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李仲生(首都经贸大学)

　　主持：林 白

　　责编：樊 璇

　　主持人：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由林白为您主持的《海外来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收听过由许多家电视台播放过的，而且引起过巨大反响的纪录片，名字叫《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在这部片子中有一位不知疲倦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给许多观众以及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叫李仲生。在14年的留日生活中，他曾经从家里搬出来，租了一间不足五平米的小屋苦写他的博士论文；他曾经屡败屡战，三次答辩，终于戴上了博士帽；他曾经卷入日本最大的诈骗案，而导致家庭的破产；他也曾经拖累他的家庭，让他们一起历经苦难。而如今他带着自己拼搏14载获得的博士学位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到了北京，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他还带来了他自己的口述自传《没有播出的故事》，今天就请各位听众和我一起来分享李仲生先生的没有播出的故事。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已经熟悉的李先生，李仲生先生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海外来风》节目作客，能不能按照我们的惯例，请您自己向我们的听众简要的作一下自我介绍？

　　李：我叫李仲生，是那部全国轰动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中的主人公，留学日本，14年没完没了的写论文，是攻读博士学位的老留学生，去年底，到我近50岁的时候终于回来报效祖国了。

　　主持人：将近50岁的时候终于回到祖国，开始您的事业，讲讲您现在工作的情况好吗？

　　李：行，我回国以后写了一本书——《没有播出的故事》，为什么写这本书呢？当我回到中国以后，北京老乡对我特别关心，最多一天有60多人把我认出来了。

　　主持人：是您走在大街上被认出来了？

　　李：对，正好有一天我去看张丽玲的妹妹，当时她病了，在一所医院，我上午去的，她下午才做手术，我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医院人不是特别多吗，我在那儿呆着，站了几个小时，所以很多人认出我来，大概有60人左右。

　　主持人：他们会过来跟你打招呼吗？

　　李：他们说你就是李仲生先生吗，我说对，他们就问了很多，说你这个不断拼搏锲而不舍的精神非常感人。

　　主持人：60多人中我想男女老少都有。您想过吗，在国内您已经成了名人。

　　李：这个没想到。

　　主持人：您觉得自己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观众的关注，也许是同情，也许是敬佩，也许是眼泪，也许是支持，甚至也有人有一些些许的责怪，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呢？

　　李：可能还是我执着的精神感动了观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从来不服输的。

　　主持人：从小就这样？

　　李：从小就这样，贯彻始终。

　　主持人：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事儿，就是当时在播出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在拍摄的时候您还没有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当片子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片尾看到出现一行字幕，说本片播出的时候李仲生先生在日本已经通过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你知道吗，当时据说在北京很多观众看到了这样一行字幕都松了一口气，很多人高兴得叫了出来。

　　李：我确实很感动。

　　(音板：今日嘉宾李仲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去内蒙古插队当牧民，一呆就是八年，1986年35岁的他赴日本自费留学，六年以后他获得日本成西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95年他又获得了日本成西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经过三次论文答辩，直到2000年，他终于获得了日本国立千叶大学大学院的博士学位，而后回国，如今，他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任教，是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副研究员，您正在收听的是《午间一小时》周日专版《海外来风》。)

　　主持人：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通过电视，通过这样的节目了解了您，知道您的人很多，去一趟医院就会有60多个人围过来跟您打招呼，问候寒喧，但是我还是希望借《海外来风》节目的时间，简要的再向我们的听众回顾一下您这段日本留学的经历好吗？

　　李：我是在1986年去的日本，为什么去日本？我在内蒙古考过两次大学都失败了，一个是1973年，一个是1974年。

　　主持人：您那时候在内蒙古插队？

　　李：对，这半年很艰苦，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没有年龄限制，这样我就跟我弟弟打电话，由于我弟弟的帮助我就到日本留学去了，当时已经35岁。

　　主持人：35岁，1986年到日本，您当时的打算是怎样的呢？就是为了读书？

　　李：当时我想我都35岁了，不年轻了，我一定要抓住机会。既然上学，我就一直要上到博士为止。

　　主持人：当时就定了一定要拿到博士，不惜代价，不惜时间，而且您真的这样做了。

　　李：对，我义无反顾就这么做的。

　　主持人：根据我们的了解每年大批的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求学，然而这中间有很大比例的人在遇到具体的生活或者求学的艰辛之后，最终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不那么情愿的中断或者彻底终止了自己的学业。

