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后的中央和地方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中，有四位中央正部级官员转任地方党政要职，颇为海内外关注。

　　他们分别是：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任天津市长；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王岐山任海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原人事部部长张学忠任四川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原交通部部长黄镇东任重庆市委书记、人大主任。

　　本报记者庞湖 王晨

　　长期在金融部门任职的戴相龙表示，天津将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争取开展离岸银行业务，筹建滨海发展银行，组建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海南当地媒体的眼中，这位新省委书记爱说“小事”；王岐山告诫大家，这些口号不是提出来就完事了，需要把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全，落到实处。

　　张学忠认为，四川原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是商家必争之地。四川有两点最大的优势：一是人才资源成本低；二是市场相当大。但要缩短同沿海地区的差距，还需用“超人的速度”追。

　　在重庆发展战略中，水陆空交通建设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而由长期担任交通部门领导的黄镇东出任市委书记，可谓匠心独具，人尽其才。

　　戴相龙：

　　天津金融业必定做大

　　全票当选天津市长

　　2003年1月24日，中国第三大直辖市天津市的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政府领导班子。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以全票当选为天津市新市长。

　　当唱票人宣布投票结果后，戴相龙起身向人大代表们鞠躬致意，代表则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就在这次选举前20多天，戴相龙离京就任天津市代市长。初到天津，他即表示，“从央行行长到直辖市市长是很大的转变，工作内容、思路、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将迎接这个挑战，尽快转换角色”；“我将与天津市1000万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勤政为民，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殷切期望”。

　　戴相龙今年58岁，1967年毕业于中央财经金融学院会计系。参加工作后，曾先后在云南煤炭工业系统、江苏银行系统任职，一度还出任过江苏丰县副县长；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后，历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交通银行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等职；1995年6月起，他从当时朱镕基副总理的手上接任一度由朱兼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职，在这个位子上长达近8年。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戴在完善中国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方面，在推动银行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变革方面，成绩有目共睹。在海外舆论眼中，他是本届政府中一位得力的金融官员，甚至被评价为朱镕基推进金融改革、稳定中国金融的“左膀右臂”。因此有人预言，他必将在中国的下一届中央政府中发挥重要角色。

　　在开发区的三句话

　　但出人意料的是，戴相龙却在中共十六大后离开中央，转任地方，这让一些预言者大跌眼镜。于是，海外又有分析称，戴相龙从位高权重的人民银行行长的位置被转到天津市当“二把手”，说明他在政治上遭受了挫折，云云。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在春节后与境外媒体的一次谈话中彻底驳斥了这种猜测。他说：“我谈的是正道消息，网上的一些话不正确。“戴相龙出任天津市长是中央经过周到考虑做出的决定，戴相龙长期在中央从事金融工作，而对领导干部来说，应该既有中央工作经验，也要有地方工作经验。”

　　张立昌还说，他自己不是搞金融的，而戴“是金融专家，有很多金融界的朋友”，到天津工作将提高天津领导班子的能力。目前戴相龙正在熟悉工作，一旦进入状况，必将对天津做出很大的贡献。

　　他还介绍说，原天津市长李盛霖“只有地方工作经验”，因此被调任国家经贸委任副主任。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东明去年年底在向天津市干部介绍戴相龙时说，戴相龙政治上坚定，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工作，熟悉金融业务，领导经验丰富，思路清楚，工作有魄力。

　　如张立昌所介绍的那样，为尽快熟悉天津的经济情况，戴相龙一到任就前往天津市最具发展潜力的天津开发区、滨海新区等地调研。在开发区，他有三句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要走出国门进行具有国际水平的招商活动”；“开发区必须要有大范围、综合、开放、市场化的资本运作”；“开发区拓展土地的问题我来负责解决”。

　　中央寄予厚望

　　长期在金融部门任职的戴相龙深知，哪个城市、哪个区域能在资本运作上领先，就可能在发展中占得先机。他表示，天津市将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争取开展离岸银行业务，筹建滨海发展银行，组建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

