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美国总统布什将在华盛顿时间1月28日晚向国会，同时也是间接地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发表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说，布什将在演说中阐述他的内政计划，并论述伊拉克局势和反恐怖主义斗争。

　　国情咨文是美国各大电视网在晚间黄金时间现场直播的为数不多的总统演说之一。这使国情咨文比过去更加引人注目。在100多年时间里，国情咨文曾经并不是由总统亲自发表，

而是以书面报告形式送交国会。

　　发表国情咨文的传统可被追溯到1790年。那一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按宪法要求，发表了当时被称作“年度咨文”(Annual Message)的报告。宪法第二条第三节规定，总统“应不时向国会报告国情，并将他认为必要和适宜的方案提交国会审议”。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在他的《总统的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of the Presidents)一书中写道，这段“针对美国总统的平常的文字，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变成总统驾驭与国会关系的一个基本手段和发挥国家领导作用的有力方式”。

　　华盛顿及其继任约翰·亚当斯是按照独立前在英国国王统治时期的方式，通过盛大隆重的礼仪亲自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但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感到这种过份的排场与新生的民主共和国极不相称。他讥讽地称这种做法为“御座上的演说”，并以呈送书面咨文的形式取代亲自演说。杰斐逊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此后100多年期间，年度咨文都以书面形式送交国会，而不是由总统宣读。

　　在最初几十年，国情咨文大多是总统想要国会通过的长串议案清单，通常反映出时代的主旋律和建设年轻共和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直到内战(1861-1865年)之前，国情咨文往往涉及来自内部的对联邦的威胁，即建国先辈们的一个主要担忧。韦恩·菲尔茨(Wayne Fields)在他富有影响力的《妙语相连：总统雄辩史》(Union of Words: A History of Presidential Eloquence)一书中写道，在这一时期，年度报告“当然主要都是关注联邦关系如何脆弱的问题”。

　　此外，年度报告也涉及国际局势和美国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西半球的地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詹姆斯·门罗总统1823年送交国会的反对欧洲干涉美洲国家事务的年度咨文。门罗在其咨文中直接针对当年欧洲列强写道：“因此，出于诚恳和本着美国与列强之间业已存在的和睦关系，我们必须宣布我们将把列强将其制度延及本半球任何地区的任何企图视为对我们的安宁与安全的威胁。”在此后几十年中，历届总统常常通过援引门罗主义，显示美国要让本半球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决心。

　　在大动荡时期，有些总统借助国情咨文阐述自己对当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的看法和未来前进的方向。他们的演说所针对的不仅是国会议员，而且也是全体国民，是整个世界，有时甚至是历史时代。在内战这个对国家本身的生死存亡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威胁的时刻，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写下了也许是冠所有总统咨文之首的最雄辩、最令人难忘的年度咨文。

　　林肯总统于1862年12月1日发表咨文时，国情显然不佳，内战仍然胜负难卜，南方邦联反叛势力的失败还远未成为定局。但是，林肯肩负起了时代赋予的重任。他以自己典型的风格直切正席卷整个国家的这场斗争的核心，向全体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阐明了人们所必须做出的根本抉择。他写道：

　　“平静的旧日的信条已不适用于天翻地覆的今天。今天的局势危难重重，而我们必须肩负起历史的使命。面对前所未有的局势，我们必须有新思维、新行动。我们必须解放自己，而后解救国家。同胞们，我们不能逃避历史。我们，本届国会和本届政府，将不可避免地被载入史册。”他接着写道：“给奴隶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我们所给予和保留的同样光明磊落。我们将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丧失人间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其它的手段也许会取得成功。但是这一手段不会失败。这条道路是明了、和平、宽大和正义的，遵循它，必将获得世界永久的赞赏和上帝永恒的祝福。”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这是“所有最雄辩的年度咨文之巅……深刻而灿烂"。

　　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恢复了100多年前由华盛顿和亚当斯率先开始的总统亲自发表国情咨文的做法。他俏皮地说，“由总统宣读自己的咨文很可能要比由一名办事员读得好得多”。这位以倡导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组织——著称的双任总统利用这一机会发表了主要集中讨论国内政策的议题广泛的演说。威尔逊亲自宣读国情咨文的决定具有先见之明。当时，美国正处于电子大众媒体革命前夕，很快，广播和二战后出现的电视就将总统带入了美国百姓之家。虽然多数美国人没有听到威尔逊的声音，但是他的形象通过无声新闻片变得家喻户晓。

　　随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32年当选总统，美国人也将习惯于从广播里听到总统的声音，在新闻片中看到——此时也能听到——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发表的年度咨文是他最经久不衰的演说之一。面对欧洲熊熊战火，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他说：“我们追求安全的未来，在那时我们期待有一个建立在四项基本自由基础上的世界。第一是普天下言论和表达自由。第二是普天下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普天下……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项是普天下……没有恐惧的自由。”在同年12月7日突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在国会两院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向日本宣战。

　　1945年，年度咨文开始被正式称为国情咨文。随着二战结束后电视机和收音机销售量的激增，国情咨文即将成为不仅广播而且电视的一个固定内容。林登·约翰逊总统认识到电视向广大民众传递总统信息的巨大效力，因此把历来在午间发表的国情咨文改为在晚间电视高收视时段发表。

　　约翰逊在当年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时说：“现在，1965年，我们的国家开始一项新探索。”他详细全面阐述了被称为“伟大社会”的国内改革纲领，即一个消除贫困和使所有美国人的民权都得到保护的社会。虽然多数历史学家并不认为他的报告言辞雄辩，但报告反映出约翰逊的全面构想及主导当时美国社会的自由化气息。他的演说继承了美国一代人的进步主张——从30年代初的罗斯福“新政”到60年代初约翰·F·肯尼迪的“新边疆”。

　　罗纳德·里根于1982年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则指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方向。里根在这个演说中详细阐述了勿庸置疑的保守派施政方针，不仅使之指导内政，而且主导外交。他说：“在州和地方社区选民的权力被剥夺长达总共50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把这些权力和资源交还给他们。”里根对联邦政府在美国政体中的有限权力做出新的诠释，这一诠释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连观点与里根大相径庭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他的一篇国情咨文中也曾发出过如下名言：“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里根在1982年国情咨文中以大部份篇幅阐述的是国内政策，但他并没有忽视对外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他说：“在过去10年中，虽然我们力求通过克制和通融政策调和苏联的力量，但苏联人却毫不松懈地增强军力。为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必须展开一项重大计划以增强我们的军事力量。”他接着说，“认清苏维埃帝国的本质是一个出发点”。

　　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国情咨文的电视转播，特别是移到晚间黄金时间转播，改变了国情咨文的根本性质。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政治学家保罗.C·莱特(PaulC.Light)说：“随着听众范围从华盛顿环城公路内扩展到环城公路外，国情咨文已从时常是空洞的政策演说演变成一项重大的游说宣传，可以这么说，国情咨文的主要听众如今是美国选民和更广泛的海外听众，而不是美国的国会议员。”

　　毫无疑问，这将是布什总统在1月28日发表国情咨文时的情形。虽然内政需要将是演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国内和海外观察人士都将密切注视总统对伊拉克问题以及美国总体外交政策的论述。(信莲)