　　李：对。

　　主持人：我想这样的困难是每个人都碰到的，你也是碰到的，只是您能够一直从上个世纪的86年一直坚持到本世纪，或者说上个世纪末，终于完成了您的志向，中间遇到那么多困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动摇过，您也许不用拿到博士，拿到硕士也可以。

　　李：一般来说像我这样是极为罕见的，为什么这么讲？刚才说了日本的生活学习环境都非常艰苦，我上的是私立大学，日本的私立大学一般都在一百多万，120万日元一年。

　　主持人：120万日元大概等于……

　　李：七八万吧，人民币，还不算生活费什么的，不管谁90%以上都是上私立大学，如果考上了回来的很少，还有上专业院校的，为了上学不得不打很多工，每天睡四个小时左右，普通人都做得到的。

　　主持人：您连续十几年的时间里每天都只睡四个小时吗？

　　李：我刚开始睡四个小时，后来每天睡三个小时多。

　　主持人：每天，按科学道理来说成年人一天应该睡八个小时，您睡了二分之一的时间还能够精神旺盛，最后拿到博士学位，真是了不起。讲一下您的情况，因为您属于自费留学生的范畴，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很多人的亲属或者他自己也与此有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尤其是日本吸纳了大量来自中国的自费留学生，以您的体验来看，作为一个自费留学生，他究竟会面临怎样严峻生活的挑战？呆在国内我们确实还是难以想象，就算是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您，我印象挺深的，您好像每天要去削萝卜，好像在北京找到一件削萝卜的事儿也不是挺容易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您在这里描述一下，生活究竟会艰辛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就如那部电视片表现的，还是比他们描述的还要艰辛？

　　李：那个基本比较属实，一共是10集，反映海外留学生艰辛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毕竟学费很贵，所以在80年代，90年代你必须打工，生活费学费等等最低也要200万日元以上，就是14万人民币，一般的家庭除了巨款的以外是不可能支付的，自己打工你还要上学，所以每天不会超过5小时以上睡眠，否则你打工很少无法维持生活，考验是很严峻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现在的留学生也是如此。

　　主持人：即使现在留学去，也要具备这样的条件？

　　李：对。而且日本现在还不一样，日本从1990年以后经济就一直下降，经济始终不太好，处于低弥状态。

　　主持人：就是说泡沫经济，泡沫开始破裂。据说泡沫消除的很大部分正是它曾经繁盛一时的服务业等等，本来这种服务业里提供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可以打工的机会，现在也会丧失。

　　李：对，现在自费的相当少，很困难，比起当年的我还要严峻。

　　主持人：是吗？

　　李：如果没有工作意味着无法生存。

　　主持人：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您都从事过包括削萝卜在内打过哪些工？

　　李：最初是涮碗，也端过盘子，炒过小炒菜，日本料理也做，除了服务行业还在结婚的地方端过盘子，再有就是当过工人，比如面包厂工人，印刷厂工人，还当过搬运工，清洁工，建筑工地的工人，刨地挖沟的铺路工也干过，还有老虎机的服务员也干过。

　　主持人：哦，赌场的。

　　李：最后一份工作是按摩店店长。这个工作是比较轻松的。还有就是白领的，比如在公司给人当职员，或者打电脑，接电话的服务员，也当过日语老师，这些工作比较好，反正先后换了三十多份工作。但是从来没有找正式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两个梦，一个是我的博士梦，一个是报效祖国的梦，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日本就职，这一点我非常坚定，我想有朝一日我博士学位取得以后回国，所以我在去年博士学位取得以后不久，去年三月的时候，我提前四个月就买了机票，我在国庆节回来的，为什么选择这一天呢？因为2000年的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51周年，我很想和祖国一样，有个崭新的开始。

