人治”这顶大帽子将其一棍子打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则冷静给“人治”的不同类型做了一个细腻分疏。李指出：“人治”在中国有非常长的传统。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良官良治、恶官良治、良官恶治、恶官恶治。现在在中国应讨论的，不是应该选拔多少良官来行良治，而是说应该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法制环境，去更好地推动良官良治，甚至是恶官的良治，防止恶官恶治，和良官恶治，法规重要性体现在此。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不必花那么多精力，调动那么多资源，不要有那么高的成本对付官场。李还指出，目前我们的政治理论和制度本身，和现实还不能完全吻合。比如说司法独立，无论从理论制度设计，还是现实中，都存在问题，法院是政府拨经费的，法官是由政法委来选拔的，当然其任命要通过人大的形式。李提议，能不能够让职业政治家的管理借鉴党管国有企业的方式？就是党管干部这一条不变，但管的是大干部，中小层干部则放到“市场”上去。这个“市场”里，得票数就是价格信号。为此，民选制可以从乡村扩到县市一级，让职业政治家形成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的职业生涯应该突破目前任命官员时，对年龄或地域的限制。

　　“妇人之仁”不足取？

　　对吕日周带干部积极下乡深入考察实际、体贴民情的所作所为，与会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段存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著名作家柯云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晓亮、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薛德震、《世界经济文化年鉴》总编辑周浩然等都对此评价很高，认为这有利于“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是政府创新的表现，有助于打造领导干部们的“平民意识”，突破理论和实际间的“一层窗户纸”。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则不以为然，“吕日周试验的可复制性很低”。杨坦然指出，虽然他也深受吕日周的作风感动，但“吕日周在长治的所作所为，最厉害的，最能够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他动用了一个最不应该动用的东西——妇人之仁，即诉诸于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同情心的方式来赢取民心和权威。”杨质问：“为什么不用现代制度和中共制度给你提供的制度资源呢？或者说，你为什么用不上呢？我相信不是吕日周不想用，而是用不上、无法用。”“吕日周权力很大，才能发动得起改革。吕日周的权力与改革成果之间有一个中介，就是吕日周是一个大好人。我怀疑我们找不到那么多的‘吕日周’。”“吕日周改革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要捅破的绝不是‘一层窗户纸’，而可能是他所难以冲破的铜墙铁壁。在吕日周自己的书里，我就看到吕日周是相当为乡村基层官员说话的，那么我就知道了，吕日周是必然会向很多因素妥协的。因为乡村这两级官员群体，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力量在抗衡，超过一定的界线他们就不干了。”吕日周试验的一大特色是以别人所没有的魄力和手段强化官员的管理。“之所以一再强调加强官员管理，是因为管不了官员。官员为什么管不了？是因为都是官员在管官员。中国政府的层级那么多，最多是六级，一般都是五级，真正亲民的层级在农村就只有乡镇政府，在城市是区(街道)，那么以上层级的政府官员主要忙些什么呢？忙着搞内部控制和管理去了。主要的政府资源不是用来为老百姓服务，而是忙于自己的家务事了，这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国情和特色。与其下大力气管官员，不如‘少管官，多管民’，撤掉多余的层级和机构，让这些官员‘深入’第一线，让他们直接为老百姓服务去。这需要建立一种公民能够对官员直接发挥影响的评价机制。杨一番尖锐的发言，引发了后来发言者的积极回应。

　　要提高党的“整体能力”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近年以现代政党的横向比较研究，引起国内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关注，接着杨的话题，他谈了三点感受。第一点，毋庸讳言，官员跟老百姓之间的联系是越来越薄弱。有人用自己的身体、行为去弥补这种裂痕，是值得感动的。第二点感受是，就是觉得吕日周的行为里面可能真是有很多偶然性。比如标新立异、不图权位的胆量，这不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有的；其次，当地的党政关系，有利于其行为方式，不会互相牵扯；其三，长治实践肯定有上级支持，否则不可能延续三年。但问题是，怎能让改革由偶然性变成必然性？王长江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党性质不是一码事。王说，现在一说执政能力，全部局限在干部能力上，五大能力，六大能力，全部是干部要怎么样，这其实不够，因为最重要还是党的“整体能力”的问题。例如在一个市里，书记和市长的能力都特别强，就有可能彼此抵触，地方执政可能就有问题，这就触及到机制问题。所以，要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体制和机制的建设上。王特别指出，“希望多开这种研讨会，最好能由小见大，去琢磨一些事情。”

　　“血肉联系问题”依然关键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近年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一文，引起全社会上下的普遍共鸣，不少人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地位和作用喻之。黄苇町指出：“长治实践”的重要意义之一，正是如何保持我们党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问题。黄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获得农民无保留支持而自豪的党，民主革命时期80%的党员实际上是农民出身的。淮海战场上中共军队以60万军队打败80万国民党正规军，是因为每个战士后面都有九个民工。但现在，共产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令人痛心的疏离痕迹。黄说，现在大的腐败案一般发生在城市；但是最恶性的案件一般发生在农村、比如逼着活人给狗戴孝；还有打死人，凶手在眼前没人抓，这种情况在城里不太容易发生，而在某些农村，确实是无法无天的。所以说农村党群关系问题非常突出。而长治实践，首先在农村很好地解决了一个党群关系的问题。黄说：我赞成一个观点，没有付出感情，是不能赢得人心的。黄还谈了关于干部的年龄和任期的问题。“吕日周同志个人去留的问题，大家谈了很多。这里主要是干部年龄问题是道坎，如果我们用任期制来取代，还有什么年龄问题？”为什么里根可以战胜比他小十几岁的竞争对手？因为美国的选民就管你这一届。而中国的“一刀切”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文革”后落实政策，一大批受冤老干部，要恢复待遇和职务，一下子“官满为患”。这些人干了几年，适应不了现代化要求，在当时终身制体制下，小平同志提出搞年轻化，“一刀切”就产生了。但现在，情势不同，可以考虑改革，让能者不必为年龄所累。

　　来自“常识”和“理想”的评说

　　《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黄钟针对社会上对吕的一些负面评价或过高期望谈了看法，指出对一个官员的评价和期待应回归常识面。黄指出：“官迷”没有什么不对，君子爱官，“取之有道”即可。第二，有人怨吕日周太“专断”，但关键问题还在于官场还缺乏健全制度，吕必须摆平各种关系，才能有所作为。《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这位近年来很活跃的政论家，则以一贯的富有激情和理想色彩的口吻评论到：“长治实践”发生在这个世纪之交，可以视为我们党自身改革的一个序幕。吕在长治重视公正公平的问题，同时推动了政治放开、政治民主，这实际上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要义。马立诚认为，就人们谈论的“人治”和“法治”角度来说，吕的治理手段是“通过人治的手段向法治过渡的人治，不是通常作为否定意义上讲的那种人治。所以，这种想法，这种施政纲领，和自由主义有联系也有区别，更不同于从西方贩运来的“新左”。马还指出，现在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就决策层来看，一个是融入全球化进程，接受这个国际规则；第二个是协调、整合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差别巨大的诉求。中共怎样适应新形势，是个大问题。只有解放思想，以改革统揽全局，通过政治改革发展政治民主，才是我们党惟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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