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确实非常重要，但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已经53年了，应该说早就是事实上的执政党了，为什么到现在才明确提出要实现这种转变？

　　沈宝祥：事实上，转变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就已经意识到了。

　　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上对党作了一个总体分析。他说，“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对军事、政治比较会，对经济、文化不大会。经济、文化如果不会搞，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建国的时候毛泽东大声疾呼，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怎么办？只有努力地学习。这实际上就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的开始。

　　在执政方式上也存在这种转变。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际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避免政权的周期律的疑问时说，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办法，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也就是要搞民主。

　　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确实比较好地执行了民主原则，国旗国歌的确定等很多事情要经过讨论，有的本身就是民主党派提出来的，当然这有一个背景，当时民主党派有一批有影响有水平的政治家，这非常重要，敢与毛泽东面对面地讨论问题。

　　但接下来的时间里，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遇到了挫折，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是革命党的思维，以阶级斗争为纲，其结果是政治上天下大乱，经济上面临崩溃。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很紧迫的问题摆在共产党面前，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邓小平提出了三大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是向执政党转变的重新开始。

　　1982年，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把共产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并相应地提出要发展高度的民主。后来邓小平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引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是执政党思维的体现。而“十三大”的报告更是有多处提到“执政”二字。

　　到了去年，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样一个命题被再次鲜明地提了出来。

　　所以，看上去好像是刚开始提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一转变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道路很曲折，有前进也有倒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情况，这个问题显得尤其迫切。

　　问：为什么这一转变在现在变得尤其迫切？

　　胡伟：应该说是内外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从外部来看，共产党在各国的执政规律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七一讲话”提出要探讨三大规律，特别是共产党的执政规律。那么规律在哪里呢？我想应该从整个世界政治发展的走势和大的历史脉络中去寻找。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苏共亡党，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是否该从他们身上吸取经验和教训。

　　从内部看，十余年市场化改革的后发效应到现在开始逐渐地显现出来。一方面，是人们从单位人向社会人急剧转变，社会自主性增强，利益结构多元化。

　　另一方面，失业、贫困等问题开始显现，社会矛盾加剧。党内腐败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和蔓延，党员的意识和构成也跟革命战争年代有了很大差别。综合国内、国际和党内的大背景，就需要共产党从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的发展潮流和演进方向中汲取经验教训，来确定我们的走向。

　　王长江：革命党思维之所以在我党成为事实上的执政党之后，依然可以在相当长时期里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选择了计划经济。如同沈宝祥先生所说，事实上，我们在1949年就已经意识到了要转型，但为什么还是照搬了前苏联的模式，即高度集中的体制呢？这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关。　　　　　　　　　　　　　　　　

　　我们曾经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批判它的无政府状态，批判它无法克服的社会基本矛盾———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有财产，都在为自己干，必定导致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生产和社会需求相矛盾，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怎么克服呢？就是要统一起来，按照社会需要制定计划，然后按计划去执行，需要多少生产多少，不会有过剩，也就不会产生危机。这样一套设想就必然要求运行机制是高度集权的，要按指令行事，否则你一个想法，他一个想法，计划便无法执行。

　　这套高度集权的模式和领导革命战争的那一套模式非常相像，也非常相适应。因此，计划经济的观念不改，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不改，革命党模式就有存在的基础。在这一点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充分体现出来了。

　　计划经济是靠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来运行，经济建设也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这跟打仗差不多。但问题是这一套东西行不通，它的动力是靠一种精神，靠一种理念，靠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要搞真正的经济建设，就要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邓小平说得非常明白———“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要实现利益就得交换，交换就得要市场。所以，尽管我们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地搞市场经济，但是没关系，只要承认人们的利益，承认利益的追求是符合人本性的追求，那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必然导出市场经济的结论来。因此，我们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这是毫无疑问的。

　　实行市场经济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逐渐发现，管理这个国家不能用搞革命的那种方法。老百姓统统是没有自己思想的“螺丝钉”，由你去决定让老百姓干什么，不干什么，你去决定老百姓房前屋后应该种什么，那是不行的。要靠人民群众都能动起来，整个社会才会真正得到发展。这样一来，整个社会随着这样一种导向，管理方法就必须变了。后来发现，这种管理在全世界都是差不多的，都得这样办，这才终于弄清楚，执政是有自己规律的，和不执政、和搞革命都不是一回事。

　　与此同时，人们获得了利益，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将导致政治诉求。于是，民主的要求也就高涨起来。所以，这个转型与经济基础发生的深刻变化息息相关。

　　沈宝祥：这个命题的提出是很自然的，社会矛盾增加，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现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与我们是不同的，多种因素促成党必须要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徐湘林：建国以后，我们事实上取得了执政地位，但在整个执政理念以及经验和习惯上仍然沿用革命党那套东西，虽然制定了宪法，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体系，但在执政方面仍然延续了很多在苏区或者根据地的做法，决策中间可能会征求一点意见，但可听可不听。在执行中，一旦一个决策制定下来，马上就会通过各种组织体系进行全社会动员，利用我们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这种动员体制不转变就不能适应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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