　　主持人：真是令人感动。在日本辛苦了这么多年，而且我们通过电视，所有人看到你那么辛苦之后心里边多少有点希望您最终，哪怕是在日本当地短暂的日子能够风光的过一阵子，然后不论怎样都行，但是您的选择还是很坚定，自己就订了机票无论如何要回来了，这么多年在日本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地或者说不同的写字间做的时候还要不停的读书的时候，难道从来没有疑问过当初的志向？比如要拿博士学位，一定要回国工作，从来没有过犹豫吗？

　　李：从来没有过，我特别坚定，因为我是老知识青年，学的机会不容易，我还想利用我学的，因为我们国家教育比较落后，特别是高等教育人才比较少，我希望能够成为大学教师，我深深的意识到如果没有博士学位，像我年龄很大，在工作上将会很困难，将面临严重的考验，所以我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事实证明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现在你想一个50岁的人在大学里面要没有博士学位，在北京任教基本不可能。

　　主持人：很多人都非常关心您回到北京之后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订了机票回北京之后发生的故事好吗？去医院很多人认出您跟您打招呼我们都知道了，您在北京怎样获得了您现在的工作，过程怎样？

　　李：我在还没有回到北京之前就基本定了，这个片子是在1999年12月20号播出，以后北京电台有一个《你为谁而感动》有这么一个机会，当时邀请了很多人，有特邀嘉宾，去的人挺多的，这时候首都经贸大学一位院长，他当时是系主任，还有叫李至应的，也是留日博士，他们一起去的，之后大概有三个多小时吧，一个大小伙就问，你们有什么感想没有？这时候杨院长就说我很赞成李仲生不断拼搏的精神，我们中国需要这样的人，如果他能到我们学校我们很欢迎，后来主持人又问说李仲生现在没有博士学位，如果他没拿到学位你们也接收吗？他当时犹豫了一下说那我们也要，我特别感动。当时我把片子看了四五片，眼圈都红了，因为他不是为了我的博士学位要我，而是首先就表了态，由于这个原因我要去首都经贸大学，所以等我毕业以后拿到学位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说回到北京就尽快到你们那儿报到，他们说欢迎欢迎。就这么电话决定了，所以我到北京一周之后就到首都经贸大学报到。

　　主持人：那么现在讲一讲到了首都经贸大学，位于北京城东的一所高等学府，开始新的工作，介绍一下现在的教学和生活情况好吗？

　　李：我到了那儿之后，我不是去年十月份回来的吗？我主要搞研究，今年九月份开始让我带研究生正式教学，写了几篇论文，在日本发表了两篇论文，在中国也写过三篇论文，主要搞研究。

　　主持人：具体在哪个专业或者哪个系？

　　李：我现在在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主要是人口经济学。

　　主持人：我们有印象，好像您当初作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人口方面的题目。

　　李：对。

　　主持人：在学校里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会发生类似医院里的情况，大家都认识您，您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李：基本学校老师都认识我，我一去马上就知道。但我除了我们系里的老师，学校的老师我叫不出名，但是他们都是李老师李老师的叫我，我感到特别愉快，所以我感觉是金色的星期三。

　　主持人：金色的？

　　李：很多老师都向我问好，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所以我觉得自己挺幸福。

　　主持人：真是，历尽艰辛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熟悉的环境，在熟悉的环境中人们又先熟悉了你，熟悉了远在异乡，一直怀抱自己的理想艰辛努力的你，真是为你感到高兴。

　　(音板：)

　　主持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会关心这样的问题，因为在那部纪录片中，您的家人，好像很多女性观众对您颇有微词，哎呀，李仲生人不错，但是老婆孩子跟着他是不是太吃苦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家人，夫人儿子怎么样了？

　　李：我妻子还在日本。

　　主持人：没有回来吗？

　　李：没有，她在做两个工作，一个是在一家电脑公司，每天干半天，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在工厂里打小工，也挺艰苦。

　　主持人：她为什么不跟您一起回来呢？

　　李：因为考虑到经济条件还不太好，而且还有一点，我女儿已经考上高中了，她将来可能会去日本或者美国留学，咱们得给她攒点学费。

　　主持人：是这样的。

　　李：我本人也由于当时自费，我负债到现在还没还清。我当时为什么要回来呢？我想我应该回来报效祖国，投身教育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我妻子暂时还要在日本呆段时间。

