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时传祥

　　[时传祥简介]

　　时传祥，1915年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乡遭遇灾荒，他14岁便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那时的城市清理厕所主要靠人工来做，因而产生了“掏粪工”这一行业。时传祥的工作就是每天用粪勺挖、用粪罐提、用粪桶背、用粪车运，清理城里的粪便。旧北京城的路非常难走，时传祥每天推着送粪的破轱辘车，由六部口到广安门，再到姚各庄、小井一带。他来回二三十里，常常是“一步三歪，步步打转”。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都要每天往返4趟。工钱则少得可怜，一个月挣不到3块银元。他们住的地方更是简陋，13个伙伴跟一头驴睡在一起，即使这样的住所还时常呆不住。他们常常是吃在马路上，睡在马路上，头枕半块砖头，一条破棉裤补了又补，穿了整整8年。

　　在旧中国，城里人的居家生活虽然离不开掏粪工，却又非常瞧不起这一职业。尤其是有钱人，常常把这些掏粪工蔑称为“屎壳郎”。掏粪工不仅受到社会的白眼，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时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有一次，他给京城的一个大律师家掏粪，干完之后想讨口水喝，谁知那家的阔太太竟然藏起了水瓢，盖严了水缸，让女佣人拿喂猫的盆子给他盛了一点水。日伪统治时期，粪霸逼他去日本兵营掏粪。进门的时候，他因为双手推着轱辘车，无法给站岗的日本兵摘帽敬礼，被日本兵用枪托和皮靴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投降之后，城里又住了美国兵，他们开着吉普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有一次竟故意撞翻了时传祥的粪车，撞伤了他的腿。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清除了粪霸等恶势力，时传祥真正感到翻身得了解放。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此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为他们规定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时传祥所在的崇文区清洁队，就有了11辆汽车，清洁工人只需把粪掏好装上车，再由汽车送至郊外。

　　运输工具改善之后，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此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荣誉。1954年，他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还被选为“群英会”主席团成员，同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64年，他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主席刘少奇曾握着他的手说：“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文革”期间，时传祥因与刘少奇的亲密关系等原因受到冲击，被污蔑为“工贼”遭受毒打，于1971年被遣送回山东原籍。1973年8月，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指示立即派人把他接回来治病。他随后被接回北京，于1975年5月19日因病逝世，终年60岁。他去世之前还反复叮嘱，让儿子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称职的环卫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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