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报前线记者中不乏女性，但恰恰就是这些柔弱的肩膀，却担负起战地报道的艰巨任务。透过她们独特的眼光和笔触，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即将被卷入战争的女性。在战争面前，命运并不对她们特意垂青，有时性别甚至决定她们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其实，她们渴望生活，就像喜欢放在枕边的泰迪熊；但她们同样有各自的立场，甚至在必要时拿起冰冷的冲锋枪……

　　战争让女人更坚韧

　　本报驻科威特记者洪漫

　　在科威特的女记者当中，与我相交最深的是路透社摄影记者史蒂芬妮。初次见到史蒂芬妮是在2001年的8月，我到科威特后参加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人高马大”的史蒂芬妮背着与她极为“相称”的照相机，在记者堆里格外扎眼。

　　女记者：性别决定她们比别人付出更多

　　在以后的每次活动中，我都能碰到史蒂芬妮，也渐渐地与她成了好朋友。她今年40出头，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阿拉伯语让她在科威特如鱼得水，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几年，在记者圈里也“打”出了名气。除了拍摄新闻照片外，她还为科威特的大家族拍摄婚礼等喜庆活动的照片。

　　这些工作让史蒂芬妮每天从早忙到晚，甚至要牺牲掉休息日和睡眠时间。不过，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丈夫跟她分了手，说无法忍受和这么一个“工作狂”生活在一起。另外，由于常年要背负沉重的摄影器材，史蒂芬妮的颈部和腰部等部位受到了严重损害，每天早上弯腰提鞋都要费半天劲。

　　我带史蒂芬妮到援科中国医疗队所在的医院，让她试一试针灸等传统的中医疗法。来自国内的张医生向她详细介绍了人体的各个穴位和针灸所能取得的效果。史蒂芬妮认真听完之后，表情一本正经地问张医生：“有没有可以让我再爱一次的穴位？”大笑之后，我仍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一丝的无奈。

　　眼下，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00多名记者进驻科威特，采访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打击，女记者加起来也有二十多位。她们和男记者们一样，进军营，看演习。一旦战争爆发，女记者们也会随军上前线，用手中的笔和相机向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世界。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无论走到哪里，朋友都关心地问：你什么时候撤离科威特？我回答说：我会坚持到最后。他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不怕吗？虽然每次我都会干脆利落地回答说：不怕！但平心而论，也有害怕的时候。记得有次在观看美军在沙漠中演习的时候，碰到过法国著名电视记者帕特里克，当时的他在镜头前镇定自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在采访另一次军事演习时不幸被坦克撞到，不治而亡。

　　但“怕”不是女性的“专利”，我认为，同样作为前线记者，我们与男同胞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女军人：我们不需要特殊照顾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曾几次进入美国军营，采访军人们的生活。一个印象就是：女兵真不少！

　　记得有次我和分社其他几位记者开车去北部伊科边境采访，路上正碰上近百辆军车驶过。我们注意到，开着硕大卡车的司机几乎全是女军人。在位于科威特沙漠的美军基地里，女兵们和男兵们一样住在帐篷里，参加同样的训练，忍受同样的枯燥生活。不过，女兵们基本上从事联络和后勤等工作，不会直接参与战斗。

　　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报告表明，到2月下旬，共有3.7万余名女军人部署在海湾地区，约占美军部队的6.8%，而且海陆空共有数百种工作向她们开放。报告还引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的话说：“她们忍受着同样的生活条件，承担着同样的职责和责任……她们的表现符合职业要求，既没有出现摩擦，也不需要特殊照顾。”

　　在军营里，女兵们依然保留着女性特有的生活气息。虽然从外表来看，女兵的帐篷和男兵的帐篷是一样的，但里面的陈设明显有着“闺房”的味道。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旁摆放着亲人的照片，枕头边是国内寄来的时装杂志，当然也少不了泰迪熊这样的毛绒玩具。

　　对于这场即将开始的战争，她们有自己的看法。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苏珊年仅18岁，去年10月份随军来到科威特。她说，她很珍惜这段军人经历，但她不喜欢沙漠里的生活，不喜欢军队里的饭菜，不喜欢每天无时不刻都要带着防毒面具，而且时常会想家。