　　主持人：您夫人真是太辛苦了，我们都觉得她如果能和您一起体验每周美妙的星期三，体验友好的，每个人都在关心她的环境那该多好。她这段时间回来过吗？

　　李：春节回来过，呆了两个多星期。

　　主持人：这两个星期中，您的夫人有没有感觉到异样的气氛，就是人人都在关心你们？

　　李：感觉到了。

　　主持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碰到她的人建议她说别走了，别再那么辛苦，留在北京吧。

　　李：这种说法也有，很多女同志对我有看法是吗？

　　主持人：好像是的。

　　李：这点我的印象也比较深，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在中国电影出版公司，那时候我正准备写这本书，有几个准备考大学的，他们说我们看了片子很感动，特别是为你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所以我们决心再次考大学，我们失败了明年再考，学习这种精神，就是因为这很多原因我写了这本书，后来大约六七个女的，她们碰到我挨个数落我。

　　主持人：为什么数落你？

　　李：说我狠，对妻子不好，家庭观念差，其中有一个还挺激烈的。

　　主持人：可能那几位女同志说话激烈些，但是她们说的您觉得有道理吗？

　　李：道理也是有一些，但是我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因为我年纪本来偏大，我又在打工又在上学，再说我妻子和孩子回来晚了也得给她们做饭，没办法学东西，所以她们晚上睡觉以后我才学东西写字，因为我又要打工，刚才说了我十多年里打了三十几份工，家庭负担就重多了，还要交学费，又要打工又要学习，我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左右，疲乏到了极点，而且我念硕士到博士，最早是五点半睡觉的记录，由于这种原因我和妻子孩子也有矛盾，有时候比如吃饭聊天，我正想论文，她说张三李四我就说电脑，这样妻子就不理解，觉得我不关心她，孩子也很少和我说话，其实当时特定的环境，我妻子看了我的书就知道了，我现在不会到这样了，因为我当时的环境已经到了极限，我已经顾不上了，家庭事业两利确实很难。

　　主持人：对，女同志为您的夫人和孩子鸣不平这种女性的心理我想还是可以理解的，相信您也不会太挂怀。

　　李：对。

　　主持人：不过另一方面我倒真的想了解一下您自从回国之后想必方方面面的人士对您有所关注，也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有许多人是相当崇拜您、佩服您，但是我想也是有人不赞同您，不认可您的说法，您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李：有。

　　主持人：他们有什么意见呢？

　　李：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说傻，说傻的最多，为什么呢？我去千叶大学读完之后又到早稻田大学读完博士后，早稻田是著名大学，我在日本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完全可以一个月挣几万人民币，30万日元是轻而易举的事，别的工作我也能做。

　　主持人：一年就是几百万日元。

　　李：但是我回中国之后当老师只有一千多块钱，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么多钱不挣去挣这么少的钱？说我有点傻。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觉得中国也有人不正常。

　　主持人：怎么讲？

　　李：我觉得中国可能是改革开放，很多人把钱看得很重，拜金主义风行，什么东西我看得很清楚，钱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认为人还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主持人：您感到了回来以后的变化，和从前的不同，1986年您走的时候才35岁，应该说正是青壮年时期，在那个时候离开的北京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且不说现在我们都能看到的景物上的变化，建筑物多了多少，我想更大的变化在于人的内心，在于人的精神，那么就不妨请您来讲一讲，1986年的北京，北京人吧，和您现在碰到的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李：1986年的时候我觉得北京人是比较正常，也比较热情，现在我回来之后好像全变了，人和人交流得很少，人情比较淡漠。

　　主持人：缺失了一些东西。

　　李：对。

　　主持人：有哪些东西您觉得是朝积极方面的变化呢？

　　李：就拿北京来说吧，高楼大厦不说了，国家建设得很快，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水平也比以前提高很多，这给我的感觉真是一日三新，我回北京之后哪儿都不认识了，变化非常大，这一点是比较好的，我是学经济学的，我也深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中国经济年增长速度是世界最快的国家，大概再有40、50年吧，就能超美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也为中国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主持人：这也是令我们所有人振奋的地方。

　　李：对，衡量一个国家最重要就是经济，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完成了特别重要这些。