　　在北京“申奥”、上海“申博”先后取得成功后，中国历史最老的三个直辖市中，天津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需要创新，需要突破。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在中共十六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调戴相龙任天津市市长，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解读为中央对天津未来发展所寄予的关注和期待。

　　春节后的第三周，戴相龙等主要政府官员在天津市与以经叔平为首的民营经济投资考察团进行了密切接触。团员中的著名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张宏伟、卢志强、唐万里，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等都向新闻界公开表示，要加大对天津的投资和金融服务力度。

　　“我对天津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戴相龙说。2月24日，他就任天津市长后首次与新闻媒体代表见面，他透露，天津市政府决定成立金融办公室。他认为，天津在发展金融方面很有优势，离北京很近，中央的精神来得快；他自己也长期在金融战线工作，有领导金融工作方面的经验。他表示，一定要把天津的金融业做大。

　　王岐山：

　　离任时的掌声才属于自己

　　首赴广东次下海南

　　“在我日后离任时获得的掌声，才算是给自己的。”

　　2002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官员宣布中央决定任命王岐山为海南省委书记的大会上，刚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岐山，在众多海南省高级干部面前作出了这样的宣示。

　　今年55岁的王岐山被海外媒体形容为实干、具开拓精神的“经济学者型”官员。他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代所长、所长；1994年起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在他任内成立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

　　1998年1月，王岐山南下广东，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主管金融事务。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后，广东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达50%，属全国最高。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王岐山妥善处理了广信清盘和粤海债务重组，化解了广东的金融危机。2000年11月，他升任正部级的国务院体改办主任。

　　从搞政策研究，投身金融，到地方实战，然后回北京埋头经济改革研究，再到此次南下主政海南省，北京的政治观察家认为，王岐山转任海南，显然负有收拾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的使命，挽救经济出现“沉沦”的这个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换句话说，王岐山在体改办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将在海南省进一步实践，使海南再次成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海南第一击

　　2002年12月底，王岐山就任海南省委书记一个月后，国务院宣布，批准海南关于处置积压房地产的方案；至此，王岐山在海南的使命似乎更趋明朗化——解决缠扰了海南近十年的“烂尾楼”问题，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追回坏账，将成为王岐山主政海南的第一击。

　　在海南当地媒体的眼中，他们的这位新省委书记爱说“小事”，关注细节。比如在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有人谈到省第四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生态省”战略时，王岐山告诫大家，这些口号不是提出来就完事了，需要把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全，落到实处；我们要建设生态省，不让农民砍树，就要想办法解决农民的生活能源问题。现在我们找到了建沼气池的好办法，就要考虑农民建沼气池的钱从哪里来，买来的水泥会不会质量不过关，灯具、灶具会不会是假冒伪劣产品。沼气池建好了，农民就得养猪，猪苗从哪里来，养猪的防疫问题怎么解决以及后来的屠宰、销售问题，这些环节都得考虑到，认真解决。

　　说到发展优势产业战略，王岐山说，海南的优势产业是热带高效农业，但是我们发展农业的基础设施解决了没有？有的地方一下雨就涝，一天晴就旱，农业怎么发展？还有农村的道路交通问题，产前产后的服务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看起来好像很小，却都是影响发展优势产业战略的大问题。

　　“急必出错”

　　在与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的见面会上，王岐山又给大家说了一件“小事”。他问大家有没有发现许多地方和单位每次开会都发包、发笔、发本子的现象。他说，就是这种“小问题”里面可能隐藏着大问题。一是造成了大量浪费；二是采购的单位个人或者是小单位往往从中捞好处，产生腐败和不正之风。改进、加强机关管理要从这些细微点滴的地方做起。

　　上任之初，王岐山曾对人说：“来海南，我时时告诫自己一句话：千万不能急，急不得，急必出错。”但在省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面对众多委员的提案，他坐不住了，向大会主席要求提前发言，他说：“这么多好材料，说真的我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看完。我知道每个委员上这个讲台发言之前，都是认认真真、思索再三的，多珍贵的送上门来的信息呀！我们各部门、各级领导，尤其是我，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他的话引起会场上热烈的掌声。

