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认为：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主要取决于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自1978年至今，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改革开放以前的零、甚至负值提高到了约30%

　　本报记者张刚

　　未来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保持年均GDP持续7.2%的高增长，这可能吗？中国如何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此，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的研究摆在了面前。

　　2003年的“两会”召开前夕，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对《财经时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取决于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TFP的提高又仰赖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观点的提出首先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观察与研究。胡鞍钢提出，自1978年至今，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改革开放以前的零、甚至负值，提高到了现在的30%左右。

　　TFP使资本投入更有效

　　胡鞍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后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大约高出3个百分点；同时，资本投入比计划经济时期增加了1.3个百分点；劳动投入几乎没有增加；人力资本增长率甚至还略有下降。据此，结论是：在1978-1995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大约是55%；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率大约是9.5%；而TFP的贡献率大约是29.4%。

　　但是，不同学者对这一时期TFP的贡献率估计略有不同，大体在1.4%—3.7%之间。胡鞍钢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有些学者采用了官方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因此估计较高；而一些学者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调整，故而估计值会较低。但有一点大家几乎是一致的看法：中国经济增长部分地来源于TFP提高。

　　“我们的估计数值居中，世界银行的估计更高一点，贡献率甚至超过了40%。”

　　不过胡同时指出，并非说计划经济期间TFP就没有发挥过一点效应。从统计模型计算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TFP肯定是负值，但如果把“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个时期去掉，那么TFP还是正值，只是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而资本投入的贡献率却很高。

　　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角

　　“中国经济的增速随着基数增长而下降是可以理解的。提出TFP，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长期跟踪中国经济的胡鞍钢对《财经时报》说。

　　他认为，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不会很高，估计这一指标将低于1%，到2020年为零增长；从资本增长率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左右，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储蓄率和高国内投资率的国家。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将主要取决于TFP的提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部长李善同也曾于2001年提出过类似观点：在未来20年的前10年里，资本的劳动力仍然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在2010年之后，资本增长将趋于缓慢，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少到零。资本和劳动力逐步停止增长将导致后10年比前10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下降1.3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中国未来经济要维系7%或以上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TFP的提高，尤其是后者。

　　为验证这个观点，胡鞍钢对1978—1995年期间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来源进行了分析，发现加权后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增长率的标准差比较小；加权后的物质资本增长率的标准差较大；TFP增长率的标准差最大。这表明TFP的差异性明显高于其他要素投入。

　　他还发现，各地区GDP增长率与TFP之间具有良好的正相关性：即使在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比较接近的情况下，比如广东和新疆、福建和宁夏等，由于它们之间的TFP差异较大，GDP增长率差异也会很大。这同样表明，提高TFP是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

　　提高TFP关键在改革

　　胡鞍钢认为，提高TFP有多种途径。

　　首先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例如，加快使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如农业)转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非农业)，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1978—199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中，有1.5个百分点是因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所形成的，这个数据远高于日本和韩国1960—1993年期间的水平(分别为0.26%和0.34%)。

　　其次，改善技术效应。增加国家和企业对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激励技术进步，是提高TFP的重要手段。第三，改善人力资本效应。从世界各国的数据表明，教育越公平，平均教育年限就越高。这就是说，在资本水平(投资率和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强化教育投资、增加人力资本。

　　那么，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需要怎样的条件呢？

　　核心也是首要的问题当属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策质量提高。要改变长期以来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使政府对企业和公民的传统的控制关系，转变为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利用与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上控制腐败，并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使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的政府。

　　这些条件实行以后，TFP是不是一定可以提高呢？

　　有数据显示，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23%，小于70—80年代的0.34%，更小于50—60年代的1.4%。据此有学者提出：TFP这种乏力的表现不得不引起人们对“新经济论”关于经济增长原因分析的怀疑。如果此说属实，那么，中国未来的TFP是不是也要经历“先高后低”的脉络？

　　“这要看怎么计算的了。”胡鞍钢认为，不能只把TFP的增长看成一个绝对数值，而要看它在整个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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