　　主持人：勤劳的中国人民开始全力以赴的迎接这场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跨越，又有您这样的海外赤子人才回来报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事情出现。

　　主持人：您当年在内蒙插队，那是哪年？

　　李：是1968年到1976年。

　　主持人：有八年的时间在内蒙。在内蒙插队是不是也很辛苦？您觉得这两次插队，一次是土插队——内蒙，第二次洋插队到了日本，您觉得这两次插队的经历上有没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之处？

　　李：有不同的地方，相似是都比较艰苦。

　　主持人：我能问问您哪个更艰苦吗？

　　李：应该说日本更艰苦。我在内蒙古还是挺正常，艰苦的地方比如说吧，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忍耐力呢？我在那儿放了很多年羊，做羊倌，我八九点起来吃点炒米就走了，夏天有时候很炎热，差不多40度左右，从早上出去放羊一直到晚上，不吃不喝，晚上七八点才把羊送回羊圈，这时候我才喝奶茶，吃羊肉，所以一天也很劳累，又渴又饿，那是夏天，冬天最冷的时候是零下42度左右，积雪特别深，大概有两三尺，骑骆驼放羊，特别艰苦，由于这些原因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我后来为什么能吃苦呢？我觉得根源就在于内蒙古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

　　主持人：在日本，无论如何肯定没有可能说骑着骆驼遇到暴风雪或者酷热，但是您为什么还是觉得日本比它更艰苦呢？

　　李：比如我七点钟到家吃点东西，八点钟我可以舒服的休息，在那地方点油灯嘛，偶尔还可以听听广播看看报，生活不是太紧张，也不是每天轮着放，有休息。

　　主持人：至少放回来可以好好睡一觉。

　　李：对，在日本就不同了，刚开始是四小时，后来是三小时多，最长的时候是五年多，没有一天天亮前睡过觉的，这个确实很疲乏。

　　主持人：对，我觉得不可思议，要是短时间的撑一下好像还行，长期这样熬夜对人来讲好像已经超过了可以承受的极限。

　　李：对，在日本我跨度还挺大。在中国八小时，在艰苦环境下三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也能承受。

　　主持人：真是这样？

　　李：真是这样。

　　主持人：这是相似方面，都很艰苦，日本还更艰苦一点。那么不同的方面呢？在内蒙插队和日本插队您觉得最大的对于您个人的影响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都锻炼了您刻苦的意志，前者还为后者奠定了基础。但是从收获角度来讲或者从人生体验来讲它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区别何在呢？

　　李：我在内蒙，那时候性格比较开朗，我也干过很多工作，也站岗放哨，修过羊圈种过菜，有休息的时候，不是那么忙，有时候也到公社或者什么地方跟朋友见面，总之愉快的事情还挺多的，心情也比较开朗，有时候在大草原放羊唱歌什么的。在日本就完全不一样，生活完全改变了，老是高度紧张，没有什么欢快，我只跟我妻子去远游过一次，就是大阪三天，后来再也没去过远游，勤工俭学，而且思想特别紧张，不像在内蒙那么放松。

　　主持人：这么长时间可能您是最辛苦的，每天就三四个小时，但是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您的夫人和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和您吃苦，您在心里是不是也有歉意？

　　李：是有歉意，当时我一直选择打工，很少和她们说话，确实也是有歉意的，但是我还想补充，我读博士风险是很大的，日本的文科博士基本只有10%的可能性，100个可能只有10个，最新的数据是13.4%。

　　主持人：就是说想读到博士风险都很大。

　　李：90%都拿不下来，白读了。但是我死在日本都要拿到学位，当时我就是这种想法，再一个我为什么到早稻田呢？我觉得咱们国家需要这样的学位，因为咱们国家尤其是知识经济的今天，需要一些高新技术的人才，这样的教育需要高学位的，读学位本身就是异常艰苦的过程，是吧？我认为国家和家庭更重要，我想在中国的时候特别重视事业，在日本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咱们国家特别需要人才，所以要读完博士学位回祖国报效，人都想着自己的小家庭，家庭主义，不想国家，那国家就没希望，我是这么看的，所以读到后面，越读到后面我越这么想，我的导师两个美国的两个日本的，都是博士，他们都站得很高，希望我能够回到中国当大学教授，因为中国教授多可以带出一些人才，对我寄予厚望。所以也对我有很大影响，我自身视野比较开阔，我是这么看。