　　他认为，海南发展最大的资本就是环境，海南的水、空气、阳光就是优势，海南将成为中国人民未来的度假村。说到这儿，他问代表：“你们信吗？我信！”

　　他说：“海南是中国的宝岛，尽管现在它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有这么一个可爱的祖国，把海南带起来不成问题。你们信吗？我信！”

　　张学忠：

　　用“超人速度”缩小差距

　　甘肃起步　　　

　　在中共十六大上，原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周后，中央任命他为公安部长，调任中央，而接替他出任西南第一大省省委书记的，是原人事部部长张学忠。

　　1943年出生、属羊的张学忠，曾长期在甘肃工作。从最初的兰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一名教员，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出任甘肃省副省长，20多年中，任职从未离开过甘肃。1990年，他出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而当时的书记正是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994年他调入北京，任人事部副部长；2000年12月出任部长。

　　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学忠在人事部期间的工作有高度评价，认为他在任人事部副部长期间，会同有关部门，为初步建立适应各类人才成长的分类管理制度、推行公务员制度的实施、加强人才市场网络建设、探索并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等做了大量工作，组织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事业单位聘用制度暂行条例》等法规性文件。

　　而任人事部部长以来，张学忠积极推动人事工作的改革与发展，组织研究和制定《人事人才发展“十五”规划纲要》，认真抓好“人才队伍、人事制度、人才市场、人事法制、人才部门作风”建设，加大高层次急需人才培养、引进力度，会同有关部门改革军转干部安置办法，成功组织了APEC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和人才战略研讨会等，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好评。

　　西藏经历

　　中组部认为，张学忠具有比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经历过地方和中央国家机关多个岗位，驾驭全局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较强，工作有魄力，善于抓大事，处理问题果断。而对海外媒体来说，张学忠也曾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香港某报记者在西藏采访时，在藏北的基层单位邂逅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张学忠。那位记者的感受是，张学忠深入实际，讲究务实，作风平易近人，言谈生动风趣。

　　在今年1月召开的四川省政协会议港澳代表团分组会议上，张学忠就显示了其幽默才能，他说：“今天老天帮忙，大放晴天，原来的天气预报说是下雨，说明老天都听政协的话。”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会场气氛也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而他表示“星期天打的上班，不用公车”，也成为他到任后四川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在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张学忠专门提到了政协委员提出的“推进公用车制度改革”的提案，明确表示，提案提得好，并建议能有一个单位先搞起来，试点后再考虑在全省推开。

　　他认为，现在的公务用车制度确实有弊端，一些人把公车当作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的政府官员星期天到一个离家5分钟的地方去开会，不愿打的，却给司机打电话让其打的到单位去取车来接送。这种现状是必须要改革了，如果再不改革，将来我们的行政经费开支将是一个无底洞。

　　治蜀方略

　　张学忠还举例说，有一次他随团到国外去考察，当地官员来迎接，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和做了第二天的安排之后，当地官员就让司机把他们送到下榻的酒店，自己转身乘出租车走了。张学忠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场表态：“星期天打的，我能做到这一点。”

　　在与周永康交接的大会上，张学忠向全省高干表态说，到四川这样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西部大省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奉献的机会。他将“扎扎实实为四川人民办实事、谋利益，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在四川省今年“两会”期间，张学忠初步披露了他的治蜀方略。他认为，四川原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是商家必争之地。四川有两点最大的优势：一是人才资源成本低，中专技术学校毕业的，每个月100美元就满意了，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二是四川市场相当大，四川8600万人口，一人喝一瓶可口可乐，就是很大的市场。四川这几年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但要缩短同沿海地区的差距，还需要用“超人的速度”去追。

　　他说，在东部沿海地区加速发展、西部兄弟省份你追我赶的形势下，四川靠什么实现追赶和跨越？关键要做到思想比别人更新，政策比别人更活，工作力度比别人更大。

　　长期从事人事工作的张学忠还特别强调，人才和科技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要努力建设好“三支队伍”，即党政干部队伍、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和企业家队伍。

