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巨大影响的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苏珊·桑塔格最近推出的新作《他者之痛》，是继1977年她的名著《论摄影》之后又一本关于摄影评论方面的专著。桑塔格是国际知识界的大明星，坚定的左翼人士和女权主义者。她一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波黑内战期间，她亲往萨拉热窝十余次进行考察。桑塔格的观点一贯尖锐犀利，锋芒毕显。观者的特权与他人的痛苦

　　《论摄影》一书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摄影批评界的一本圣经，而桑塔格对于摄影的思考也始终没有间断。从新作《他者之痛》的书名中，我们已经能知道，这并非是对于摄影的泛泛之谈，它探讨的是影像反映出的人的痛苦与观看影像的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部新作中，桑塔格的声音仍旧毫不妥协，和以往一样，她并未给问题妄下定论，而是不断地促使人们思考她所提出的问题。与《论摄影》不同的是，《他者之痛》将审视的焦点集中于与战争影像有关的问题。“我们能用眼皮遮住眼睛，我们的耳朵却不能打开通向感知的门”，桑塔格谴责那些“不冒任何风险的老手们，他们将反映暴行的影像仅仅作为景象来消费”，“他们竭尽所能让自己不被感动”。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摄影的见证已经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各类灾难影像的庞大的档案库，以至于人们不再会对反映战争的惨烈影像感到惊奇了。在人们经受苦难的地方，一定会有摄影机的存在。但是这种号称记录真实的媒介是值得怀疑的。影像在一个经过人为选择的框架里，画面被从一个真实的空间抽离，它能传达和反映的真实的信息是有限的。

　　在《论摄影》中，桑塔格曾指出：“媒体对于暴行影像的过度展示，已经使人们变得日趋麻木，削弱了他们的同情心。”而在这部新作中，桑塔格的观点已经有了变化：“正如摄影的影像会激起人们的同情一样，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削弱人们的同情心——真的是这样吗？过去我曾经相信这一点，而现在我不再能够肯定，证据在什么地方呢？”桑塔格认为，当今电视节目的泛滥反而凸现了摄影的静止影像的价值，因为电视影像最终只能使人感到厌倦和疲惫，而照片上静止的影像却更能使人记忆。

　　在书的结尾，桑塔格尖锐地指出：“(用摄影机)讲述现实似乎已经变成一种为了让人感到惊讶的猎奇行业。它企图把一小部分生活在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地方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的眼光加以普遍化，而在这个富有的部分中，新闻早已转变为一种娱乐……它假设每个人都是观众。而且它向人们暗示，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的苦难。但是依据这些人的眼光来判断世界是荒谬的，他们拥有值得怀疑的特权，这种特权就是成为他人的苦难的观众……这些新闻的消费者们，他们对现实中的战争和集体的不义与恐怖其实一无所知。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远离真实的战争，而对他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东西早就习以为常。”

　　桑塔格写道：“摄影既不能弥补我们对于历史的无知，也不能揭示苦难的根源。也许这些影像唯一能做的是提请人们去关注，去学习，去检视强权如何造成巨大的苦难，去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影像呈现出的那一切？谁该为此负责？这是能够宽恕的吗？它是能够避免的吗？是否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程度？”摄影的道德与伦理之争

　　现代艺术围绕着伦理和对艺术自身的社会功能的审视，进行着永不停止的争论，在这中间，摄影作为一种号称与现实最贴近的媒介更是处于焦点之中。拍摄战争灾难的摄影者及其作品更是争论的焦点。

　　而即使是一个记者或摄影家的专业态度有时也难以驱散自我良心上的责难。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因为拍摄反映苏丹饥荒的《饥饿的小女孩》，而获得了1986年普利策奖。他在苏丹见到一个因为饥饿身体极度虚弱的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物救济站爬去，而一只鹰此时飞落在她的身后，正对着她虎视眈眈。卡特选好了角度，按动了快门，他赶走了那只鹰，之后坐在树下，放声痛哭。因不堪忍受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卡特在获奖后一个月自杀身亡。生前他曾谈到自己的工作：“我不得不从视觉的角度思考问题。在给一个死人拍近景时，我要去摆弄他浸在血泊中的制服，死者的脸是灰色的。我要拍照，但我心里在喊‘上帝啊！’……”

　　玛格南图片社的创建者之一、英国著名摄影家乔治·罗杰曾到解放后的纳粹集中营去拍照，面对成千上万堆积如山的尸体，罗杰感到从美学角度去考虑如何拍摄这一悲惨的景象是可耻的，他中断了自己的工作，去非洲拍摄野生动物。

　　20世纪缔造了无数知名的战地摄影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成为人类见证历史的眼睛。但他们回来的时候，并不宣称自己是英雄，他们曾经站在就发生在自己眼前的灾难前面，唯一能做的只是用相机记录下人类的苦难与罪恶，他们是带着内心深深的自责与无能为力回到和平之中的。战地记者中不乏功利之徒，但仍旧有像罗伯特·卡帕和唐·麦库林这样伟大的摄影师将人类的同情与受难注入这种残酷的见证之中。

　　当前进行的美伊战争直播(就像直播世界杯或者奥运会一样)，也许是人类影像记录历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至于这个开端是值得欢迎的还是应该诅咒的，人们尚不得而知。不过整个世界的真实与虚幻变得更加混淆，电视、电影与现实的区别已经越发含糊。电视号称在记录历史，但这历史恰恰是被抽离被伪造被以各种名义加以歪曲的。任何人都可以对影像加以自己的处理和剪辑，让它为自己的名义服务。这就是影像的美妙与可怖之处。

　　关于影像及其社会功用的争论，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定论，如同现实本身一样，它永远处于矛盾之中。(谭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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