　　主持人：您的妻子和孩子是否理解您了？彻底理解您的想法了？

　　李：可能还是不太理解，因为她从家庭考虑，确实，从家庭来讲我是不合格的男人，这一点我也承认，但我想将来妻子回国之后会好得多，以后我家庭和事业都要考虑到，但是当时背景不一样，不能脱离当时背景来看，当时我睡三小时觉，那么忙，所以家里顾不了，妻子让我这儿玩那儿玩我从来不去，但是今天她再回国，我有这个条件了，我什么都不干也陪着她。她这次回来我就这么做的，她回来两个星期我就很少写论文了，一反常态，出去商场或者去买东西，我看她心情很好，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

　　主持人：真是太好了，我们真心的希望李仲生先生工作之余也能为家人，对她们也能更多的照顾一下，确实很多观众看了很心酸的。说起来李先生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做这期节目是挺有意思的，您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该说是不陌生的，应该说颇有渊源，能不能讲一下以前您跟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渊源。

　　李：我小时候在月坛西街小学上学，离这儿很近，大约两站地，当时小时候我身体挺好的，有一次教我声乐老师是白老师，她说李仲生你唱一首歌，我就站起来唱，唱的声音挺好听，她听了说将来你应该搞音乐，后来过了不久白老师在我们全校数百个学生里选了20位尖子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考试，我那天就参加了考试，结果考上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弟弟。从此我每个礼拜天都到这儿来排练了，唱很多歌。比如什么金色的童年，什么让我们荡起双桨，很多歌，那会儿还有钢琴弹，沈老师教我们唱歌，一到那天我就特别高兴。

　　主持人：那是多年以前可爱的星期天，李先生和他的弟弟到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团员在这里荡漾起你们金色的歌喉，而今天，在我们星期天播出的节目里面，您又成为我们节目的嘉宾，真是给人一种沧桑感，但又感到非常有意思。

　　李：对。时光稍纵即逝，转眼就40年了。

　　主持人：最终您没有成为一个歌唱家或者音乐家，但是您成了一个靠自己努力拼搏而成为的经济学的专门人才——博士，我们也觉得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由衷的为您感到高兴。

　　主持人：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下一步在国内的发展的计划？

　　李：可以，我下一步发展的计划是准备写几本书，第一本是中国人口变动经济发展，为什么写这本书呢？因为咱们国家研究这方面很少，首先我要谈的是人口经济，人口经济是人口和经济交叉的学科，中国80年代起到现在只有20年的时间，很多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所以我很希望在这方面作研究，弥补空白，第二就是写一本人口经济学，因为以后我要带学生，带博士生，主要是人口经济学方面，再有就是我想写一本书是中国和日本经济比较，为什么写中国和日本经济比较呢？我觉得中国比如在50年代与日本基本同属一个规模，后来日本发展很快，中国就因为改革之前有些政策的失误，比较曲折，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速度快，我要作一个比较分析，从1949年开始一起到现在甚至到将来，100年左右。这样也有所借鉴吧，想得挺多的，除此之外就是想带几个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

　　(音板：在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里》，有一位留学日本14年，苦苦攻读博士学位的老留学生，他锲而不舍，挑战生活的经历令许多人动容，如今他终于能够如愿以偿的回国报效，今天的《海外来风》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没有播出的故事》，这里是《海外来风》。)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夫人现在还在日本为将来孩子读书作一些积累，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您自己的女儿再到日本留学，您是否忍心再让她吃您吃过的苦头，您舍得吗？

　　李：舍得，我觉得人有一段这样的经历非常好，因为时间并不是那么长，实际在日本很多人也能适合，只是短暂的，据我所知很多中国留学生到日本以后，日本大学四年特别艰苦，但是因为他年轻，又有专业知识，所以不少人就可以找工作，找工作生活就很优裕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主持人：现在您的女儿在国内是吧？