　　另外一位名叫阿莱希娅的28岁女兵则对我说，她平时通常坐在计算机前工作，能有机会到沙漠中来训练感到很有趣，但她不喜欢乘坐“黑鹰”直升机，讨厌螺旋桨转动的噪音。作为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坦承：“我不想被卷入战争。”她说，战争无可避免会造成伤亡，而她不想看到父母失去孩子，孩子失去双亲沦为孤儿。

　　女市民：照旧忙炒股

　　尽管科威特政府三天两头地向市民发出警告，让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应对有可能发生的任何危险局势。科威特女子却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平静，照旧忙着“相夫教子”，忙着争取政治权利，忙着炒股，过着一如既往的生活。

　　就在2月28日，科威特股票交易市场还开设了专门面对女性股民的交易大厅。这是海湾地区的首家女子交易厅。对热爱炒股的科威特女子来说，这可是个好消息，从此她们也能像男性一样走出家门，在股票交易所从事股票交易。

　　女子交易厅位于股票交易所大楼二层，从那里可以俯瞰一楼大厅的全貌。交易厅里摆放着几十台电脑，女股民可以通过电脑连线进行交易。银行家法特玛·巴德尔对我说，以前她只能在家里看股市行情，当她听说有热门股票时，打电话给她的经纪人，但有时候却联络不到他，所以常常让她错失良机。“现在可好了，我可以随时到这来自己操作了。”

　　面对战争，科威特妇女不仅显得很从容，而且还很有勇气。52岁的纳比拉说，1990年伊拉克大举入侵科威特时，因为男人外出会有被抓的危险，所以一向很少出门的她不得不代替丈夫和兄弟出外采购和办事。“这次不同了，”她说，“这次战争会在伊拉克境内爆发，而不是科威特。”她的话代表了大部分科威特妇女的心态。而且，她们普遍认为，有这么多的美国大兵在这里，境内还部署了那么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

　　记得有次采访时看到一个打扮得极为时髦的科威特少女，大约十七八岁的年纪，英语也说得极为流利，精致的手机上还有一张美国国旗的贴画。我和她闲聊了几句，最后问她，如果战争爆发，她会怎么办？她干脆利落地回答：“stay and fight?选(留下来战斗！)”

　　战争不关照女性

　　本报驻加沙记者周轶君

　　我保留着一页发黄的剪报。那是1995年《参考消息》上一则几百字的报道：从波黑战场回来的女记者们应邀出席一个研讨会，讲述各自经历。听众“失望”地发现，战争中的女记者并没有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因性别遭遇特殊困难。

　　“战争并不区别对待”，一名女记者说。

　　战争并不区别对待，即使在爬电线杆时

　　收藏这张剪报时我上大学二年级，一心向往战地生涯。六年后，我成为新华社现驻巴以地区唯一的女记者，在炮火中品味着“并不区别对待”的含义。

　　导弹划过窗外、子弹与石头满天飞、倒塌的房屋、丧失亲人的哀号……一切纸面上的东西活在眼前。今年1月25日午夜，以色列军队大规模进入加沙，先是炮声隆隆，枪声不断。打开电视，医院里满是流血的人。突然，窗口白光一闪，一声巨响。“导弹！”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数次经历空袭，这个声音并不陌生，但仍然止不住惊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我问自己，为什么非要来这里？

　　可以说，我是哭着喊着非要到巴勒斯坦地区当记者的。作为女性，我关注人性在战争环境中的表现，坚信在战乱频仍的巴以才有真正动人的故事。没有人会立即对一名女子怀有戒心，如果非说战争有区别对待的化，那就是性别反而成为我接近采访对象的优势。