　　黄镇东：

　　完成“从线到面”转变

　　深感压力大

　　2003年2月11日，是黄镇东由交通部部长职位接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满100天的日子。这一天，他接待了香港报界高层人士赴渝参访团。他高兴地向来宾介绍说：“今天是我来重庆工作的100天，虽然时间不长，但对重庆的感受颇深。”

　　他向在场的人介绍自己说：“我在交通部工作了40年，当部长16年。一个部门干久了，思维难免有一些条条框框，换个工作环境对自己有好处。来重庆100天了，对重庆也有一些了解，我深感压力很大。因为自己已经61岁了，按中央干部政策，我不可能再干很久，如果再让我干十年，我对重庆很有信心。”

　　他还形容从交通部到重庆是完成了从“线”到“面”的转变，交通是一个专业，像一条线，而对整个重庆来说，交通又仅是一小部分，因此，他十分乐意接受这种转变。

　　他透露说，李鹏委员长今年来重庆时对他讲，希望他多培养年轻干部，打好基础，为重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好基础工作。对此他深有感受。重庆历史悠久，有很深的文化积淀，重庆人性格爽快，吃苦耐劳，包容性强；重庆的干部年轻、综合素质好，重庆未来的发展要靠他们去努力。

　　他说：“我这个人比较实在，不喜欢喊口号，我来这里就是要为重庆做好基础工作，实实在在地为重庆做点实事。”

　　先建物流中心

　　在过去的100天中，黄镇东深入三峡库区访贫问苦，走遍渝西经济走廊调查研究。他对香港报界人士披露，去年5月，江泽民主席视察重庆时曾指出：“重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条件也应该走在前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更大的作为。”

　　而通过对重庆的调查研究，黄镇东称，他所理解的“要求重庆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不断增强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促进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二，通过利用重庆“承东启西、左右传递”的区位优势，大力加强与东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整个西部地区的联合与协作，充分发挥中国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窗口”、“桥梁”作用。

　　第三，通过积极探索并切实解决好三峡库区移民、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扶贫开发、生态环境建设等重点、难点问题，着力办好中央交办的这“四件大事”，探索行政管理新路子，充分发挥多方面的综合试验、示范作用。

　　1994年10月，江泽民主席曾为重庆确立了“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奋斗目标。对此，黄镇东认为，构建经济中心的前提是必须变成物流中心，配合信息流，最基础的就是交通建设。目前重庆现有的基础及规划，已具备了物流中心平台的良好条件，初步形成综合运输体系，这在西部城市是最为独特和优先的。重庆市的战略规划是计划在2010年前，基本建成长江上游的交通枢纽、通信枢纽和信息中心，以期最终将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水陆空交通全面推进

　　而谈起重庆的交通建设，曾担任交通部长的黄镇东透露，未来8年，重庆将建成1600公里高速公路，要在目前“一环四射”基础上，达到“二环八射”的格局，总里程达到2200公里。另外，重庆市还将在今后五年新建四条铁路(渝怀、渝遂、万宜、重庆-涪陵-宜昌)，加上现有的成渝、襄渝、渝黔三条铁路和已立项的兰州至重庆的铁路，最终达到“一环八线”铁路，形成“米”字形枢纽框架，成为全国惟一拥有八条铁路的交通枢纽。对于航空运输，重庆在现有江北国际机场的基础上，扩大机场容量。重庆万州机场也将在今年5月通航，还将新建黔江舟桥机场。

　　黄镇东特别强调了重庆在西部独特的水运体系。他认为，长江上游的枢纽港只能在重庆，因此重庆将建成西部的航运中心，通过水陆转换来推动重庆建成物流中心。非常熟悉长江航运的黄镇东还特意强调，建好三峡大坝后，重庆长江航道航运条件将大大改善。大坝175水位，回水可至重庆主城上游的江津，万吨级舰队可直抵重庆，3000吨级的船舶可直驶重庆。

　　香港媒体认为，在重庆“五年打基础，十年构框架，二十年建中心的三大步”战略中，交通建设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而由长期担任交通部门领导的黄镇东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可谓匠心独具，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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