　　李：对。

　　主持人：最近好像刚刚参加了中考，是吧？

　　李：对。

　　主持人：考得怎样？

　　李：考得中等吧，510多分。我见了她的校长，校长说问题不大，一共八个志愿嘛，都是普通高中，最次也能到第三个志愿，还可以。

　　主持人：女儿回国以后有什么感受她跟您说过吗？

　　李：有些感受，刚刚回国也有些困难，因为在小学四年级就去日本，到中国语言都不行，学习特别差，各方面特别艰苦，根本不行，当时也非常苦恼，她也挺顽强，跟我有相似之处。

　　主持人：遗传。

　　李：她也是拼命的赶拼命的赶，本来是班里最后一名，后来赶到中等了，老师都说不容易，才一年多就能赶上去，她在外国呆了六年，这么多年中文没学她都能赶上去，老师都说不容易。

　　主持人：李先生我想问您，从现在来看，您当初去日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您立下的志向已经实现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您是彻底的成功者，那么回首留学的生涯这么多年您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李：未了的心愿？

　　主持人：对，或者有些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您觉得您并没有做到，很遗憾，有这样的事吗？

　　李：我比较遗憾的就是经济不好，到现在我还负债，比如搞研究，我经济不足，就导致那个，但是关于这事我还想说一点，因为我妻子在那儿，我当时投入400万日元是我们全部财产，最后人民币只剩一两百块钱了，全没了。为什么我投入呢？将来我想和几个朋友一起办私立大学，当时中国还没有私立大学，为什么办私立大学呢？我很想让像我这样的年龄，就是老三届的这些能够上学，我有好多朋友都希望上学，但是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都是上山下乡，99%上山下乡，他们失去了求学机会，现在下岗的特别多，等等，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很多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没上到学，有的流眼泪，我记忆犹新，所以我说有能力就办一所大学，所以我投资了，但是失败了，我也有些遗憾。

　　主持人：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对您对您的家人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倒真是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它本身是诈骗性的事件嘛，有无可能获得任何方式的补偿？

　　李：后来退回来13%，第一次10%，第二次3%，这个诈骗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正好也赶上了，而且我是这次诈骗案中最引人注目的人，为什么呢？上当受骗的两万多人，这里有三百多个会员，而我是年龄最大的会员，当时我45岁了，而且我又是千叶大学国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所以有人说奇怪，像他这种年龄，说傻是不傻的，这么大年龄，还在国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主持人：你说了我们才知道，您还有这样的梦想。

　　李：对，我有一个梦，我的生活比较节俭，吃喝玩乐都没有，我唯一的喜好就是买书，我在日本买的不下300多万，合人民币差不多20多万吧，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叫申宝丁，这个地方有旧书店，137家书店，我每个星期，每个月都去一次两次，我这种时候老去那儿逛。

　　主持人：现在的藏书肯定是你们家最宝贵的财产了。

　　李：对，我们家现在最大的财产就是这个，别的什么也没有，很多书都是我带回来的，全托运了一回。

　　主持人：在今天这个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此刻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此刻是第一次知道您，但有很多此刻已经熟悉您，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都非常关注您，在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李先生想对我们的听众说点什么吗？

　　李：我想说人生本身就是一个追梦的过程，寻梦的过程，特别是人处于逆境的时候，都要锲而不舍，不断拼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较高的境界，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

　　主持人：谢谢李先生，谢谢！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还有一段小花絮要介绍给大家，当初这部纪录片的摄制人张丽玲女士当时将编辑好的李仲生先生的故事交到了他当时供职的日本大仓公司沙赖先生手里，本来是想给公司一个交待，尽管这位沙赖先生他不懂汉语，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沙赖要求公司所有部门的领导都要看这部纪录片，那位沙赖对看片的人说，片中的人的收入是你们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但是请你们看看他那张脸，是那样的平和，安详，这是我见到的最美好的脸，这是一张能让战争平息的脸，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但是在他的脸上写着对生活的自信，现在我们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精神，像这个中国人一样的精神，这是一位日本人对仲生先生的评价，此刻李仲生先生就坐在我的旁边，在他的脸上仍然是那样的平和，闪耀着一种精神的光芒。好，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林白代表编辑樊璇，制作人卫东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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