　　去年年底，听说第一个在巴以冲突中丧生的巴勒斯坦少年杜拉，他母亲刚刚产下一名男婴。我到她家采访时“长驱直入”，见到了正在喂奶的母亲——巴勒斯坦妇女是不见陌生男子的。经历丧子之痛，又迎来新生命的母亲百感交集，毫无保留地向我倾诉。一名自杀袭击者的母亲，害怕遭到以色列“集体惩罚”，处处提防。面对同是女性的我，她却摘除头巾，坦诚相见。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用干枯的手紧紧抓住我，领我看60年前她出嫁时戴的头饰，那是难得一见的文化遗存。犹太人圣地“哭墙”下，曾经遇见一名执意教我如何祷告的犹太妇女。还有犹太定居者家庭，向我敞开大门。

　　当然，也碰上过非要我“走开”的事情。一次去加沙地带南部难民营采访。当日凌晨，以色列军队大举进攻，在那里打死8名巴勒斯坦人，摧毁近10栋民房。到冲突现场采访、拍照是家常便饭，我没多想，抓起相机就去了。

　　在一堆碎石瓦砾上，看见一名西方女记者，围着一块暗红色头巾。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没带头巾。仗着天天在巴勒斯坦人面前晃悠，我总觉得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带头巾的我。实际上，除了采访“哈马斯”的活动我乖乖穿黑袍、带头巾以外，“宽容”的巴勒斯坦人从来没介意过我的装扮。

　　废墟旁的一座清真寺遭到严重破坏，四壁洞开，一群巴勒斯坦人正在清理碎石。一名巴勒斯坦警察力邀我进寺拍摄。刚摁了几张，一把大扫帚横到镜头前。“出去！出去！这里是清真寺！”抬头一看，一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横眉立目挡在跟前。没带头巾！我自知理亏，便好言相劝：“我是来拍摄以军罪行的！”小伙子不依不饶，“这个样子怎么能进清真寺！”警察赶紧过来打圆场，拉我走掉。

　　这确是我在战地首次遭到“驱逐”，大部分情况下，只是招来好奇的张望。我“悲哀”地意识到，自己在拼抢新闻时，全然忘记女性的身份。然而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穆斯林国家，环境又常常提醒自己——你是个女人。一次拍摄葬礼场面，必须站到一家店铺屋顶俯视。没有楼梯，其他电视台、通讯社的男记者们攀电线杆子上去了。我犹豫了一下，把心一横，蹿将上去。一时间，嘘声四起，一千多个等着看出殡的男子全都仰起头来。待我爬到房顶，下面掌声雷动，大家似乎忘了葬礼这回事。

　　战争中的女性，她们渴望生活

　　18岁以上的以色列女性公民必须服一年半兵役。但是，和其他国家女兵不同，以色列女兵可以佩带首饰、留长发，仍然保持女性特有的魅力。第一次见到19岁女兵玛雅时，立即被她精致的项链吸引。在以色列检查站值勤的她面无表情，神情严峻。听到我夸她的项链，脸上顿时由阴转晴。女性天生喜欢与同伴讨论穿衣打扮，女兵玛雅也不例外。她说，自己不愿在寒风中握着冰冷的冲锋枪。“这不是生活，”她说。在她看来，生活应该是音乐、朋友和自由。“瞧这军装，我喜欢彩色的衣服”，她嘟囔着。从项链开始，她告诉我许多故事，包括军营里的“秘密”恋爱。几次经过检查站，她都跟我开玩笑“带我走吧！离开倒霉的军队！”以色列是全民皆兵的国家，玛雅也明白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但是，作为女性，渴望享受生活的女性，她们不得不参与战争。

　　我们也有争论。“你向别人开过枪吗？”我问。“没有，没有！”她急忙否认，“为什么记者都怕我们呢，我们不会伤害你们啊。”巴以冲突至今两年多来，已有8名记者死在以色列士兵枪口下，伤者更多，其中不乏女性。“可是，记者们明知是战争状态，为什么非要靠近呢？外面下雨我们为什么非要出门呢？”她反问。我和玛雅，两个走进战争的女子，见面是朋友，但谁知道，有一天她是否不得不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我呢？战争中的女性，同样各有各的立场。

　　总是考虑自己，就拍不出好照片

　　一名曾经在巴以地区工作的男记者对我说，那种环境下最可怕的不是子弹，而是精神压力。每天目睹流血牺牲，每天超负荷工作，心情可想而知。他靠大声唱歌或开快车发泄，“有时真想跳楼”，他说。男性是“百炼钢”，女性是“绕指柔”，后者承受孤独的能力也许更强些。我的排遣只是几滴忍不住的眼泪。

　　也许都是“自艾自怜”吧！西方记者早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心理上的，不再“区别对待”自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CNN)著名女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普雷不乐意被称为“战地女记者”，她坚持说自己就是“记者”，同任何男性一样坚韧勇敢。

　　29岁的露西·尼古拉斯，英国自由摄影师，向法新社、路透社提供照片。老板不同意派她到巴勒斯坦拍照，她就利用假期自己过来。2002年8月在巴勒斯坦拍摄的照片，使她得到第二年正式在这里工作的机会。尼古拉斯外表纤弱，白里透红的脸上有几颗小雀斑。要不是端相机走路时急步流星的样子，很难说她和我想像中英国庄园里弱不禁风的少女有什么区别。

　　当我问她，是否认为女记者在这里很特殊？她说，我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总是考虑自己，就拍不出好照片了。-

　　年近半百上前线

　　本报巴格达特派记者张兰华

　　一位年近半百的女性，自愿报名参加新华社赴伊拉克报道组，在旁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我的想法十分简单：一是，我一直期望有机会重返巴格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有幸到巴格达留学，自1981年回国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过；二是，过把记者“瘾”。当驻外记者是我多年的愿望。记得一位朋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他说：“在新华社，如果不当记者，就称不上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者。”我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一直还没有在分社当记者的实际体验。既然机会来了，就不能再错过。所以，当国际部去年10月份就伊拉克危机报道提出详细的报道预案，并在部内招募“应急报道组”成员时，我报了名。

　　来到巴格达已一个月有余。报道组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大家都在竭尽全力，争分夺秒地努力工作，都想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及时、客观、真实地告诉国内外那些关注伊拉克局势的读者或听众。我们每天都被新的动态、新的事件、不同的人物刺激着、追逐着，就像上满了发条的闹钟，从早忙到晚停不下来，也舍不得停下来。更何况，总社编辑部的各种约稿和要求、媒体的电话采访追踪，也“逼”得你不得有任何懈怠。当然，即便这样，我们知道还是难以满足编辑部的要求和读者的需求，稍有疏漏，编辑部催稿的文传、电话会马上打到分社。每逢此时，我真恨不得自己再多长出两只手。

　　我是学习阿拉伯语的，在伊拉克采访恰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无论是外出采访，或去商店购物，或餐馆里吃饭，只要能够接触到伊拉克老百姓，我都尽可能地主动与他们交谈，了解情况，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伊拉克具有7000年悠久的文明历史，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给生活在两河流域的伊拉克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这里原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之一，原本可以走在中东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前列。

　　但我现在看到的巴格达，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在世界上电脑已成为十分普遍的办公和通讯工具的时代，伊拉克移民局办理延期手续的办公室内，竟然没有一台电脑，查阅档案依然沿用一页一页翻查卷宗的传统方式；十八九岁的孩子看到带有显示屏的数码相机，第一反应竟然是把耳朵凑过去听；多数人不知如何通过E-MAIL进行联络或通过上网调阅信息；电脑和网络信息的运用只是集中在少数政府部门和国家研究机构，普通家庭电脑拥有率不到10%。

　　就是这样一个成年遭受战争和封锁之苦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外界隔绝了13年的国家，却拥有我所见过的最淳朴的人民。早已习惯了这种战争与封锁阴影下生活环境的他们，依然保持着生活的热情，让我不禁觉得命运为何对他们是如此不公！

　　我们是为报道战争而来，但我确实不希望这里再次发生战争。记得，在一次国内媒体电话采访中，对方一个十分年轻的声音在问：“张老师，您到伊拉克后，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稍稍停顿一下后才说：“在这里，我每天都能接触新的东西，都有新的感受和新的收获，要说感受最深的那就是不希望这里再次发生战争，应该让伊拉克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一样，享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不是堂皇之词，的确发自我的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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